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上海，小陽樓志願者的流水賬_風聞

現在我正在面臨可能是人生中最糾結的一件事：

就在昨天晚上，我們被通知樓裏有陽性病例，病例已經被帶到方倉去了，我們樓開始了新一輪的封控期，同時，也冠上了小陽樓的稱號。

而我也從一個普通的，因為居民團購沒人幫忙搬運的志願者變成了一個小陽樓裏的志願者。現在的我和我其他的志願者朋友們，都是這棟樓的居民，也都增加了自己是否暴露過/將暴露在陽性環境中的不確定性。

我就用流水賬的方法，記錄我作為一個普通居民到小陽樓志願者所看見的一些事情，描述一下這次上海疫情中，普通人視角里的上海疫情管控。

一、疫情之始

最開始的疫情管控是3月中下旬的時候。當時上海疫情已經開始抬頭，但是基於對上海之前處理疫情能力的信任，這次大家一開始都並未非常重視，很多人只是應付應付小區組織的核酸，然後各回各家。

為啥我用了應付這個詞？

因為徹頭徹尾，每個人，似乎都在應付。當然，這裏我只針對我自己小區的情況，不針對任何特定羣體。

1、居民在應付。居民做核酸完全出於自發，可做可不做，沒有人會登記你是幾棟幾户，只有一個碼而已。而居委會的應付更是把居民的應付推高到另一個層次：

2、居委會在應付。六個核酸監測隊伍，居委會組織大家在室外一片相對空曠的地方，人挨人，人擠人地排60個人，然後一個個去檢測。這種排隊方法怎麼能夠避免二次感染？明明很多地方翻車了為什麼還會這麼檢測？當我看到大白衣服下一個個居委會的工作人員都是老叔叔老阿姨，甚至都看不到幾根黑髮的時候，我也不願再去多和他們爭些什麼；

3、甚至部分醫護都在應付。我做了三次小區集體核酸，三次採樣的位置都不同：第一次是草草地在我口腔兩邊腮幫子的部分劃拉了一下就結束了，第二次是腮幫子和喉嚨口很淺的地方，只有第三次是在喉嚨較深處。試問這種採樣結果保險麼？

這個局面一直到後來外地醫護進駐以後才變成了每户登記，間隔兩米的科學檢測方法，採樣也明顯嚴謹了很多。

但是病毒的傳播是不會應付的。毫無疑問地，小區封了。沒多久，上海也封了。

同時物價也瘋了，上海的居民也瘋了。

二、疫情蔓延

三月底開始，疫情的陰雲越來越濃，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四位數日增數字。我們小區先於上海封閉，小區剛剛封的時候，我還抱怨過送貨怎麼到處都關店，買幾單東西送了兩個小時。誰知道這變成了目前為止我最後一次能夠叫到外賣小哥。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最後一單餓了麼的遞送）

這次買到的貨也確實起到了作用。一直到4月7號，我和我同住的兩位室友都靠這批貨和小區發的一批物資熬了過來。

但是我們也發現菜確實不多了，這時我們在跟小區其他居民溝通的過程中發現樓裏有個團購羣，於是加入了進去。

正逢第一次團購收貨，老小區老居民多，搬運物資的人少，作為壯年男性我第一時間報名，開始了我的志願者工作。

這段時間上海的物價我也只能以離譜來形容。不是説買不到東西，但是絕大多數團購的價格都真的離譜，在這裏我給大家看看我們樓裏團到的一些東西：50元的蔬菜包（見下圖），250元六斤的豬肉，138一份平時大概40塊錢的醬醋鹽套裝。雖然也有價格相對合理的東西，比如75元的一公斤大紅腸，60元十斤的大米，60元30個的雞蛋。但是總體物價比正常情況下翻了兩到三倍是起步的。

但是就這樣還要搶，還有很多老人因為錯過了一次兩次的團購在羣裏四處求助，也有宅在家的年輕人在只剩三個土豆的時候邁出家門去向居委會求助，但是總體而言，貴雖貴，團購進展一直比較順利，居民配合度也很高。只是很難想象，那些收入在平均線以下的人，到底要怎麼才能活下去——

畢竟社區沒發太多東西。

社區大概是四月二日第一次發了一批蔬菜。量不大，但是蔬菜説實話挺新鮮，不過整包東西里沒有肉，沒有主食，唯一的蛋白質就是火腿腸，30多克*8支裝。這讓我第一次對上海物資分配的能力產生了懷疑。

第二次發放已經是十天後的前天，這次我拍了個照留念：

這次發放有肉了，但是總得來説只能説是聊勝於無。主食發了450*3的麪條（白象的面，好評），然後手撕鴨和醬肉大約就是三個人一頓的量。

我們小區還算好的，發了兩次。據説有很多小區只發放了一次菜。我上海有個親戚家則更是有趣：一棟樓52户人家發放3袋米。注意：不是每户，或者每層3袋，而是52户加起來三袋。

這麼一解釋，大家就知道我們社區團購的必要性了：光靠居委會發放的那點菜，是會餓死人的。

先介紹一下我們團購小組的背景：

這個團購的組織+搬運的人一共8人，基本負責整棟樓（25層，一層8室）的全部團購需求的統計和遞送。這些人沒有居委會背景，但是在居委會進行過登記。

其實整個團購工作沒啥好説的，團長天天在家裏接各種各樣的需求，然後聯繫各種各樣的資源，看看能不能團更多的東西，其他人主要負責搬運和送達。

但是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自己不注意，除了醫用一次性口罩以外，是完全沒有防護的。

大約一週前，樓里居民湊了6000多元，給我們這些志願者買了一批防護物資，我們購入了25套一次性防護服還有一小批口罩、酒精、手套等物資。但是事實上，對於防護工作有了解的人應該清楚，這些一次性產品沒有正確使用其實跟沒穿沒什麼區別，而事實也證明了我們這些志願者是不知道這些情況的，甚至連正確穿戴都做不到，更不要提脱下後集中處理一類的問題了。

可是當時我們並不是小陽樓，所以其實這個問題雖然令人擔憂，但是卻停不下我們的工作步伐：

經常有貨半夜12點以後到，發完已經是凌晨2點多；樓裏兩個電梯本來就壞了一個，之前另一個也罷工了，正好碰上發放易腐敗的紅腸，於是我們爬樓送了11層以下的居民，送完正好電梯修好了又送了11層以上的，聽着居民們一個個的謝謝，我們還是有一些成就感的，直到小陽樓的事實把這種小小的喜悦之情打成了無盡的擔憂。

三、變成小陽樓以後的魔幻現實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小陽樓了，那我想請問一下，變成小陽樓以後是要高強度檢測，還是降低檢測強度？

我知道大家都覺得是前者，但是實際卻是後者。

因為現在是小陽樓了，所以之前接觸過陽性病例的志願者全部撤下了，所以抗原檢測的試劑盒現在堆在樓下無法發放。

無法及時發放和收集這些試劑盒，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如果還有新的病例，作為志願者我們無法及時獲悉。

而我們目前並沒有封户，所有居民理論上都可以在樓裏亂晃，很多居民還是有在走廊上抽煙甚至聊天的習慣，而可能產生的陽性環境時時刻刻威脅着作為志願者的我們。

所以：

本來應該是封户——發放物資——及時發現並轉運病人——憋14天解封的科學封控鏈條，

變成了

不封户——物資自己團購——志願者發放——病人無法及時發現——未發現的病人帶來二次傳播的風險——二次傳播被檢出後再重新封14天的這個流程。試問病例怎麼會不增加？試問疫情什麼時候能結束？

而這個過程中，我們作為志願者變成了最危險的那一部分。

説實話，這個志願者羣體裏沒人是因為錢來幹這活兒的，況且這個工作也沒錢賺。

團長是一家公司的老闆，我自己是一個小電商公司的負責人，其他人工作也都能很輕鬆地滿足生活所需，如果是為了經濟利益，不會有人來做這個吃力不討好的事兒。

但是現狀就是：我們繼續做志願者，只會增加自己的暴露風險；而不做這個事，樓裏總得有人來做，否則那麼多人的吃喝都不能保證了。

這是一個兩難的悖論。

風險其實無所謂，只是我想發問：為什麼基層對於及時發現病人仍然這麼不上心？效率為什麼還是這麼低下？

這個問題可能要留給未來的某個時間段去解決，又或者永遠不會有答案。

四、上海這次基層工作的幾個突出問題：

1、黨組織的模範先鋒帶頭作用嚴重缺乏。

是的，我知道大家都在觀察者看到了一個新聞：上海已有70多萬黨員向居委會報到，但是我想請問：上海的居民們，你們有誰在自己小區裏看見黨旗了麼？甚至其他地方的朋友們，你們有誰在上海的新聞裏看到黨旗了麼？

沒有黨旗的黨員工作，就是針對黨員這個羣體的苦力抽調而已！！這種工作既不能發揮黨員先鋒模範作用吸引更多黨員參加，又不能為黨的工作做好宣傳作用，更不能讓居民在困難的時候及時找到組織求助，所有壓力最後都在半拉子的居委會爛掉！！

有人説沒培訓過的人沒啥用，我就想請問：哪怕徵集三輪車讓精壯黨員去運貨，上海問題都能緩解多少？！

2、過度依賴市場化

在疫情這種特殊時期，還寄希望於市場化調節能夠起作用，對於居民而言，尤其是那些收入不高的居民而言，無異於把他們往火坑裏推！！

現在上海的購物渠道不是樓下的某家店，而是一個你可能除了疫情期間而外永遠接觸不到的供應商。如果樓下的超市坑了你，你未來還能用腳投票，甚至上門找事兒都不是不可能，但是流動渠道可不一樣。

而現在的上海居民對於那些流動渠道奸商而言，就好比聊齋裏的狐妖之於書生：在書生最需要的時期出現了，狠狠地爽了一把；在書生功成名就後，就會原地消失，書生不用負擔任何責任。

這種理想顧客只會在這種特殊時期出現，而如果你是奸商，這時你最期待的是啥？是疫情最好永遠別結束，封控永遠進行下去，當收益和責任不用劃等號的時候，不要用金錢去考驗任何一個商人的良心。（馬克思説過，當……300%……踐踏……）

3、最重要的，從始至終的決策思路一直在變，從來沒有真正下決心。

三月底的時候，口徑是“上海絕對不能簡單封他個幾天，否則會影響全球”；

又過了幾天，又變成了：在“清零”和“躺平”之間選擇第三條道路是行不通的。

而之前疫情已經蔓延開了，前面的那個説法不恰恰就是想要尋找第三條路麼？！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説得好：

如今的上海就是內地的香港，其本質是一座服務於資本的城市。它曾經擁有的服務基層的能力隨着第二產業的佔比降低和外遷變成了歷史，然後在金錢購買服務的邏輯下基層的服務能力變成了花錢外包的簡單工作。

而當服務的最重要的利益變成資本利益的時候，人民利益勢必會被拋在後面，至少不會再排在第一位了。

這次疫情很好地反饋出了上海，這座中國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最脆弱的軟肋，也證明了資本化社會在面臨危機時，統一組織協調能力能弱到什麼地步，即使是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