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27：惠州的跟進_風聞

到現在為止，在我所説的珠江口東岸地區創新網絡中，惠州都是一個從屬的、跟隨者角色，沒有發揮他應有的作用。雖然惠州市號稱電子信息產業在廣東省僅次於深莞居第三位，但在深莞惠合計接近3.5萬億人民幣的電子信息產業總產值（無法得到ICT產業鏈的總營收，只能以這個數據代之）中，惠州只貢獻了4000億，佔比不到12%。

但惠州市有11347平方公里的空間，超過深圳+東莞的2倍，東岸地區最大的想象空間在惠州。

一

瞭解惠州的人都知道，惠州的改革開放，其實是自1992年小平南巡之後才真正開始的。1991年，國務院批准英荷殼牌在中國沿海地區建設大型石化項目，1993年，惠州市成功使該項目選址惠州大亞灣。由此吹響了惠州改開的號角，當時惠州市甚至喊出了“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的口號。

雖然，整個1980年代的惠州，也有部分港台製造業進來投資，但其總體規模不能跟跟深圳、東莞相提並論。東莞的總量可能相當於深圳的一半，而惠州市可能連東莞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到2018年，惠州累計批准設立的港資企業才8千多家，而1997年之前，這個數據可能不到1000家。

這其中，港資企業在惠州也有經營頗為成功者，如紡織服裝行業的裕泰針織、大進製衣（其主要產品即“真維斯“品牌系列服裝）等，而台資則在陳江鎮形成聚集。其中只有零星的電子廠。

惠州電子工業的最初發展，很大程度上不是上述零星的港台工廠進來帶動的，而主要是地方國企TCL的異軍突起。

TCL的前身是一間生產磁帶（利用香港技術）的中外合資工廠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華南工學院畢業生李東生就是1982年大學畢業後到這間工廠工作的。1980年代後期，惠州市整合該公司和其它幾間小型國有電子企業，轉而生產電話機，設立TCL通訊設備有限公司，當時TCL一舉成為全國最大的電話機生產企業。

1991年李東生被TCl外派負責上海分公司（營銷），幹得不錯，深得TCL當時總經理張濟時的青睞，1995年，張濟時退休，李東生成為TCL集團董事長。1996年李東生操盤收購位於蛇口的香港陸氏王牌彩電，進入彩電領域。1997年全國一場彩電價格大戰，只有廣東三虎康佳、創維、TCL和青島雙雄海爾、海信，以及四川綿陽孤狼長虹活下來，李東生和TCL已然成為中國家電巨頭之一。

TCL的崛起使得惠州在短短几年內電子工業產值接連跨越中山、廣州、珠海、佛山而緊銜深圳之後，1997年已位居全省第二，並進入全國電子工業五強城市。

1997年李東生率經營團隊與惠州市政府簽訂協議，開始5年的“授權經營、增量獎股”的國有資產授權經營試點（所謂“阿波羅計劃”），2001年授權經營結束時，TCL國有資產增值率高達261.73%，TCL以629萬台“王牌”彩電的銷量登上了彩電行業領先者的位置。李東生及經營團隊由此成為TCl的大股東之一。2004年1月，TCL實現整體上市，李東生擔任董事長、CEO。

2003年之後，中國家電產業已開始走向衰落。TCL進入手機業務又做得不成功，在海外的收購（法國湯姆遜）成為財務黑洞。2006年李東生與深圳政府深度合作，在深圳財政資金支持下上馬華星光電面板項目，2009年建成中國首條高世代面板線。自此，TCL的業務重心事實上已轉向深圳。

正如在1990年代南海石化項目停滯不前的時候，TCL帶領電子工業幫助惠州撐過難關一樣。在TCL進入發展瓶頸、重心轉向深圳之後，南海石化項目卻柳暗花明。1998年2月16日，全國最大中外合資石化項目一一中海殼牌南海石化(惠州)項目框架協議在荷蘭海牙籤訂，之後2000年10月28日，中海殼牌石化項目合營合同在北京正式簽訂，標誌着項目正式落户惠州。

2006年，石化和數碼兩大產業總產值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75.2％，大亞灣成為“中國石油化學工業園區”，惠州市成為首批“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基地”。

2009年，中海油惠州1200萬噸/年煉油項目投產，是當時中國首套單系列最大、專門用於加工高酸重質原油的煉油項目，也是國際上第一座集中加工海洋高酸重質原油的煉廠，標誌着中海油惠州煉油化工一體化基地格局基本形成。

2020年4月，埃克森美孚廣東惠州乙烯項目正式開工。埃克森美孚投資約100億美元，建設160萬噸/年乙烯等裝置。

2020年，惠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用8-10年打造石化能源新材料和電子信息產業兩個萬億級的產業集羣。

如果您看了上面的內容，會感覺惠州的產業及經濟發展，是獨立於珠江口東岸地區的自我發展。如果您指的是石化產業，確實如此。但如果説到電子產業，則肯定不是事實真相。

事實上，除了TCL之外，惠州還有德賽等地方電子企業成長起來。

而深圳和東莞的電子信息產業在本地成本抬升之後，都有向外溢出的情形，而惠州是重要的承接地之一。

其實在2001年之後，就開始有零零星星的深圳電子企業開始在惠州建立工廠，尤其是電池製造等高污染的產業。2008年之後，一些著名企業如比亞迪等開始在惠州佈局，而東莞的企業則開始溢出到鄰近的博羅縣龍溪、園洲、石灣等鎮，在博羅的臨莞諸鎮形成集聚。東莞的製鞋企業則開始和港台製鞋工廠集聚在惠東縣的吉隆、黃埠地區。

一些大型廠商則選擇在靠近深莞的地區設立他們的製造基地，比如聯想電腦早在1998年就在惠陽建立其華南製造基地，而將其華南總部和研發中心設在深圳。韓國三星電子則早在1992年就在惠州建立其首家工廠，2006年則在關閉其天津工廠之後，將惠州作為其在中國主要的手機制造工廠，2018年三星電子惠州工廠曾居於中國出口額第15位，出口額達579.3億人民幣，加上在中國大陸的銷售額，成為惠州兩家總產值超千億的電子企業之一。

2008年和2015年的兩波深企外遷潮，都有深圳著名ICT公司將其生產基地外遷惠州，如伯恩光學在2008年開始進軍惠州，2019年在惠州實現產值378億元，其已在惠州佈局秋長、永湖、三和、淡水、良井5個生產基地，總投資超過500億元，其中良井基地佔地1.5平方公里。

而深圳中集集團則在瀝林鎮斥資20億元建設新能源汽車關鍵零部件智造基地；此外深圳正威集團則投資150億元在博羅設立新材料製造產業園，在博羅縣石灣鎮建立銅產業鏈。

在上述的基礎上，惠州才可以宣稱其電子信息產業形成了數據和信息技術服務、超高清視頻、5G智能終端、智能網聯汽車、新能源電池等5大優勢產業鏈。

2021年3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公示了25個先進製造業集羣，其中廣佛惠超高清視頻和智能家電產業集羣成功入圍。在廣東省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十四五”規劃中，新一代電子信息、超高清視頻顯示等4大戰略性支柱產業將惠州列為核心城市。而工信部公示的三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中，惠州共有26家企業上榜。

二

在珠三角，惠州一向有愛“搞搞震”的名聲，喜歡玩大的，搞大項目。所以惠州有大的企業，但卻缺乏像順德、南海那樣巨大數量的中小企業和豐厚的產業生態基礎。有人説這跟客家人族羣文化不愛做生意缺少創業精神有關。也許未來惠州的產業基礎仍會是大企業在惠州進行佈局並建立產業鏈。這需要惠州進行良好的產業空間規劃，以承接或吸引產業鏈進入。

惠州近20年來一向強調以石化與數碼（其實是電子信息產業概念，但過去為了把彩電這個主要產業函括進來，所以使用“數碼“這個詞，從未來趨勢看，電視機連上互聯網後，已經是毫無疑問的電子信息產業）為兩大支柱產業。但與石化產業集聚在大亞灣石化工業區（在國家級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內，規劃為27.8平方公里的石化園區）不同，其電子信息產業佈局則十分分散，並沒有形成像東莞松山湖那樣品牌知名度的產業空間。這種狀況到2010年才開始有所改變，但迄今為止，惠州電子信息產業的產業空間戰略仍是不那麼清晰的。

2010年惠州市作出的一個重大決策，是將原本只有12.9平方公里的國家級仲愷高新區擴容到309平方公里。

惠州市仲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最初是1992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全國首批56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一，當時批准面積8.8平方公里，主要是位於惠州市區西南郊惠環街道的一片可開發用地。惠州市以之作為發展科技產業的主要平台。

仲愷高新區設立之後，入駐的兩個重要企業，一是TCL，另一就是三星電子。其中1996年6月，TCL的彩電生產主體TCL王牌電器（惠州）有限公司入駐。

2003年惠州市政府對仲愷、惠台、松山、平南四個工業園區進行整合，實現“一區多園“戰略，面積擴大到12.9平方公里。

2010年2月，惠州市委、市政府出台《關於進一步推動惠州仲愷高新技術開發區發展的決定》，面積從12.9平方公里擴大到309平方公里（後又擴大至530平方公里），管轄兩街三鎮（陳江、惠環、瀝林、潼湖、潼僑）、4大園區（仲愷高新科技產業園、東江高新產業園區、惠南高新科技產業園、中國留學生創業基地），擁有市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和縣(區)一級的行政管理權限。

2010年惠州市同時委託新加坡邦城公司主持編制了《惠州仲愷高新區總體規劃》。該“規劃”定義仲愷高新區為“珠三角以電子信息為主的先進製造業基地，珠三角東翼生產性服務業創新中心、惠州市城市副中心、粵港澳休閒度假勝地及綠色農產品基地、環境優美的山水低碳新城”；產業定位則為：“構建以平板顯示、LED產業、移動互聯網產業、新能源等主導產業為基礎，以數字裝備、醫療電子、軟件工程、文化創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以研發孵化、總部經濟、現代物流、休閒旅遊等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新型產業體系，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

在其“區域產業發展協調”部分，則強調“惠州主城、仲愷高新區、大亞灣經開區三城鼎立，構建產城一體的金三角格局”。在其“快速交通”部分，則強調與惠州主城區的聯結。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規劃，難脱“貪大求全”之嫌，且無論是產業及空間規劃，還是交通規劃，都太侷限於惠州市內，“以我為主”，而不是放在“深莞惠”經濟產業一體化的框架下思考問題。12年過去，其不成功性應該是很明顯的。

到2021年，仲愷高新區完成地區生產總值763億元（後來這個數據變更為808億元），佔惠州市總量4977.36億元的約16%；規上工業總產值2955.2億元，規上工業增加值535.2億元，電子信息產業完成產值1811億元。這一組數據倘若放在其自身的縱向對比，或者放在惠州各區縣對比，似乎尚可，但是倘若放在它以如此之好的區位優勢情況下，卻仍未能實現高速發展，也未能將惠州市的電子信息產業有力拉昇（惠州市希望在仲愷高新區的帶動下，實現2020年電子信息產業產值超過5000億的目標）的角度來看，實在沒有什麼令人興奮的。

當然，也有人指出，倘若將之與深圳市坪山區作一對比，似乎也不能對之過於苛責。坪山區總面積168平方公里，2009年設立坪山新區，與2010年仲愷高新區擴容時間相當，2017年1月設置坪山區。其2021年地區生產總值也不過801億元，規上工業總產值也未超過2000億元。

仲愷過去5年裏遇到的重大挫折是三星電子的撤出。三星電子（惠州）於2017年在惠州實現銷售收入超800億元。但就在2019年，三星電子就公開表示了它將從惠州和中國大陸撤出，遷往越南“河太北”地區。到2020年，三星電子就關閉了它在中國惠州、蘇州、天津等地的4間工廠。當年三星電子在越南實現的出口額為511.8億美元。

三星電子撤出，是由於其智能手機在中國市場的潰敗。它對仲愷高新區完成自己的ICT產業鏈之努力，是一個沉重打擊。在此之前，三星電子供應鏈上一些企業，已呈現出向仲愷集聚的良好勢頭，成為深莞惠ICT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惠州及仲愷也對三星電子寄望甚殷，希望在三星電子的基礎上，進一步吸引韓國企業在惠投資，併為此爭取到了國務院批准在仲愷設立“中韓產業園”。

據有關報道，2017年12月，國務院公佈《國務院關於同意設立中韓產業園的批覆》，中韓（惠州）產業園被確定為全國三大中韓產業園之一。次年，潼湖生態智慧區被確定為中韓（惠州）產業園6個核心組團之一。中韓（惠州）產業園起步區位於潼湖生態智慧區國際合作產業園，規劃用地面積約12.7平方公里，其中建設用地面積約9.6平方公里。但隨着三星電子的撤出，此一計劃顯然變得十分尷尬。

**“仲愷高新區”現在需要的可能是，重新檢討自己的產業及空間規劃。最值得它對標的應該是東莞松山湖科技園區。**下一篇我將重點論述之。

三

2021年，惠州市在其石化產業已經比較穩定發展的同時，表達了想要重振其電子信息產業的雄心。

2021年1月，惠州市出台了“貫徹落實《廣東省發展新一代電子信息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羣行動計劃（2021-2025年）》工作措施”的文件，提出到2025年，以建設“全國5G泛智能終端和零配件製造基地”為目標定位，將惠州建設成為國家重要的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集聚區，產值規模超過6500億元。

2021年11月，惠州市第十二次黨代會正式確認打造珠三角東翼新增長極、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目標，並確立“2+1”現代產業集羣和“3+7”產業園區的產業發展戰略。

所謂“2+1”現代產業集羣，即指加快發展石化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產業兩大產業集羣，培育生命健康產業。

所謂“3+7”產業園區，即集中優勢資源和力量打造“3+7”工業園區，成為招商引資的主要載體、產業集聚的重要平台。其中，“3”是指優化提升3個國家級園區——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仲愷高新區、中韓（惠州）產業園；“7”是指聚力建設惠城高新科技產業園、惠陽（象嶺）智慧科技產業園、惠州新材料產業園、博羅智能裝備產業園、龍門大健康產業園、大亞灣新興產業園、廣東（仲愷）人工智能產業園等7個千億級工業園區。

惠州政府如此表現出近年少見的戰略清醒，是值得肯定的，其對產業政策的清晰梳理，也甚為難得。但是正如我在《從珠江口東岸ICT產業鏈視角看待惠州電子信息產業集羣未來發展》一文中所提出的，惠州電子信息產業是珠江口東岸ICT產業鏈網的組成部分，而且並不是這個生產網絡的主導者角色，而是跟隨者、生產者角色，不能脱離這個網絡來談惠州的電子信息產業發展。

現在的問題是，珠江口東岸這個世界級ICT產業鏈目前正面臨產業升級轉型和價值鏈重組的挑戰，或者説，全球ICT產業鏈面臨的兩大變局：其一是美國主導的中美科技“異同”（歐洲、日韓台等很可能也加入進來），最主要的表現就是ICT產業鏈，極有可能的是全球ICT生產網絡分割成“中國生產網絡”和“非中國生產網絡”兩個部分，外資企業（包括台資）為非中國市場生產的部分將做出選擇；由政府主導、依靠國企的中國價值鏈將加速形成。其二是在ICT產業鏈中，智能手機這個過去10年裏最大的增長發動機正在降速，熱點正在向AI、智能汽車、物聯網、數字經濟等領域擴散，新的增長發動機正在浮現之中。

這兩大變局對珠江口東岸帶來的影響將會很大。原有的鏈主企業正在進行各自的產業轉型，尋找新的增長點，而它們也要因應“中國生產網絡”的運行邏輯的巨大改變，調整自己在國內的生產佈局。珠江口東岸地區由於核心引擎深圳的成本過高，導致整個產業鏈從核心高成本地區流失，在未來的“中國生產網絡”中可能面臨着以上海為核心引擎的長三角地區的巨大競爭壓力。

面對此一挑戰，需要加強東岸三個城市之間的產業政策、空間政策協調性，共同應對大變局。也即，相對成本窪地的惠州和東莞需要與深圳一起，準確判斷產業技術升級方向，賭贏這一把，做大做強珠三角電子信息產業在國內的主導地位，避免在內循環的邏輯下，珠三角被長三角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