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病毒共存”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邏輯錯誤_風聞

“與病毒共存”首先是美西方提出的，一方面是他們文化裏面有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作為理論支撐，是與病毒共存被社會大眾能夠接受的心理基礎，尤其以英國首相説的“我們必須準備失去我們的家人”最為直接；另一方面是因為美西方個人主義至上，使得他們確實不能夠實現有效隔離防控，政府只能以與病毒共存作為妥協方案。此方案在美西方已經造成幾百萬人的死亡，香港一度也陷入病毒泥淖，所有的與病毒共存的國家、地區都是以大量的人口消失作為代價的。這一點與我國自古生命至上的文化觀念相忤悖，所以自疫情初始我們就嚴格執行社會面清零，並且效果卓著。

 但是國內始終存在於病毒共存的聲音，並且還是很關鍵位置的人員多次提出，他們的根據就是我們人類到目前為止還極其少數的消滅了某一種病毒，我們始終是與大多數病毒共存的，所以我們遲早必須與新冠病毒共存。其實這種説辭是非常不嚴謹的，有着巨大的邏輯錯誤。這種説辭是典型的大前提錯誤推導出錯誤結論的邏輯荒謬！

首先我們是不是始終與病毒共存，與什麼樣的病毒共存，在什麼樣的範圍與病毒共存？沒有被消滅掉的病毒就可以定義為我們與該病毒共存嗎？埃博拉目前沒有被消滅掉，是不是就應該定義我們始終在與埃博拉共存？既然要與埃博拉共存，為什麼陳薇博士還要研發醫藥消滅它？解放初期，麻風病在國內肆虐，我們同樣採取的就是隔離措施，很快就得到控制，我們與麻風病這種極為兇險的病毒共存了嗎？我們是在與感冒病毒共存，是的，那是因為感冒病毒沒有強大的致死率、傷害率，從生命至上的角度來説並不矛盾，因為感冒的確較小的威脅到生命安全。但是，無論從德爾塔還是奧密克戎的致死率還是後遺症來説都是我們不可接受的，那我們還能和這種病毒共存嗎？當然，在短時間內我們可能很難徹底消滅新冠病毒，那也要限制這種惡魔在極小的範圍內與我們共存，而不是讓其如風肆虐全國，因為我們的文化基因是不認可這種結果的。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史也是與各種病毒抗爭的歷史，自有文字以來就有與病毒（瘟疫）鬥爭的記載，我們目前的防疫政策是我們祖輩屢試不爽的有效方法方式，這也是中華民族始終是全球最大人口基數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望與病毒共存這個偽命題不要再誤導我們防疫抗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