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新聞學院最愛沈從文的教授走了_風聞

秦志希教授（1948.10~2022.4）

謹以此文緬懷我的導師秦志希教授。謝謝您，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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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志希，湖北鄂州人，1948年10月生。按照傳統的説法，他是舊社會過來的人。這之後，是小學、中學。中學讀完，文化“革命”了，沒得大學上，輾輾轉轉，1970年應徵入伍。

很多年後，他如此回憶：“我在部隊被人與人之間的那種真誠友誼、被那種積極進取競爭的意志、被那種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和強烈的集體榮譽感所震撼、所感動。它成為我後來人生中最美好的記憶。”

因為歷經滄桑，後來有機會讀書，秦志希就十分珍惜，1972年，他進入武大中文系深造。

彼時，“文革”尚未結束，知識無用論瀰漫，但秦志希拼命地讀書，“還記得在武大的工農樓複習功課，時值夏天。武漢的夏天是很難受的，温度很高，蚊子也很多，當時沒有空調，連電扇也是稀罕物。我們幾個人將電燈拉到樓房的平台上，常常看到夜裏12點鐘。當時並不覺得難受，只是覺得很愜意。當時也並沒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沒有想過將來要做出什麼成績。那是一種很自在的心態。”

秦志希並不是死讀書，他還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在校期間擔任了武大學生廣播台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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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大中文系畢業後，秦志希留校任教，並在職取得碩士學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頗有心得。

他身上文人氣息濃厚，有老莊思想印痕。他對學生説，做人有兩種意味：一種是“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情懷，視界廣遠，抱負宏大，神情高邁。另一種則是身處低位，持低調狀態。面對周圍羣峯高聳，你去體驗它們相對於自己的優勢。因處低位，因而就能形成一種“蓄勢”，處於一種積累的狀態，這就能有效地吸收各家之長，容納百川，來滋養自己、增長自己。

他這麼想，也是這麼做的，自稱才資平平，平時不過分張揚。

蓋因如此，他最鍾情沈從文，“我覺得沈從文是個很有特色的作家，我欣賞他那良好的審美感覺。他筆下湘西世界的生活畫卷，靈動而秀美，奇特又沖淡，有的還略帶悲劇意味，在現代文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武大中文系源遠流長，名家輩出，秦志希如若按部就班地做學問，大抵能成為一個著名的文學專家。

但命運女神向他揮起了另一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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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8歲的劉道玉懷着一顆忐忑之心接任武大校長。

新中國成立前一度是全國重點名校的武大，當時已下滑到全國重點大學末流水平。上任伊始，劉道玉立下“卧薪嚐膽，十年雪恥”的誓言。

在1951年的院系調整後，武大只剩下文、史、哲、經、外、圖和數、理、化、生等10個系。劉道玉在調研和思考的基礎上，陸續對武大的專業進行合併、新建和重建，先後恢復了法律系，新建了新聞學系等，一個新型的多學科的綜合大學逐漸形成。

1983年7月15日，劉道玉把時任武大中文系講師的吳高福找到辦公室，託他籌辦新聞系。

當時就給了吳高福兩間房子，其餘自己想辦法。於是，吳高福四處去邀約仁人，親自上門懇談，很快就組成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九人隊伍，又借了一輛板車，同幾位同事一起到學校傢俱組拉了一些舊桌子、椅子，就這樣把武大新聞系的牌子掛出來了。

那九個人都非科班出身，均是從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轉過來的骨幹，其中就有秦志希。他起初不太願意，對文學研究有了感情。他在中文系的老師也表示惋惜，覺得人才難得。

但在火熱的八零年代，理想主義高漲，個人自覺服從組織需要。

從武大中文系一同轉入新聞系的老師還有吳肇榮（現代文學、後來擔任武大新聞系第一屆系主任）、張金海（古代文學、後來開創珞珈廣告學派，國內廣告理論研究的一流領軍人物）、李敬一（古代文學、武大“四大名嘴”之一，曾登上央視百家講壇，後成為新聞傳播史研究專家）。

秦志希的研究志趣則在於文化學與新聞學的結合。這與武大新聞系的獨特處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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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武大新聞系正式招生。第一屆領導班子裏只有一人學過新聞且在媒體工作過，他就是後來長久擔任武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的羅以澄。

這還是新聞系黨支部書記吳高福努力活動的結果，他通過湖北省委宣傳部給羅原單位（湖北潛江縣廣播站）做工作，將他調入武大。後來類似操作，他又把在湖北咸寧日報工作的胡武、在湖北日報工作的蘇承雪等人調入武大。

不過，吳高福的大手筆是帶着劉道玉校長的親筆信，三顧茅廬，奔赴西安，把著名報人、新聞學者何微請來武大。

八十年代，在中國新聞學界，有“北甘、南王、西北何”的稱謂，都是泰斗級人物。

“北甘”，人大新聞系的甘惜分；“南王”，復旦新聞系的王中；“西北何”，何微，西北政法大學新聞系創始人。

這三人都是老革命，長期活躍在政治宣傳戰線，解放前或是新華社地方分社負責人、或是地方黨報總編輯，解放後又都進入高校任教。

中國新聞教育起始於1920年代，以教會學校為代表，北有燕京大學，南有聖約翰大學，教材及教師都與西方淵源頗深。1952年院系調整中，燕京大學新聞系併入北大新聞系，聖約翰大學新聞系則併入復旦新聞系。

1955年，又紅又專的人大成立新聞系，併合並了北大新聞系。至此，新中國新聞教育就形成人大與復旦並立的局面。

甘惜分認為報紙與政治密不可分，政治第一；王中針鋒相對，提出“報紙兩重性”“讀者需要論”“社會需要論”。

王中的新聞理論觀點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他認為報紙具有商品屬性，這招致了劈天蓋地般批判，尤以甘惜分為甚。

王甘二人遂結怨，這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一樁“公案”。

王中被打倒，不過甘惜分也沒能躲避暴風驟雨。等到1980年代後，兩人都回到教崗，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交鋒。

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何微來到武大新聞系，振臂高呼。較於理念之爭，他更重視“辦好新聞教育”與“培養出合格新聞人才”，教師要參與實踐，學生要有遠見卓識。

這間接促成了武大新聞系的別樣風格。

羅以澄後來回憶，武大新聞系不能完全照搬人大、復旦的模式，不過換個角度，也有一個好，人文底藴比較濃，所以排了很多文學、哲學的課，這些是學新聞很重要的一些東西。筆桿子的後面、技巧的後面，是文化底藴的問題。當時雖然沒有提“跨學科教育”，但武大新聞系算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弱勢反而變成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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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與眾不同的教學氛圍中，秦志希一邊教授現代文學，一邊研究新聞傳播學。

他很清楚自己的劣勢，年紀大、轉向晚，不能跟隨前面的研究者亦步亦趨，他藉助文學研究優勢，在跨學科上尋求發展。

他認真地研讀青年學者的成果，比如夏瓊、張昆、周光明、強月新、冉華、姚曦等人，他們都是武大新聞系建立後，吳高福分別從復旦、武大的應屆畢業生中選拔出的佼佼者。

謀定後行，厚積薄發。秦志希在跨學科研究方面佳作迭出，如《中西新聞傳媒文化比較分析》、《梁啓超與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聞傳播觀》、《解讀跨國文化傳播的文化後果》等，他在消費主義與新聞傳媒的關係建構上用功最深，反響最大，主要有：《新聞傳媒的消費主義傾向》（2002年）、《論消費文化語境下新聞傳媒的變異》（2006年）、《新聞傳媒的消費主義文化變異》（2007年）。

跨學科研究在學界常見，但大都是以A學科簡單關照B學科，宛如兩張皮。秦志希做跨學科研究時，要求自己對所涉及的學科理論必須有通透了解。 

據陝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南長森回憶，他在武漢大學攻讀新聞學博士學位時：秦志希老師授課，僅一“新聞”的概念能講二節課，先生手持幾張紙片，頭頭是道，條分縷析，其理論積澱之深厚，學術視野之開闊，文化學養之深邃，確實令人折服，平生得先生半點“壺奧”可謂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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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秦志希參與申報武大新聞學博士點，併成為武大新聞系最早的三名博導之一。

當時，中國新聞學界僅人大、復旦、北廣及武大擁有新聞學博士點，博導屈指可數。秦志希進入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

他左右開弓，這邊廂深耕新聞傳播學，那邊廂不忘沈從文。

1990年代以迄，對沈從文及沈從文現象的研究突破禁區，不再簡單視為“左”，也不任意拔高，而是更加客觀觀察到沈從文筆下的鄉村都市二元對立。

秦志希敏鋭把握了這個趨向，發表了《關於都市文化批判與鄉村牧歌的置疑——沈從文文化困境描述》。他認為，沈從文對湘西文化自身的弱點危機並非沒有認識，這使得他陷入更深的文化困境：當他感受到湘西的狹隘蠻俗時，他嚮往都市新世界；當他生活于都市時，卻發現都市文化殘害自然人性，於是嚮往湘西鄉村。這種鄉下蠻子與文明教授的雙重意識造就了沈從文作品中道德判斷與歷史判斷的衝突，無法擺脱的文化困惑最終制約了他的藝術創造力，並導致了他藝術生命的終結。

之所以對沈從文念茲在茲，這其實是秦志希內心深處某種投射。

他説，“與我同時代的許多同齡人相比，我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我感到很幸運。而他們不少人都在農村、工廠，雖然他們也有屬於自己的生活樂趣，但不像我留在大學裏，一直接受着人類文明的薰陶。有時候想想，其實並不是個人有什麼優勢，而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性，為我提供了這樣的機遇。”

歸根結底，如沈從文所説：“人是文明的產物，應該不斷有所追求。”

秦志希期許學生將來大多從事新聞。人活一世，給民族，給國家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他自己是武大中文系畢業，後來才轉到新聞，所以，他比其他人更懂得作為一個新聞人應有的傲骨和素質。新聞不同於文學可以隨意想象，新聞人的責任和毅力都要十分的過硬。

為此，他在一篇嚴肅學術論文中少見地抒發感慨：

在不太寬鬆的輿論環境中，當代的某些新聞從業者對於自己專業方面的認識有着一種新生的宿命傾向。在這種環境中，他們面對老百姓的苦難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無力”……這方面吉登斯的一個觀點值得注意。吉登斯説在一種不能避免磨難的人生中，活着的人其活着本身就是一種自主，因為他只有通過自主控制和能動地去克服磨難才能生存。這種説法對我們的啓示是：當我們有一種“無力感”，甚至會因其產生某種“宿命”觀念的時候，不妨作出這樣的自我意識：我們恰恰是“有力”的，因為自主性和能動性與我們的生命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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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秦志希本可與家人團聚，共享天倫，但出於對新聞教育事業的熱愛，他欣然接受武漢傳媒學院的聘請，出任人文與傳播學系主任一職，還被聘為湖北工程學院“彩虹學者”，發揮餘熱。

他待學生極好，亦深受學生喜愛，“我想告訴你的是，我人生的樂趣往往是與學生聯繫在一起的。我與學生的關係就像朋友一樣，平等相處。”

他覺得做一個老師，首先是授業、解惑要得到學生的認可、推崇，如果課上得不好，學問又做得一般，在學生心底就沒有威信可言，也就沒有親和力。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做一個好老師，應成為學生的人生導師，是學生真誠的朋友，讓他們信賴你。

其實私下裏，秦志希十分感性，他很害怕被學生忘記。每到畢業季，他都會跟學生們哭成一團。

他最驕傲的事是普普通通的自己成為了高校教授。他也有遺憾，對文學研究很感興趣，但沒有做出更好的作品，沒有一本好書，轉向新聞後，在理論上也沒有宏觀上的創新。

不過，後來他應該釋然了。在給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劉國強著作的序言中，他寫了這麼兩段話：

這是一個功利的時代，我自己有時也不免自問：學術何為？古人有云，著書皆為稻粱謀，能叨列“三不朽”者，非聖即賢。但我想，大多數讀書人恐怕是介於功利與理想之間的吧？不敢奢望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但也不滿足於以文媚世而給口腹，存憂世之心，暢欲辨之言，即不能妄求有補於世，也必能自問無愧於心。

囿於時代及學科侷限，絕非人人皆能在學問上開宗立派，但如米爾斯所稱“個人與歷史在社會結構中的聯繫”的意義，秦志希恰好不可避免的出現在那些節點，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新聞教育做出開拓性貢獻，而且澤及後人，足矣。

先生千古！

參考資料：

1.《秦志希：氣靜神寧做研究 “蓄勢”求突破》，沈劉紅，人民網

2.《劉道玉：沒時間駐足回望》，歐陽詩蕾，南方人物週刊 

3.《【口述史】吳高福與初創期的武漢大學新聞教育》，劉建明，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年鑑2016

4.《謙和致志 大音希聲——專訪人文與傳播系主任秦志希教授》 武漢傳媒學院網站

5.《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聞思想及“甘王之爭”的產生原因與時代背景》，劉鵬，國際新聞界

6.《當代中國媒介風險報道透視》，夏冠英、秦志希，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