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在抑鬱症越來越多？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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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族

編輯｜桑明強

抑鬱症是世界第四大疾病。迄今為止，人們對抑鬱症的病因解析尚不明晰，但可以確定的是，原生家庭、社交圈以及社會環境，是誘發抑鬱症的最常見因素。這類人羣長期處於情緒低落、興趣減退的狀態，這種狀態通常也會波及到他們的生活，出現原因不明的身體不適。

在傳統認知中，積極的人總能迎接勝利，消極的人會像林黛玉一樣早逝。“你這是無病呻吟，多愁善感，閒出來的。”人們對抑鬱的看法不一，有對抑鬱羣體的壓迫和批評，也有用科普形式讓這個羣體靠近大眾。但對抑鬱有失偏頗的解讀，也激起了網絡媒體對這個羣體的不良炒作。

不知從何時起，抑鬱症突然成為某些人博得人際關注，自我安插的社交符號，在這種情況下，抑鬱症被娛樂化成一種病態的“營銷”，但對於真正的抑鬱羣體來説，這個標籤是他們想盡力掙扎擺脱的，抑鬱症不是他們身上的標籤，也不是“為賦新詞強説愁”。

抑鬱是臉上的腫瘤

晚課結束，同桌發現去上廁所的蒲三相還沒回來。

同桌把他的書包收好，等着他回來，準備一起去吃夜宵。此時的他，在10公里外的郊區，一個人坐在湖邊。手機的震動沒有停止過，陸續閃爍的消息中，大多數是隻有一面之緣的同校學生。他給和自己一起上課的朋友發了一條消息，“我已經油盡燈枯了。”

第二天早上8點，蒲三相回到宿舍，他的母親已經從家鄉連夜趕來，坐在了他的椅子上。室友們看到他回來後，陸續出門，吃早飯，沒有和他進行眼神接觸。在上課前，他們又回來，給蒲三相的桌上放了兩碗熱乾麪、兩杯豆漿。

這樣的狀況，在蒲三相身上，已經不是第一次。

學習、打遊戲，是青年時期蒲三相生活的兩點一線。他的學習很好，父母為他創造了不錯的生活條件，他也從來不過問父母的工作，父母給多少零用錢，他就花多少。父母不擔心他的學習，所以也不干涉他的其它愛好。在校園裏，學習成績在蒲三相的生活中佔據了絕對重要的位置，和自己成績同樣優秀的人做朋友，成了他的擇友規則。

高二時，父親突然失業。過去，父親對蒲三相的教育風格向來是自由、放任的，但在2年的失業期中，父親變得暴戾，甚至因為一些小事，動手打蒲三相的母親。驟變的家庭關係，蒲三相認為是父親失業導致的。為了補貼家用，母親去外面打了份工，因為沒有文化，所以只能做一些體力活。無論是兼職還是小時工，只要能賺到錢，她都會去做。那段時間裏，母親一個月打工掙來的1、2千塊，是父親失業後全家唯一的收入。

看着勞累的母親，蒲三相將這種難捱的生活歸咎於父親身上，讓他沒想到的是，父親還未重新找到工作，就鋃鐺入獄。原來，曾經優渥的生活，是父親在灰色地帶中摸爬滾打帶給他的。這讓曾經瀟灑的父親形象，在蒲三相的心中一落千丈，身邊親戚對父親的指責、唏噓，對蒲三相施捨式的關愛，讓他感覺如鯁在喉。

考上大學後，他在物理上遠離了這些是非，他以為，大學就是“重開”自己人生的希望。

大學裏的多彩活動打開了蒲三相新世界大門，他參加、旁觀了許多社團，也結識了不少朋友，但不是各種小團體的中心。班級同學聚餐時，蒲三相對生活、他人的關注度過少，導致口中經常講出一些不合時宜的話語，最終的結果，不是被他人忽視，就是被對方斥責。

蒲三相試圖説服自己，人際關係不能帶給他任何好處。後來，他經常在課堂上獨自佔據着某一區域，和考上大學前一樣，蒲三相保持了專業排名的前3%，生活上，他能省則省。每年班級上會對家庭條件困難的學生，進行助學金的評選，蒲三相自然名列其中，在一系列評估文件下發後，同學們將他選為當年的一等助學金獲得者：6000元。但蒲三相卻拒絕了，班長找到他，問他為什麼要放棄這個資格，蒲三相回答，“我就是不需要。” 

被人羣排擠在外的蒲三相，認為自己在人際關係上的最大問題，是對現實生活認知的缺乏。 

但他更加害怕，在自己融入集體後，他不光彩的過去就會浮出水面。這種矛盾，讓蒲三相變得更加極端，非黑即白的認知標準，讓他身邊的人都和他保持距離。這種疏遠，讓蒲三相找不到生活意義感。同學請他喝酒吃飯，他覺得無趣，在他看來，與其追逐現實的不完美，還不如追求精神上的富足，除了吃喝拉撒睡，蒲三相把其它時間都放在哲學思考上，比如“什麼是完美？”

 “那時候，有人看出我的狀態不對，就來關心我，但我只會説，我沒事，你想多了。”這種不吃飯、夜不能寐、拒絕交流的狀態，引起了蒲三相輔導員的注意，輔導員約他進行心理輔導，也私下與他身邊的同學談話，這非但沒有解決蒲三相的心理問題，反而讓他覺得，身邊人看他的目光變得更加詭異。

每週坐2、3個小時的公共交通，輔導員陪着蒲三相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給他的診斷是抑鬱症，在做診斷測試題的時候，蒲三相情不自禁地將自己生活的細節，向着抑鬱特徵靠攏，所以在醫生給出診斷之前，他就已經知道了結果。

“我覺得我和正常人不一樣，但我不想讓別人因為我有心理問題來關注我。這就好像是我的臉上長了一塊腫瘤，而別人一直盯着它看。” 

我問蒲三相，最絕望的時候，是什麼拽回了你的理智？

他説，我的母親。為了讓我上學，她那麼辛苦地工作；在我父親那裏受氣，對我卻一直很關心、很温柔。如果我做了不理智的事情，那就辜負了她，我不忍心。 

從大二時絕望的邊緣拉回來後，蒲三相想要繼續堅持輔導員給他安排的心理治療，但因經濟條件並不允許，無奈之下，他只好選擇自我開導，但偶爾還是會陷入死循環。對面寢室的同學知道了這件事，便經常拉着他出去喝酒，引導他暢所欲言。有時候，蒲三相在聊天中提到喜歡的小物件，隔幾天就會出現在他的桌上。

我不想成為“祥林嫂”

兩杯酒下肚，李雙晴就覺得天旋地轉。

第二天醒來，從朋友的話語裏得知，昨晚她醉倒在地上，最後被朋友們扶了回來。李雙晴很清楚她的酒量，昨晚並不是喝醉，而是心情過於崩潰直接暈倒。她對自己這樣的狀態產生了恐懼，便跑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為她準備了一份自測題，上面的內容對於李雙晴來説都太極端，她並沒有出現那些問卷上的抑鬱行為，但她還是主動和醫生講述了自己對生活提不起興致的現狀。

在瞭解她的情況後，醫生也無法給出合適的解決方案，便開導她要好好生活，順便和她一起罵了她的前男友。 

“我覺得診斷對我來説沒有太大的幫助。”

李雙晴剛剛結束了一段兩年的感情，20歲的她，平靜地接受了分手。她叫上一羣朋友，出門旅遊散心。旅途十分愉快，似乎已經洗脱了她分手後的悲傷。回到日常生活後，她的狀態卻急轉直下，和同學在食堂吃飯，大家聊得熱火朝天時，李雙晴也能成為其中一員，但當激情的聊天結束後，她就會立即進入到極度安靜的狀態。 

“一開始，我會和他們講我的心情多麼糟糕，但我怕這種情緒傳染給他們，讓他們有壓力。所以，後來，我逼迫自己來消化，我想逃離‘祥林嫂’的那種狀態，然後盡快回到正常的生活。”

李雙晴並沒有讓情緒影響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她重複着上課、吃飯、睡覺。只是這些生活習慣悄悄變了味——帶給她的不再是充實感，而是得過且過的壓抑性。為了擺脱失戀後的孤獨感，她逼迫自己回憶戀愛往事，在網上找情節豐富的戀愛電影和自己進行比對，妄圖在痛苦中刺激自己走出過去，與朋友形影不離時，她一切正常，一旦回到獨處的時間，她就會變得極度消極，沒有動力。

 朋友的陪伴一定程度上療愈了她，但朋友不夠理解她，讓李雙晴不斷收回她的傾訴欲。

 “我總會不自覺地將話題引到我分手的事情上，這讓他們覺得，我想挽回這段感情。但我低落的原因，是無法處理分手後情緒上的變化，並不是回到悲傷的源頭，我自己清楚，回到感情中不是解決我情緒的辦法。”有時候，在無意中，朋友給李雙晴製造了一個更加痛苦的道德問題，“我是你的朋友，我想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你不向我求助，是不是不把我當朋友？”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李雙晴發了許多關於自己情緒的文字，這是她壓抑後，宣泄的唯一途徑。她意識到，過往帶來的痛苦是無法避免的，而獨自對抗抑鬱情緒，往往會產生更多的二次傷害——自己在社交圈中，也慢慢被邊緣化。

抑鬱的來源是什麼？她問自己。

是走不出的思維迷宮、捨不得摒棄的無力感，是眼睜睜看着自己一去不復的時間枯萎消亡。我需要正常的生活，而大腦會在不合時宜的時候掩蓋情緒。在合適的時間、地點，加上合適的導火索，當時未能排解的情緒就會奔湧而出，甚至到達不可控制的地步。

與大黑狗角力

抑鬱就是一種病，葛亦台説。

葛亦台的外公年輕時是歷史老師，帶着她長大，小時候經常給她講一些歷史故事。外公性格有些固執，這份固執被繼承到了她的母親身上，同樣也給了葛亦台。

兩年前，外公確診肺癌，家裏人帶着外公幾乎跑遍全國的三甲醫院，但沒能找到有效的治療方案。半年後，外公不幸離開了人世。彌留之際，葛亦台的母親拒絕讓她去見外公的最後一面。目睹了外公在這半年來承受的病痛、以及治療帶來的疼痛，葛亦台沒有任何辦法和外公分擔，共情能力極強的她，在最後時刻，被母親拽斷了最後一根理智的弦。

那段時間，葛亦台正在忙着畢業和申請研究生院校，在學校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下，她的雙手指尖經常出現無端的刺痛，因淚水模糊的視野裏，出現了一隻“大黑狗”。“這隻大黑狗站在我的旁邊，拽着我的褲腳，想把我拉近深淵。”每當具象化的抑鬱出現時，葛亦台就會產生極端的焦慮情緒，一邊哭、一邊摔東西，她出現了記憶力減退、睡眠障礙的症狀，她發現自己難以專注在日常生活的事情上。 

本身就是公共衞生與預防醫學專業的她，意識到心理亞健康狀態的第一時間，就去到專業機構尋求幫助。醫生為她開的處方，有心理疏導，也有藥物治療。“我覺得藥物對我來説非常關鍵。有些抑鬱症患者，他的大腦結構、血液中的神經遞質與正常人是不同的。到了這個地步，單靠心理疏導是沒用的。”

葛亦台遵照醫囑服用了一段時間的抗抑鬱藥物，在藥物生效後，她會主動和身邊的人聊自己的狀態和煩惱，也嘗試着與自己對話，尋求心理上的和解。但這些積極行為的前提，必須是在她用藥之後。 

醫生讓她停藥觀察的時候，她猶豫了。停藥不到一週的時間裏，她又自己去買一直服用的藥物。抑鬱症每次發作，她都下意識先去找藥吃。“服用藥物後，我的情緒平靜下來了，但平靜過後是自責、愧疚，我覺得我不應該這樣做。”在克服抑鬱的過程中產生的自責和挫敗，同樣影響到她的生活，一種極端的自卑在她的心裏蔓延開來。

“我會認為自己一無是處，然後拼命地否定自己。”

葛亦台的父母見過她抑鬱症發作的樣子，也陪過她一起去心理診所，葛亦台沒有打算把抑鬱的事情瞞着父母，她説，“反正我父母不會認識到，我的抑鬱中，有一部分是他們的原因。”

葛亦台的父母是公務員，嚴格要求自己的同時，對子女的要求也非常高。葛亦台偶爾犯下一個小錯誤，換來的便是母親的自怨自艾，“我的教育太失敗了，我這輩子怎麼這麼慘，培養出這麼一個女兒。”母親的本意是想用這樣的方式刺激女兒變得更好，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每一句嘆息，都成了葛亦台心中的釘子。 

“我會覺得，這真的是我的錯，我沒能成為他們的驕傲。”父母對她的責備，葛亦台會放大10倍再來鞭笞自己。今年24歲的她，在父母面前，仍舊沒有一個屬於成年人的話語權。 

在與抑鬱的大黑狗角力的過程中，抗抑鬱藥物、朋友、自我反思是對抗的力量，而父母對她來説，是旁觀者，有時還會對她倒打一耙。

不屬於自己的時間

聊到自己抑鬱的那段時間，蒲、李、葛三人的語氣輕快、堅定，彷彿那些記憶並不屬於他們自己。

蒲三相獨自來到重慶，開始了新的生活，他的抑鬱症便逐漸好轉。畢業後，蒲三相從事了物流方面的工作，經濟開始獨立。他給自己購買了一套製作音樂的設備，在發現自己心理出現問題的那段時間，一整天下來，他能聽一百多首歌，偶然在一首純音樂的評論區裏，看到一個抑鬱症患者在音樂製作中獲取療愈的故事，蒲三相也決定效仿他試一試。 

他説，自己製作的音樂裏，最想體現的主題是“陪伴”，就像當年他的母親和他對面寢室的同學一樣。再後來，他也交到了新朋友，朋友外向，生活豐富，帶他見識了不少新鮮事物。在他好轉的這段時間，他仍舊被動地接受生活中到來的現實，有進步的是，至少在意願上，他變得主動了。 

因為在申請藝術相關的專業，李雙晴孤身一人去了上海。她不習慣朋友不在身邊的日子，但疫情到來，讓她不得不接受獨處的現實。在那段日子裏，她秉持不打擾別人生活的原則，跳出自己的思維閉環，以經驗主義的角度，理性地交流、分析了自己痛苦的核心，剝離了經歷的表象。這個過程中，她獲得自洽。因為疫情的變動，也讓她意識到珍惜現有的，比回顧過去有意義。

葛亦台説，她會嘗試一些能促進多巴胺分泌的事情。改變她能控制的物質，是療愈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對父母，她還是想在自己狀態變好的情況下，再嘗試與父母溝通，但她對父母可能有的反應，抱有消極態度。學會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承認自己普通的同時，不喪失繼續生活的動力，是她仍在努力調整，希望達到的心態。

那段抑鬱的日子，對他們的人格塑造來説，是不可或缺的。回想起來，他們痛苦、無助、被心中的假想敵挾持；一些當時的糾結，當下的他們自己也無法理解。在走出抑鬱的過程中，他們最大的收穫是得到了更多關於自愛、關於生命的思考。他們需要的，是尊重、正視對待，而不是嘲諷、過度關心等異樣的眼光。 

在蒲、李的眼中，抑鬱是一段記憶，是當時的精神狀態；在葛亦台的眼中，抑鬱是需要治癒的病症。將自己定義為“患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視心理亞健康的狀態，也是一種積極的自救行為。

（本文蒲三相、李雙晴、葛亦台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