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了為什麼不生孩子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朱秋雨

近日，隨着各省市陸續公佈《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人口調查數據，備受關注的出生人口和自然增長率出爐。

已公佈數據的22個省份中，廣東省出生人口最多，共計118.31萬人，河南省、山東省緊隨其後。

9個省區出現人口負增長，包括山西、河北、湖北、上海、江蘇、湖南、內蒙古、重慶和黑龍江。

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與五年前的峯值——2016年1786萬的出生人數，相差700萬。

我國2016年至2021年出生人口變化（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與十年前2012年的7.43‰相比，下跌明顯。

與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趨勢相伴的，是結婚年齡的迅速延長。

多地經歷了初婚年齡進一步“上升”。以安徽省為例，據其民政廳的最新數據，2021年，安徽省結婚登記平均年齡為33.31歲。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判斷，“當下的中國正處在百年人口大變局的前夜。未來兩三年內極可能迎來中國人口增長由正轉負的重大轉折”。

生育率低，一定是件壞事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田豐告訴南風窗，在生育問題面前，我們不僅要關注人口總量、生育數量，還要充分考慮人口質量、人口結構。

他還指出，人口調整有窗口期。抓緊時間提高人口素質，也許比催生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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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字

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有段著名的論述：“生孩子以維持社會的新陳代謝是一句通盤的話。所謂通盤的話是因為這裏並不指定誰得生孩子。”

但他隨後寫道：“從具體的個別例子説，實在並沒有一定要生孩子的道理，可是，生育既是一件損己利人的事，若是社會不把這件事作為通盤性的責任，社會完整也就乏了保障。誰不願把這責任讓別入去擔負，自己優哉遊哉地逍遙於為子女做犬馬的劬勞之外？”

費老的話扼要地説明，生育長期在中國社會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在強調個體自由的新一代年輕人面前，承擔“通盤性責任”的人越發減少。

一個最明顯的數字，是國際通行的總和生育率：2.1。

這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考慮到死亡風險，平均每對夫婦需要生育約2.1個孩子，才能讓兩代人之間人數相等。

最新數據表明，當下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3，這一數字，是國際學術界認為的“極低生育率”水平。

歷年來中國女性總和生育率（圖源：網易新聞）

連續十多年人口負增長的日本，總和生育率約1.4。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於今年提出概念——中國人口已經步入“零增長”階段。

在這一階段，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負100萬人。而在2021年，全國僅新增78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0.34‰——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跌破1‰。

田豐對南風窗分析，中國學術界早在2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人口拐點”的概念。但今天問題的關鍵是——“中國人口拐點下降速度過快，比預期早，給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比預期要大”。

在公佈的一系列數據中，田豐認為，一孩生育率最值得重視。近年中國一孩生育率鋭減，“如果不願意生一孩時，二孩、多孩就更不可能”。

如果不願意生一孩時，二孩、多孩就更不可能

一孩生育率與何相關？2019年底發佈的《生還是不生？來自16萬人的生育調查》中指出，主力育齡婦女大幅減少是當前出生人口大幅跳水的重要原因。

《報告》指出，1987年至1992年， “出生人口從峯值2529萬大幅降至1875萬，導致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2013年達到高點1.72億後迅速下降，2018年降至1.62億人”。

田豐則認為，在過往的經驗裏，20歲至29歲是黃金生育年齡，只有在這一年齡段結婚生子，女性才有可能多孩。但現在，人們的初婚年齡往後延長，同時帶來一大重要變化——生育結構的改變。

這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息息相關。“從某種程度而言，我國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減少、路徑窄，導致了新一代的年輕人在人生的各個階段競爭過盛、被迫內卷，”田豐説。

“在‘內卷’時代，人們教育年限延長。而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奔向更好的生活，自然要壓制生育慾望、犧牲黃金生育年齡，率先實現個人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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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文化

極低生育率背後的社會心態是什麼？提出“低生育陷阱”概念的學者魯茨提出三個分析機制，認為低生育率國家如果缺乏政策干預，出生人口會因這些“自我強化”機制持續減少。

一是人口學角度。隨着人口負增長慣性，潛在母親數量的減少將導致出生人口持續降低。

二是社會學機制，即年輕一輩受父輩低生育率的影響而降低生育意願。

最後一個機制為經濟。低生育國家往往伴隨人口老齡化，在社會帶來的悲觀經濟預期下，年輕人不願意生育。

（圖源：電視劇《82年的金智英》）

田豐對南風窗表示，這些年，中國社會一大變遷的表現是：生育文化在家庭、代際之間的衝突。

“中國有傳宗接代的生育文化傳統，但這種生育文化如今不再流行。我身為70後，習慣了家裏有幾個小孩的環境。但80後、90後呢？他們認為一個家庭一個小孩才是正常的，取而代之的是‘生育恐懼症’‘養兒無用論’。”

生育文化的變遷，在田豐等社會學家看來，對生育率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曾在受訪時建議，中國要構建新型婚育文化，首先要提振20至44歲青年人的生育信心——“加強適齡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

不過，即使生育與社會文化、經濟環境密切相關，並不意味着低生育社會是不可逆的。多個被低生育困擾的歐亞國家進入21世紀，都經歷了生育率的回升。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曾在2016年的一篇學術論文中，將這些國家分成四類。第一類是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 1.3 以下的極低水平，此後小幅回升至1.5左右，例如日本、德國。

2021年3月，德國共迎來65903名新生兒，創下23年來新高。根據德國的家庭福利政策，新生兒父母可享有共14個月的“帶薪產假”，雙方可以自由分配產假時間，休產假的一方每月可獲得300至1800歐元的“父母津貼”

第二類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曾從 1.2 左右的極低水平大幅回升到1.6至1.8的較高水平，如俄羅斯、愛沙尼亞等——上述趨勢與國家經濟密切相關；第三類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本來就較高，但近年也在回升，如法國、英國。

第四類國家包括亞洲國家韓國、新加坡，它們的總和生育率回升勢頭較弱，一直徘徊在極低水平。

根據韓國統計廳發佈的《2018年人口動向調查出生·死亡統計暫定結果》，2018年韓國去年合計出生率為0.98名，這意味着韓國女性在育齡期(15~49歲)生育的平均嬰兒數還不到1名（圖源：視覺中國）

各國生育率隨着各國家庭政策的頒佈而變動，但效果不一。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教授吳帆總結：歐洲各國的家庭政策基本都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內容，“對工作—家庭平衡的支持、對兒童發展的支持、對育兒家庭的財政支持”。

田豐則表示，低生育率的中國社會，很難與其他國家的舉措一一類比。

“舉個例子，我國不孕不育率近年升高，這並非中國人不想生，而是生不了的問題。而對於這一羣體，我們缺乏輔助措施。”

田豐坦言，目前學術界仍未完全弄清楚阻礙中國年輕人生育的原因。

“我們應該先判斷，究竟是年輕人打心底不想生，還是生育成本過高阻礙了其生育慾望，亦或是結婚年齡的延長讓其錯過生育。”

日劇《我，到點下班》中，女主從職場女性角度表示：有了孩子以後女性容易收到母職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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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總量不是唯一標準

鑑於目前的生育政策難以短期起效，現階段是時候討論的“元問題”是：人口負增長，一定是壞事嗎？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低生育率是未來中國最大的人口風險。按照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他預測，“三百年後中國人口將鋭減至2800萬上下。”

“為防止出現過於嚴峻的人口虧損問題，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中國需要樹立 ‘人口儲備’的戰略意識。” 穆光宗強調。

田豐告訴南風窗，理解一個國家的人口問題，不止觀察人口總量，還要觀察該國的人口結構。

“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後，我國的年輕一代大多數為獨生子女。而老齡人口卻隨着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而持續增長。目前，中國已整體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中國已整體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他代表了學術界另一派的觀點，認為人口總量並非衡量人口問題的唯一要素。中國適度的人口規模，田豐認為，只要人口總量和經濟發展相互匹配，足以支撐我國養老事業和社會穩定即可。但在這個階段，提高人口素質變得重要。

他分析，從社會養老角度來看，我國從“養得起”到“養不起”，有一個大約兩代人的時間窗口期——這中間關乎經濟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的過程。

因此，“要有高素質的人口提高生產效率，提升社會整體生產水平，支撐社會的養老成本。”

一個需要思考的命題是，我們的教育如何跟得上後工業化時期經濟發展的需求。

田豐多年致力青年農民工和青少年文化的研究，曾為“幹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寫過一本名為《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的書。在他的調研裏，很多像“三和大神”一樣貧窮家庭的小孩有一個共同心態：“他們不再相信教育改變命運，不再把高考當做人生最大的希望，甚至在高考或中考前就失去了奮鬥的目標”。

教育也需要跟上後工業化時期經濟發展的需求（圖源：電視劇《小歡喜》）

他因此主張，未來的教育改革應向貧窮家庭的人羣傾斜，通過教育給予他們期許，讓其堅信接受教育是一種改變命運的手段。

田豐告訴南風窗，現在有兩個不同的戰略選擇。一個是在接下來的窗口期，人口數量保持在較高水平，達到能夠養老的人力資源水平。另一個則是在人口規模下降情況下，個人的生產效率大幅提高，支撐起沉重的養老成本。”

但他認為，個體是否生育受生育文化影響很大，很難改變一代人的想法。

“我們要做好低生育率下經濟發展轉型的長期準備，尋找讓1個人的生產效率，等於1.5個人的辦法。” 田豐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