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到底發生了什麼？_風聞

今天是“四.一二”95大屠殺週年，很多影視作品都講過這段歷史。

其中《建軍大業》講得最詳細，從上海青幫杜月笙誘殺工人領袖汪壽華開始，到青幫黑社會毆打工人糾察隊，再到蔣介石派軍隊射殺遊行羣眾，血流成河…..

大家都知道，1927年4月12日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 瘋狂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此前後，廣東、江蘇、浙江等省相繼發生反革命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蕭楚女等先後犧牲，整個中國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但對於其中的起因、卻介紹得浮皮潦草，普通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什麼前幾天還高喊“社會主義”口號，鼓勵工人糾察隊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忽然就撕下“左派”麪皮，背叛革命，瘋狂屠殺同志了呢？

一、國民黨是共產黨幫助下建設起來的。

大家對前因後果要有一定的瞭解，要知道，國民黨這個政黨，實際上在“國民黨一大”之前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同盟會、光復會、華興會組成的鬆散同盟，主要成員都是一些舊時代的知識分子、鄉紳。充其量就是一個大一點的“幫會”，算不上現代政黨。

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一大”後，國民黨是在共產黨幫助下改組的，所有的黨章、綱領、制度，都是共產黨人幫忙設計的，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宣傳工作都是共產黨人在做，甚至發展新黨員、黃埔軍校招生這些事情，也是共產黨在做…….

所以，在大革命期間，放眼望去，都是共產黨在努力工作，黃埔軍校最出色的學生是共產黨人蔣先雲，國民革命軍最能打的軍隊是共產黨葉挺的獨立團，宣傳、組織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產黨人毛澤東，農民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產黨人毛澤東、彭湃。

北伐期間最深入人心的口號“打倒列強、除軍閥”，是共產黨人陳獨秀提出和詮釋的。1926年，維金斯基給共產國際的一封信中寫道：“共產黨實際上領導着國民黨，實際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共產黨在做，幾乎所有的領導權都在共產黨手裏”。

舉個例子，國民黨一大中，年輕的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那時候蔣介石還什麼都不是）。“一大”結束後，毛澤東就來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這時候，國民黨的組織部長是辛亥元老胡漢民，他去了廣州，便把組織工作都交給毛澤東，當時很多人都把毛澤東叫做“胡漢民的秘書”。更有意思的是，他還是黃埔軍校上海考區的複試專員，很多鼎鼎大名的國共兩黨名將，都是他推薦去讀黃埔軍校的，比如著名的徐向前元帥，再比如國民黨的上將胡宗南……

後來在廣州，毛澤東還擔任過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在他擔任宣傳部長之前，國民黨的宣傳只限於廣東一隅，他到任之後，立刻建議國民黨中央建立了遍佈全國的“交通局”，本是一潭死水的中央宣傳部，通過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活躍起來。次年5月，毛澤東離開宣傳部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工作範圍再也不僅限於廣東一省，而是遍及12個省市。

再舉個例子，當年國民黨開辦廣州農工行政人員講習所，講師裏既有年輕的共產黨人，也有國民黨官僚，但兩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完全不同，**國民黨官僚來講課就是混薪水的，高高在上敷衍了事；而共產黨人來上課，是對農民工人循循善誘，把主義和道理掰開了揉碎了講清楚，有國民黨人回憶，“更像是傳道”！**一堂課講完，很多人恨不得立刻加入共產黨。

而國民黨人中最優秀的鄧演達…..又是一個親近共產黨的左派。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國民黨的水平不行，黨內大部分都是舊時代的老頑固，沒有朝氣蓬勃、鋭意進取、踏實肯幹的青年才俊，你讓戴季陶、唐生智們屈尊去做工人、學生、農民的工作嗎？他們根本做不到。

大革命期間，陳延年同志在廣東做區委書記，經常穿着粗衣短褲，腰裏繫着麻繩，胼手胝足，像個“墨者”一樣，和人力車伕這些工人兄弟一起工作……以至於國民黨同僚嘲笑説：“共產黨的大官拉黃包車”，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什麼是實事求是、深入一線、瞭解羣眾。

“純粹的國民黨”實在是太無能了，以至於他們的黨報沒有東西寫，只能照抄共產黨報紙《嚮導》上的文章。年輕人加入國民黨，首先想的是可以藉此機會加入共產黨。

這些狀況，讓國民黨右翼勢力感到恐懼，他們感嘆“這不是容共”，而是在“容國”，比如戴季陶等人，一直在瘋狂攻擊共產黨，破壞國共合作…..但因為孫先生在世，這些事情還壓得住。

在這個階段，蔣介石是以“左派”的面孔出現的，他在蘇聯考察期間，甚至發表演説，稱中國人要向“已經戰勝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蘇聯軍隊學習，“也要準備為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捐軀”。蔣的講話不時為熱烈的掌聲打斷，他也熱血沸騰，結束講話時，激動得雙手發抖。軍樂隊奏着國際歌》，蔣介石竟是被蘇軍戰士們抬着放到汽車跟前的…..

為了獲取孫先生信任，為了得到蘇聯的經濟、軍事支持，他偽裝成了一個“心向革命”的“進步左派”，甚至還和右派元老們劃清了界限。他也積極領導“國民革命”，發動東征和北伐。

但是，他是個投機者，“主義”只不過是他獲取權力的工具，在掌握了黃埔學生軍之後，得到了蘇聯的全力支持之後，他就有了自己的野心。

二、他們恐懼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

在大革命中，北伐軍的每一次勝利，都建立在黃埔學生軍的英勇善戰上，黃埔學生軍為什麼英勇善戰？因為他們有“黨代表”制度，因為他們“政治比軍事更重要”，戰士們知道為什麼而戰。

在北伐軍中，一大批共產黨員擔任各級黨代表或政治處長，或者擔任基層指揮員、戰鬥員。一些著名的共產黨人，如周恩來擔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李富春擔任第二軍副黨代表，朱克靖擔任第三軍黨代表，羅漢擔任第四軍黨代表，林伯渠擔任第六軍副黨代表，肖勁光擔任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等。

北伐軍中公認戰鬥力最強的，是第四軍葉挺獨立團，這幾乎完全是一支共產黨人的軍隊，葉挺獨立團是直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各級幹部的任命、調動以及兵員的補充，也都是由廣東區委決定。這個團以鐵甲車隊為主要基礎組成，從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中選調一些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到獨立團當軍官，士兵大多數是湖南和廣西的貧苦農民。

獨立團建有共產黨支部：團部直屬隊和各營建立了黨小組黨支部設幹事會(支委會)，支部書記吳巨嚴，成員有葉挺、周士第、董朗。黨支部初期約有20個黨員。黨支部不屬第四軍政治部管，而是屬中共兩廣區委軍委直接領導，請示彙報工作就找周恩來，當週不在廣州時，就直接找陳延年。

北伐初期，當時，國民革命軍的一些部隊不願意派自己的部隊先出去，擔心自己的部隊受損失。而葉挺獨立團卻作為北伐先遣隊，率先從肇慶和新會出發，開赴湖南前線，擔當起“北伐先鋒”的重任。他們一路上勢如破竹，在汀泗橋戰役、賀勝橋戰役和武昌攻城戰役等惡戰中立下了赫赫戰功，所以葉挺獨立團不但自己名揚天下，而且為所在的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美名。

對於共產黨賦予北伐軍的戰鬥力，蔣介石是非常羨慕的，他曾經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拉攏、收買蔣先雲這樣的共產黨人……但是，共產黨人的意志太堅定了，他收買不了，那麼多了不起的青年將領和“黨代表”，他一個都得不到。

另外，在北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還組織和武裝了大批農民自衞軍、工人糾察隊，用以策應和支援北伐軍的行動。有些城市，與其説是北伐軍打下來的，不如説是軍民同心，一起“解放”的。北伐軍所到之處，共產黨就組織工人農民發動暴動，推翻反動軍閥的統治，乃至於解放農民、平分土地……北伐之所以所向披靡，就是因為得人心，得到羣眾的支持。

在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了3000人的運輸隊、宣傳隊、衞生隊隨軍北上，廣東韶關等地的農民也積極支援北伐軍。在湖南，中共黨組織積極發動羣眾，參加帶路、送信、偵察、運輸、掃雷、擔架、救護、慰勞、擾亂敵人後方等任務，還組織農民自衞軍直接參加戰鬥。

革命勢力迅速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全國工會會員也由北伐前的100萬人迅速增加到近200萬人。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運動發展尤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總工會在漢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計成立工會約500個，會員達四五十萬人。不僅大、中城市建立了統一的工會，而且大部分縣也陸續成立了縣工會。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按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改組為湖南全省總工會。

在此期間，最引起中外震動的便是漢口、九江羣眾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這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反帝外交鬥爭史上的第一次重要勝利，中國人民因此受到了極大鼓舞。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農民運動在北伐進軍中也得到了更大規模的發展。據1927年1月出版的《中國農民問題》記載：“北伐軍入湘而後，平江、瀏陽諸役，皆得農民為嚮導與協助，使我軍不至陷於逆敵伏軍及地雷之險。平江之役，農民引導我軍，從間道抄平江北門，敵軍幾疑我軍從天而降，敵將陸法因勢窮自殺，農民因此而犧牲者亦數十人。凡我軍所到，農民必擔茶擔水，以相慰勞，跋涉險阻，以為嚮導。常有手持木棍，截擊敵兵，奪其槍械，以為我軍效力。”

但這一切，都讓蔣介石和國民黨內的反動勢力感到恐懼，特別是蔣介石，他無法容忍如此強大的力量，不掌握在自己手上。

北伐和大革命，動了很多人的“奶酪”，帝國主義、買辦、地主鄉紳、財閥資本家、幫派流氓，一切舊中國的反動勢力開始聯合起來了。

四、投靠帝國主義，內外結合，絞殺革命。

“反共”，是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共識。

早在1927年初，蔣介石就開始接觸日本、美國，尋找靠山。

1月26至27日，蔣介石在廬山接見了日本海相財部彪派來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蔣介石的老師，二人進行了長談。蔣介石説:“我欣賞幣原外相的演説，如果日本正確評價我們的主義和鬥爭，我願意同日本握手。”1月下旬，蔣介石還會見了日本駐九江總領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儘可能地尊重現有條件；保證承認外國借款，並如期償還；外國人投資的企業將受到充分的保護。

不久，蔣介石又接見了日本軍部的代表永見增輝和松室孝良，蔣更明確地表示:“本總司令決心已下，誓與共產黨不共戴天，願意中日提攜，共同防共。“隨後，蔣介石就派黃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聯絡。他向矢田表示，對“整頓國民政府內部已下決心”。

1927年1月26日，蔣介石派王正廷與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舉行了秘密會談，王告訴美方，國民政府的控制權並未完全落入極左派手中，國民黨軍不是布爾什維克；漢口事件不會在上海重演；國民黨軍可以不進駐上海，以免與外國軍隊發生衝突。

1927年3月，英美干涉中國革命，用艦炮轟擊南京城，毀壞房屋無數，南京百姓死傷兩千多人。蔣介石方面對美、英帝國主義炮轟南京打死打傷2000多人的“南京事件”一再退讓，最後居然甩鍋給共產黨，把南京事件説成是共產黨煽動而發生的，承認美、英為保護本國僑民“而不得已開炮轟擊”。

蔣介石還派員到各國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

至此，蔣介石已經完全得到了帝國主義的支持。

三、撕下假面具，篡奪革命領導權和革命果實。

早在四一二之前，蔣介石就動用各種陰謀手段，排擠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攫取軍政指揮大權，在孫先生辭世後，他就通過一系列的政治手段，製造各種事件，奪取革命領導權，通過整理黨務案、中山艦事件排擠共產黨，通過廖仲愷案驅逐國民黨元老……從此大權獨攬。

而共產國際和當時陳獨秀的步步退讓，也讓蔣介石愈發肆無忌憚。

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並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經過30個小時英勇戰鬥，共殲敵5000餘人，繳獲5000多槍支等大量武器彈藥，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成功，第一次“解放了上海”。工人階級靠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城市，並且迎接北伐軍進城。

但蔣介石對上海總工會的壯舉並不開心，他心目中的上海，必須是他所戴錶的勢力的上海，而不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上海。實際上，此刻他已經和日本、美國、江浙財閥、上海幫派勾結在了一起，緊鑼密鼓開始準備反革命。

蔣介石在剛剛進入上海的時候，還是偽裝出一副“聯俄聯共”的左派模樣的，他首先是“闢謠”，對上海總工會交際部主任趙子敬説：“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繳械，餘可擔保不繳一槍一械。”他派軍樂隊將一面寫着“共同奮鬥”4個大字的錦旗贈送給上海總工會糾察隊，以表示對上海工人的“敬意”。

然而，口蜜腹劍的蔣介石，屠刀早已舉起。

為了清黨反共，蔣介石還和南北財閥進行了聯繫，特別是與江浙財閥的聯繫。蔣介石與虞洽卿密談，雙方達成了交易，蔣要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支持他，虞要蔣明確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場，並迅速見諸行動，把正在迅猛發展的工人運動壓下去。

3月初，蔣介石又派張靜江去上海，加強與江浙資產階級的聯繫。這時，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筆又一筆鉅款，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4月1日，又墊付了300萬元。蔣介石曾感謝地説：“此次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

蔣介石早年混跡上海灘炒股投機的時候，曾管上海黑社會大佬黃金榮叫“師父”，3月中旬，蔣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齡、楊虎和陳羣先後到上海，帶着秘密使命化裝潛人了黃公館，先與黃金榮會晤，然後由黃召集張嘯林和杜月笙來密商合作反共清黨事宜，並負責統一指揮。黃金榮、杜月笙等還向蔣介石表示:願意承擔反共的具體工作， “全力協助，義無反顧”，“即使赴湯蹈火，我們也樂於從命”。

4月2日，蔣介石邀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古應芬、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等開會，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分子文》，要求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準備好的全副武裝的青紅幫、特務約數百人，身着藍色短褲，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從法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四出。從1時到5時，先後在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倉猝抵抗，雙方發生激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開來，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槍械。上海2700多名武裝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犧牲120餘人，受傷180人。當天上午，上海總工會會所和各區工人糾察隊駐所均被佔領。在租界和華界內，外國軍警搜捕共產黨員和工人1000餘人，交給蔣介石的軍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工人舉行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20萬人。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有10萬人參加的羣眾大會。會後，羣眾冒雨遊行，赴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遊行隊伍長達1公里，行至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埋伏在里弄內的第二師士兵突然奔出，向羣眾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知其數。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

當天下午，反動軍隊佔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啓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義。

實際上，“四.一二”只是個開始，更殘酷的大屠殺還在後面。

但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清黨”並沒有殺滅共產黨人的信仰，反而摧毀了國民黨自己的根基。

1927 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自己的統計數據是：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65萬，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後約一 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鋭減到22萬；國民黨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所以，大革命中廣泛建立的國民黨基層黨組織、進步的國民黨青年才俊，基本被殺絕了。《國民黨中央週刊》記載：“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並 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負責清黨的軍法處胡逸民感嘆：“溯自清黨運動開始以來各處土豪劣紳均乘此機會大肆活動。凡曾努力於革命之青年，鮮不加以共產頭號，以圖一筆抹殺……長此以往，國民黨之元氣不傷於共產黨之搗亂，亦將傷於土豪劣紳之手矣。”他們自己都知道，清黨毀了國民黨自己的根基。

廣東 1926年10月統計， 國民黨黨員人數156915人；1934年11月統計， 黨員人數87202人；

廣西 1926年10月統計， 國民黨黨員人數128394人；1934年11月統計， 黨員人數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統計， 國民黨黨員人數34400人；1934年11月統計， 黨員人數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統計， 國民黨黨員人數30000人；1934年11月統計， 黨員人數12236人。

國民黨的清黨活動，致使一批對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熱情的黨員被殺害，基層職位空缺，結果被一些當地土豪劣紳所乘。如國民黨四川省各縣的團總或團練局長佔據了原先“共產黨少年”的位置，而這些團總和團練局長原先都是土豪劣紳，他們結黨營私，招上來的黨員也是些流氓地痞。以河北省為例，“各縣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沒入過黨，有的是小土劣，有的當過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經病，其餘確係不明白黨義的盲從青年……”蔣介石清黨後，都剩下了些什麼人？地痞流氓、土豪劣紳。連黑社會杜月笙都能夠去競選上海市市長，青幫大佬黃金榮還被蔣介石封了官…..所謂清黨，其實是一次封建土豪劣紳舊勢力的反攻倒算。

很多地方因為濫殺無辜，基層國民黨黨員幾乎被殺絕了，粗略估計，不算真正的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與進步青年被殺了38萬。

蔣介石看起來大獲全勝，但他失去了真正的同志和戰友，變成了一個可恥的革命背叛者、反動派的代言人；22年後，他將在組織起來的人民的力量面前一敗塗地。

所以，帝國主義的走狗、買辦、地主鄉紳、財閥、黑社會可以逞兇於一時，但終究會被歷史的車輪碾碎。

很多年後，教員同志回憶説：

“那時候，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批、抓了一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

“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裏學來的，就是從蔣介石那裏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不能打他呀？”

“革命不是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因為形勢所迫，不能不幹。”

“我這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30多年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了槍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