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上海人，來聊聊上海抗疫為什麼這麼拉跨_風聞

【文章轉自微信公眾號“另類媽媽”，作者為亦君讀書】

上海疫情到現在，很多人想不明白，國際大都市上海，怎麼表現如此拉跨。

援馳物資那麼多，擋不住物價依然高漲，居民還總是抱怨缺這少那。

方倉建了那麼多，連外地都在幫上海建方倉，提供隔離場所，可是依舊做不到應收盡收，見陽立轉。

核酸做了一輪又一輪，抗原檢測了一遍又一遍，老繭都捅出來了，還是時不時冒出新的陽性。

每天的新增數目都過萬，看得人心臟怦怦直跳。

作為一個上海人，身處其中，一方面看到人家指責上海的時候，心裏非常難受。尤其是有的人直接開地圖炮的時候。

我們生於斯長於斯，這座城市對別人來説可能冰冷而又高高在上，關鍵時刻還漏洞百出。但是對我們來説，卻是家鄉，是我們所熱愛的地方。

另一方面，上海這次又確實暴露出很多問題。在大多數居民都非常配合地堅守家中，堅持做核酸檢測，志願者和基層工作者連軸轉地工作的時候，還是收效甚微。

這種感覺就像騎一輛自行車，車輪是好的，車架子是嶄新的，就是咯噔咯噔騎不動，鏈子生鏽了。

作為一名身在其中的上海人，有些東西可能看得比不在上海的人清楚，當然，也可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來談談我個人的看法吧。

上海現在所有的小區管理，包括核酸、封樓、轉移、物資分發、分揀、各種通知……全都落到街道、居委會頭上。

我曾經專門寫過文章，説基層工作者和志願者非常辛苦。這絕對是事實，沒有半絲水分。

但是居委會這一層，管理和操作非常混亂，也是事實。

居委會負責的是真正的最後一百米，居委會的能力，直接關係到居民的體驗和抗疫成果。説白了，居委會就是那根連結兩個車輪子的鏈條。鏈條一生鏽，車就蹬不動。

以我所在的小區舉例子吧。

有幾件事可見一斑。

第一件，做核酸的時候，有個居民名單，上面羅列着每家每户的人員數量和姓名。我因為剛剛搬進來不久，名單上沒有我的名字，而是上任租户的名字。所以一開始做核酸的時候，我們需要在現場，手動把原有租户的名字劃掉，加上我和孩子的名字和聯繫方式。

原本這就是一件小事。可是半個月過去了，到現在我們做核酸的時候，還要如此操作，這就非常不能理解了。忙歸忙，轄區居民名單總要核實清楚吧？居委會不做統計工作嗎？第一次拿到核酸名單，不就應該在電腦上調整一下名單嗎？

我都起碼做了10次核酸了，次次都原封不動地打印舊名單。

跟我一樣情況的人肯定不少，有的是換了租客，有的是女婿封在了丈母孃家裏，怎麼能保證不漏檢？每次都靠不在名單上的人自覺嗎？萬一其中有人檢測出陽性，該如何跟蹤？

另一件事，我們有個團購雞蛋的團長，人非常熱心，雖然不是我們小區的，但是給我們小區多送了幾板雞蛋，説讓我們幫忙送給獨居老人。

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我們的心都熱熱的。但是遇到一個難題。我們小區老齡化挺嚴重，老年人很多，但是他們一般都很謹慎，也很少和鄰居交流，我們不知道獨居老人在哪。空有雞蛋，沒有名單，怎麼弄？

於是有團友提出去問居委會拿名單。但是居委會的電話一直沒通，也沒找到人。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也沒有一個名單提供。最後我們只能把雞蛋送給身邊認識的一些老人，還剩了很多雞蛋只能按原價賣掉，再把錢還給團長。

第三件事，我們小區一開始做核酸，是把所有人集合到一起做的。後來經過科普，發現這樣相當於人為產生了密集的人羣。指不定好好的陰性，因為做核酸的時候操作不當，轉成了陽性。

後來每次再做核酸，我們就改變了方式。居民不動，大白動。大白搬着桌子，輪流到每棟樓下面做核酸。這樣每次都是一棟樓、一棟樓下來，減少交叉感染的可能。

本來這樣挺好的，結果有一天，因為換核酸碼，耽擱了挺久，支援的醫生到我們小區的時候，已經是半夜11點。

我們當然能理解志願者和大白的辛苦，理解他們想要趕快做完收工的心情。但是當天晚上特別混亂，小區裏所有人又被趕到一個地方集中做核酸。也沒有按照樓號，一棟一棟來，而是大家同時下來，擁作一堆。

這且不提，當時晚上天黑，人又多，秩序很混亂，竟然沒有人維持秩序，很多人根本沒有保持距離。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就像在超市門口搶購雞蛋一樣，前胸貼後背，挨在一起。

氣得我回來就下單了一個喇叭，想着下次再出現這種狀況，至少可以幫忙維持一下秩序：不斷循環：“請保持兩米距離”。（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京東上下單的所有食物都沒到，這個喇叭居然先到了。）

還是那句話，我們理解居委會和醫生、志願者的辛苦，但是這樣的操作很可能導致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

任何一次做核酸，都像一次戰爭——居民和病毒之間的戰爭。之前做得再好，只要有一次失策，就可能導致不該“陽”的“陽”了。這是絕對不容馬虎，不能偷懶的事情。

第四件事，通過統計平台，我們瞭解到小區裏4月12號有一例陽性。但是業主羣一通氣，發現沒有樓被封，完全不知道是“陽性”出自哪裏。真是“人在家中坐，陽從天上來”。詢問居委會到底是哪棟樓“陽”了，也沒得到回應。

大家都知道核酸檢測出“陽”性是滯後的，測出有“陽”的時候，已經有了傳染性，感染了別人，再過幾天，才會陸陸續續繼續繼續測出“陽”。那麼這個時間差，只有依靠居委會去滅火。

就算顧及隱私，至少告訴我們是哪棟樓，這樣我們平時可以繞着走，也可以避免和那棟樓的居民近距離接觸。

但是沒有。我們沒有得到任何信息。每天打開軟件，又是一個新的14天等待着我們。

光我看到的就有那麼多漏洞，全上海那麼多居委，一定有做得好的，也一定會有做得更糟糕的。

事實上，居委會能做的事很多，包括給有陽性的樓進行消殺，對門口的團購貨物進行消殺，對接好需要外出就醫的居民的需求，防止人們鑽空子等等。

如果這最後100米的工作能做好，相信上海的防疫情況就能大有好轉。

説了居委會這麼多不好的，話又説回來。居委會在平時根本沒有那麼多的活。他們的收入是很低的，大家都默認居委會是錢少事少離家近的清水衙門。他們的權利也沒有那麼大，大多數時候就在辦公室坐坐，乾乾開證明之類的活。

突然一下子把所有抗疫的重擔都壓在居委會頭上，怎麼能不亂？

以前上海的居委會，充斥着老阿姨和低學歷的人，近幾年才開始招聘大專以上學歷的年輕人。對於老阿姨來説，有的連電腦都操作不來，只好讓名單維持原樣了。

而年輕人，則因為工資低而導致流失率高，另外他們也容易把居委會工作當成單純的文書工作，不願意跟居民進行深入的交流。

還有一點，居委會之前辦事的方式，是非常刻板的，上面怎麼説，他們就怎麼做。一板一眼，跟算盤珠子似的，撥一撥，動一動，沒有什麼主觀能動性。

面對機械又刻板的居委會，志願者工作也很被動，很多他們能想到做的，居委會卻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推諉了事。

當年上海對抗甲肝病毒的時候，也都是依靠基層的居委去宣傳，去管理。但是那時候居委會的老阿姨雖然學歷低，但是非常熱忱，對轄區裏每家每户什麼情況都瞭如指掌，連夫妻吵架她們都會上門調節。

現在上海人口流動性大增，居委幹部也不復當年的單純和熱情。他們拿着很少的工資，圖的就是個清閒，你再讓她們承擔比996更強的工作，她們會做，但是絕不會如當初那批阿姨那樣熱心。

工作熱情沒有了，那就需要一個標準化的流程指導。

現在上海需要的是一個基層工作指導書，或者對這些居委會進行一個簡短的培訓。把如何轉運陽性、如何做核酸、有陽性居民如何告知、如何進行樓道消殺、如何對快遞物品進行消殺做一個流程化規範。

居委會需要停下來，仔細想想該如何進行下一步工作了。

亦君説：只有做好最後100米的工作，才能更好地安撫居民不安的心，更好地控制好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