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中美貿易關係需要規則指導，而非僅靠中國“買買買”_風聞

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對中美貿易格局造成了深遠影響，也引發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隨後到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嚴重衝擊，使地緣政治博弈格局越發錯綜複雜。中美貿易戰造成了怎樣的後果？如何破除中美貿易屏障，構建公平透明的貿易環境？2022年3月26日，全球化智庫（CCG）聯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中國論壇邀請全球化智庫創始人王輝耀博士，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傑森·福爾曼（Jason Furman）與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一同探討未來中美經濟合作的機遇與挑戰。

**傑森·福爾曼：**我認為中美經貿關係中確實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基礎性問題。**但總體來看，對於那些亟待切實解決的嚴肅問題而言，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我常告訴自己的學生，一個國家開始出現貿易逆差時，這一定是由於該國的內部政策變動，而非任何外部國家行為的影響。**就美國而言，貿易逆差是長期以來的國內低儲蓄、政府高財政預算以及在高水平私人投資共同作用的結果。當這些因素混雜在一起時，這個國家就勢必與他國產生貿易逆差。美國的財政赤字遠高於他國，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貿易逆差。我們犯下的一個基礎性錯誤就是將公共政策制定的重點放在了雙邊貿易平衡上，並且單方面地實施政策。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中美的經濟關係應該更多地以規則為導向，並在多邊主義的框架內進行。美國真正需要做的不僅僅是讓中國從美國購買更多東西。

**陳志武：**我很贊同福爾曼教授關於貿易的有效性和關税部分的觀點。從實踐經驗的角度出發，我認為新冠疫情“幫”了中國。早在2019年的時候，特朗普的貿易戰就開始真正顯現出一些“效果”了，比如軟件等很多製造業部門逐漸轉移到了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國家。然而新冠疫情的爆發給產業遷移的按下了停止鍵，也減少了中國由此受到的影響。因此，我認為要是沒有新冠疫情，貿易戰可能會產生非常不同的結果。隨着地緣政治的變化，由貿易戰開啓的這種新貿易模式可能還會繼續，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結束後。

**王輝耀：**我很贊同傑森·福爾曼教授和陳志武教授的許多觀點。我認為中美貿易是對雙方都有利處。例如，如今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7.5%，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值，然而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都能基本維持在2%至3%左右，而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中國源源不斷地供應着物美價廉的產品。**從當前的中美貿易格局來看，美國或許是可以降低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但美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貿易逆差也完全可能會隨之****上升。**特朗普的貿易戰的確使不少製造業向越南、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轉移，使亞洲整個區域成為了最大的對美國出口方。但是為什麼特朗普的貿易戰沒有完全奏效，其中自然是少不了疫情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我贊同福爾曼教授的觀點，我們需要多角度地去理解中美貿易戰這一個複雜的狀況。

**傑森·福爾曼：**我認為現在美國是時候逐步破除貿易壁壘了，哪怕僅僅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我們現在正面臨“高通脹”和供應鏈短缺等一系列棘手難題，我不認為降低關税會對美國的高通脹產生多大影響，也許它多少會有些作用。**我想説的是，中美貿易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並非美國獨有，而是世界上許多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都會遇到的。有很多外國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時候都會遇到挫折，比如中國的市場監管缺乏透明度、反壟斷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都還存在着許多問題，關鍵是該如何解決這些矛盾。**我不認為中國多買一些大豆或波音飛機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認為真正的解決方法是中美應共同努力去落實一系列國際認可的規章制度和準則。**中國也在持續採取一系列措施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和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王輝耀：福爾曼教授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20年裏，中國已經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進步，比如中國現在有21個自貿試驗區，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也一再縮短。此外，中國還頒佈了新的《外商投資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現在很多中國公司也更加註重專利申請並開始關注知識產權問題，在這方面中國公司甚至可能不亞於美國公司。中國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利申請國。所以，我相信中國有意願攻克這些難題。**目前中國最需要的就是持續加強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法律。目前，中國已經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專門設立了知識產權法院。有統計數據表明，在所有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的訴訟中，近80%是跨國公司勝訴。當然也還有不少需要改進的空間，但中國其實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步。

產業補貼問題則是另一回事了。我認為，中國的混合制經濟體制非常好，其中私營部門大約佔比 60%，國有企業佔比 20%，另有跨國企業佔比20%。在這個經濟組合當中，政府依靠國有企業完成了很多事情，比如讓8億人口脱貧，這在很多方面是依靠國企提供的補貼，其中很多甚至是不計收益的。**所以，這完全可能是中國發展出的新模式，並且中國在實踐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問題在於，如果中國公司想要走向世界，那麼他們就需要遵循國際慣例，中國在國內應該對所有類型的國內和外國公司都開放競爭。**但是現在中國公司依然獲取了一些補貼，尤其是一些不以盈利為目的、關係着國計民生的產業部門。這有利也有弊，我們需要做出更加準確的評估。從結果來看，中國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就。如果沒有這種模式，中國就不可能擁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高速鐵路，就無法建成500萬個4G、5G基站以及完成各種驚人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這是一種新趨勢，在抗擊新冠疫情中，國有企業發揮了巨大作用。就業、税收、創新、企業發展的大部分工作則主要由私營部門完成。我認為中國可能找到了一個正確的方案。跨國公司在中國有大量的僱傭勞動力，也貢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出口。因此，如何制定正確的方案非常重要，中國正在進行大量的實驗。

**陳志武：**我想補充一點。在過去的20年裏，特別是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在加強知識產權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必須説,為了真正解決知識產權和產業補貼的問題,中國還需要進行更多改革。**長期以來，中國的地方政府都缺乏動力去落實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法律，因為地方政府需要更加關注當地的商業利益及需求。執行中央政府通過的各種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很可能會傷及當地的就業率和財政營收。**在過去的20年裏，我與不少地方政府的市長和黨委書記交談過，他們總是指出當地的實際收入和就業來源都是需要為當地社區服務的，這也是他們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無動於衷並且對某些產業進行大量補貼的原因。因此對於中國來説，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應該進行更多改革，落實九年前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60項改革任務，尤其是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特別強調了市場的決定作用。但事實是這60項改革任務中只有很少的部分得到了落實。我想如果知識產權法如果能夠真正交由獨立的司法機構執行，那麼來自歐美國家的抱怨就會停止。但中國司法機構的獨立性還不夠，所以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持續這種探討，即便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同樣，對於產業的相關政策和補貼也可以用相似的邏輯來思考。或許王博士和更多專家學者可以共同推動60項改革任務的進一步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