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夢黎|從平台宕機到“團長”崛起——數字時代的主體性難題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2-04-15 23:31
編者按
近期,上海的疫情形勢仍然嚴峻複雜。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如基層治理、物資配送、市場監管、民生保障等,都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和反思。為此,《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特邀請身處上海的各領域專家學者,以第一人稱視角,就自己在居家研究、志願服務中的所見所感,形成系列學術隨筆。編輯部希望通過嵌入式的觀察,以學者切身的生活體驗為基礎,為疫情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提供更真實的觀察視角,為當下的疫情防控提出更具理性和操作性的建議。
從平台宕機到“團長”崛起
——數字時代的主體性難題
肖夢黎|華東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
第四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徵文三等獎獲得者
本文系微信公眾號專欄專稿
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編輯部立場
未經註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平台無力,團長崛起
上海此次疫情以來出現了兩種現象:一方面上海市民紛紛5:50定鬧鐘起牀搶菜,甚至一度出現了用拍車牌的軟件搶菜的“盛況”。作為嵌入式觀察者的我自3.16日小區封控以來只搶到過一單叮咚與一單麥德龍。究其原因除了運力不足外,還有身體怠惰(比如實在起不來牀。聽説有剛成為母親的同事每日喂完奶睡兩小時起來搶菜,我確實是自愧不如)、實力不行(家裏50兆的帶寬遠不及其他千兆帶寬的同城朋友)、技術不行(有小我幾級的計算機學院的學妹編寫了插件小程序,名為叮咚助手,據説非常智能,還能缺貨遞補),當然最後還有意識不行(抱有僥倖心理、不夠重視),這一點後面再詳談。另一方面則是拯救全上海人民的社區團長迅速崛起,手握各種資源運籌帷幄。至於我為什麼平台搶貨不積極,也有小區封控過早、團購極其繁榮補足了相關需求的原因。此波疫情以來,我首先投入了負責樓棟温飽的第一線,志願服務先從解決菜肉開始,迅速拉羣,排摸不能熟練操作手機的老人家。戰績最輝煌的一天,我幫樓裏鄰居買了18箱蔬菜、800個雞蛋,10份肉,還有14份牛角麪包。社區團購使我們樓棟從温飽快步邁入了小康,但是也出現了團購是否加重了社區疫情傳播風險的隱憂。

此外插播一條4月8日的信息,京東APP上線疫情民生保供專區,上海民眾瞬時刷爆直播間。當我興高采烈地準備採購點什麼時,發現連礦泉水都一瓶不剩。可沒兩天,就發現京東配送時間不斷推遲,已逐步推遲到4.24日。京東相關人士表示保供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鏈”,一定要保證“鏈”上各環節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才能保證供應的及時性與準確性。但現在看來,似乎大型平台之鏈仍未打通。
平台與社區團購的內核趨同
自2018年開始關注平台企業的相關治理問題以來,我總是在思考一個問題。互聯網平台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不斷演進的過程中,其內核到底是什麼,換言之,平台到底最像誰?如果將平台視為一種雙邊/多邊市場的架構,我們可以發現有很多類似體。1.0版本可以認為是流動市集的組織者,這一形式對大家來説都不陌生。買賣雙方在村長或者有名望的鄉紳的組織下進行交易,市集組織者可能會固定交易的場所(可能是村中閒置的空地)與時間(每月特定的幾次“趕集”),並可能向賣方收取一定的費用(稱之為“場地費”或“税費”)。當繼續開腦洞後,各種商品交易所與證券交易所可視為2.0版本。

當交易發展到一定階段,某些品類商品的交易需要固定的場所與設施,又內生出一定程度的規制需求時,交易所就應運而生。這時我們發現,實物交易變成了交易代碼,有形產品變為了所有權憑證,交易的迭代進行了升級。再後來,我們發現互聯網平台就形成了3.0版本,交易費用降低、價格公開、交易時間延長、甚至可以支持有保障的匿名交易。互聯網平台極大地拓展了交易範圍、交易品類,食品外賣、日常交通與創新勞動內容的眾包、甚至出現了直播間裏售賣火箭等驚人舉動。
在這個順向推導過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互聯網平台企業實現了往日市集的提檔升級,通過技術發展降低了交易與搜索成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選擇。其實,社區團購也是平台的一種,只不過簡化了多種流程,縮減了鏈條長度。究其根本,團長也是一種交易渠道,承接了電商平台的功能。藉助技術便利,即便身處封控樓棟,也能縱橫捭闔。我們小區有一位神人團長,據線報24小時無休地在陽台接洽業務,短短三日團成了三林熟食、進口水果、鮮肉禮包、海鮮禮盒、西樹泡芙還有速食水餃等各類搶手生鮮。每單數量在150人朝上,客單價中位數在180元左右。由於身處封控樓棟,團長足不出户,就坐擁上千個黏度很強的社區用户。並且,作為一種基於互聯網的交易方式,無論是電商巨頭,還是社區團購,都顯示出一種共通的數字鴻溝與隱性歧視。老人家不僅買不到菜肉,在封控延長的時候,甚至連生活必需品都難以維繫。小區裏一位老人家做核酸時才被發現由於食鹽沒了好久,腿都腫了。老人們既沒有傾訴渠道,也不願將自己的窘境暴露人間。如何處理好老人在數字時代的隱形與“不能言説”,是一項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
平台與社區團購的差異性
疫情期間的社區團購與此前討論熱烈的社區團購有較大區別,後者主要以低價搶佔市場、吸引老年羣體,引發了較大的爭議與風險。而此次上海疫情中湧現的諸多團長則可以區分為涇渭分明的兩類,一類是基於社區需要自發進行的清水團團長,一般不加價、主要為了解決鄰里缺菜的困難而挺身而出;另一類就是市場熱議的黑市團長,不僅炒高了市場價格,還潛在地擾亂了市場秩序。在筆者寫作這篇文章時,上海剛剛制定發佈了《關於規範疫情防控期間“社區團購”價格行為的提示函》,就哄抬物價,以及短斤缺兩、菜品質量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管控措施。

那當我們思考脱胎於平台企業卻又與其有顯著不同的社區團購時,需要考慮兩者的關係是什麼,具體有什麼區別。隨着大型平台的物流鏈條越來越專業、越來越長,是不是不僅大而不能倒,而且長而容易中斷。於是我們在特殊時期只得迴歸原始的集市模式,雖然藉助了互聯網通訊技術,但仍然是在微信羣裏以物易物,甚至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而置平台的支付擔保體系於不顧。另一個重要的區別在於平台提供了更多的品類、更多選擇,但是複雜體系、多重環扣也增加了更多風險。疫情期間社區團購的盲盒銷售方式則減少了分揀、運輸、分發等多個環節出現問題的可能。當然,一個電商平台可以拆分出上千個社區團購,但疫情風險下,堵點叢生。一個倉儲人員的陽性可能導致一個大倉關閉,幾個大倉的關閉則可能使平台近乎癱瘓,無法疏通節點。這個意義上,社區團購是低配版的電商平台+盲盒經濟,是更完整意義上的靈活眾包,但也只能應一時之急。 比如這一期間所有的蔬菜盲盒都是西葫蘆、白蘿蔔、胡蘿蔔、洋葱,豬肉盲盒多是前腿後腿等類型。對許多人來説,疫情過去很長時間內可能不想看到西葫蘆與胡蘿蔔。
社區團購特別是本次疫情中由居民主導的“清水團”可視為一種情感勞動。雖然不夠專業、有一定的臨時性,但居民對發起者的信任度高,志願參與度強,反而成了此次疫情中大家進行生活物資補給的重要力量。團長也在居民羣裏獲得了崇高威信,從而短期內勝過其他類型的採購方式,既是無奈之舉,也是必然之舉。
關注人是永恆的主題
關鍵時候大型電商平台的宕機給疫情期間的運輸與保供帶來了極大困難,天價的打賞費用、求而不得的外賣員與快遞員被戲稱為“上海你得不到的男人們”。一旦日常運行良好的平台中出現了中斷環節,就會引發諸多揣測,比如若出於防疫要求而無法釋放足夠的騎手,那如何保證在外面進行運輸的人員的核酸檢測狀況(特別是改由隨申辦上的核酸碼後,靜態截圖可以使用一個月、身份核驗又很難實現)。諸多小區在封閉了三十天後仍然陽性頻出,筆者所在的小區也是如此,因此政府機構審慎表示團購外賣等物品接觸可能是傳播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要打通堵點,又要確保安全,更要努力保供,這就好像是在鋼絲上起舞,需要極高的政策智慧。
大型電商平台為什麼不管用了?究其實質還在於其中的物流人員無法流動。當我們認識到這個問題後,才能回到頭來反思平台到底有什麼特別,是由於物流體系、技術系統、貨源,還是人?也許我們會給出不一樣的答案。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大家總關注數據和算法,把這兩者稱之為平台的雙翼,但數據和算法不能空轉,關鍵時候“人”的缺失卻會使平台陷入無用之地。平台的數智化使得勞動者的工具屬性不斷增強,出現了算法控制勞動等異化現象。平台上的勞動者與我們相逢不見面,穿着統一服裝的小哥讓人逐漸忽視了他們也是一個個鮮活的主體,正是他們構成了平台運轉中最重要的一環。數字主體是生命實體的數據化,是算法建構出的身份虛體。但是在數字世界生活久了,還是要回過頭來看看搭建平台基礎設施的具象的一個個人。比如針對數字鴻溝問題,城市社區裏的老年人多為數字弱勢羣體,接龍——下單——付款——收貨每個環節都不容易,最後的解決之道還是依賴年輕人——結對子,或者人力摸排實現物資供給。關於平台上勞動者的研究重點多圍繞靈活用工展開,探討如何在傳統勞動關係的框架外為新型用工形式給予傾斜保護。平時如果忽視作為主體的勞動者,將他們困在算法裏無力掙脱。關鍵時候再想起他們,希望他們進行無私奉獻,就為時已晚。突發疫情只不過放大了這種忽視。如果確定合理温情的規制框架,既讓他們跑起來,又讓他們有安全感,既讓他們主動接受查驗,又讓他們在確診後也能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也許才可能真的解決問題。

團長只不過是迴歸了萬物互通互聯的本意,以熟悉的鄰居身份串起了物流難以送達的難題,縮短了保供鏈條的長度。這其中的悖論在於環節越長越專業,約束越多;環節越少越簡單,權力濫用的可能性越大。團長通過情感建構等方式製造熟客,卻無法避免商品質量瑕疵與高昂價格的困境。如何破局,也許還是要逐漸釋放專業平台的力量,以平價、便利的物品供應緩解高價擠兑等亂象,政府通行證的合理發放、有效監管,平台的基礎設施約束疊加有人情味的社區團購才能有效解決疫情期間的保供難題。希望小哥們早日迴歸,這座城市也能漸漸治癒,太久沒見到車水馬龍的熱鬧情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