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霖：重返太行山，我們的第二故鄉_風聞

作者：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義市司馬村人，抗日女戰士，黃鎮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紀委副書記，新中國第一代大使夫人。

1988年10月，黃鎮同志與朱霖同志三上太行山，重訪老革命根據地山西省武鄉縣東堡村。

在國外工作期間，我們對祖國的情況可以説非常關心和記掛。而且，長期在國外工作，特別需要了解國內的情況。因此，我們決定利用赴美前十來天的休息時間重返我們的第二故鄉——太行山革命根據地，離開那裏已經25年了，想去看看那裏的山山水水有沒有什麼變化，也想去看看曾經與我們同生死共患難的鄉親們，不知他們這些年生活得怎麼樣。

我們離開北京先到達安陽，由地委同志陪同往西進入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太行軍區第七軍分區。先看河南林縣紅旗渠水利工程，真是人民用雙手修建的“人工天河”啊！漳河水已繞過許多高山絕壁，通過挖掘的山洞、石壘的水渠，全長828公里，就像是從天而降的一條河流，澆灌54萬畝耕地，解決了全縣50多萬人口的吃水問題。地裏麥子長得旺盛喜人，到處建了梯田、小水電站、電磨房，農民用上了電燈，碾米磨面也不用人力了，大家有了時間，文化娛樂也活躍起來。

我們還看到一個養魚的池塘，魚兒在水裏活蹦亂跳。黃鎮同志高興地説：“大變樣，真是大變樣啊！我們太行山人民今後也可以吃到魚了。”旁邊有一個小青年説：“吃魚卡死怎麼辦？”大家都笑起來。黃鎮同志又説：“我們太行山人民以後慢慢地也會習慣吃魚和吃雞的，這對身體健康該有多好啊！”羣眾美滋滋地都笑了起來。

黃鎮同志説，想要看看當年開闢工作和打仗的地方，1943年和1947年都是在這一帶。當地幹部就領我們步行到合澗村，河岸邊敵偽軍挖的工事還隱約可見。

在村裏，見到一位老民兵隊長，他説：“1943年，太行五分區司令員皮定均，還有一位八路軍129師師部來的首長，就是你吧！你們在這一帶打走頑偽軍，才把我們解放出來。”

抗戰時期的黃鎮和夫人朱霖

（圖源：紅色129）

黃鎮同志説：“1943年春夏，師部臨時決定我為豫北工委負責人，帶領一大批幹部和皮定均同志一起來開闢這一帶的工作，後來才成立了太行第七、八軍分區。”大家都説，當時這一帶的人民在頑偽統治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初解放時要飯的很多，軍隊在新區生活也很困難。我馬上想起，當時收到黃鎮同志一封信，信中談到開闢新區軍民歡騰的情景，也説到他胃病發作希望我帶點乾糧給他。他沒想到我們師部所在地也是大災荒，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向老百姓買了三斤白麪，做成饅頭後又烤成饅頭幹，裝在乾糧袋裏捎到七分區。事後，聽警衞員説，黃鎮同志收到乾糧後，看到新區那麼多要飯的，就將米袋裏的乾糧統統拿出來，發給要飯的老鄉了。

當我們一行走到合澗南岸的河南園村莊時，黃鎮同志説，他在這個村住過。一個村幹部説：“你是不是救過難產的母子倆？他們家的院子就在這裏。”黃鎮同志走進去一看説：“就是這裏！”他説：“那天剛打完仗，我和參謀長、警衞員被安排住在上屋，房東家的人住在東西廂房，一覺睡到半夜，聽到房門、院門直響，有人出出進進，我怕有敵情，警衞員也來報告，我連忙起來，只見房東老太太在院子裏團團轉，兒子王中伏也直跺腳。問她怎麼回事？她説：‘兒媳婦難產，眼看大人孩子都不行了。’我立即叫警衞員去把軍醫請來，到天亮，孩子出生，原來是個怪胎，母親算是平安，軍民都很高興。”

黃鎮同志問到這一家人的情況，村幹部説：“老大爺和老太太已經去世了，產婦和她後來生的兒子早已搬到村東頭去了，這房子分給了貧下中農。”黃鎮同志説：“那我們去看看這個房東吧！”村幹部説：“他家成分不好，首長還是不要去看了。”黃鎮同志也不好再説什麼，但看起來是很不高興的，他只説：“我看這家人家連富農也劃不上，怎麼能掃地出門呢？”

當1980年我們從美國回來，也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這家房東媳婦郭秀琴寫了一封信，還附了兩雙親手做的布鞋寄到北京，送給黃鎮同志，對33年前八路軍救他們的事表示感謝。看來情況有了變化，信的內容是歡樂的。

到紅旗渠引水的漳河邊上一看，才知道為了樹立這個典型，上游許多地方得不到水，過去漳河水很大，現在水很小了，太行山的水資源有限，為爭水正鬧矛盾呢！沿途也看到不靠清漳河的山區人民在排隊從溝渠裏淘水，用小勺往桶裏倒的都是黃泥水，我馬上想到戰爭中缺水的情況。黃鎮同志讓車停下來，皺着眉頭説：“我們是社會主義了，難道我們的人民連水都沒有喝的？”這句話不知怎麼傳到太行山的幹部和羣眾中去了，之後聽老同志説，太行山打了不少井，黃政委的這句話起了點作用。

我們從林縣坐吉普車出發，走山道路過山西黎城，繞到河北省的涉縣，反掃蕩時這條只能步行和趕牲畜的小路，現在已變成可通汽車的山區公路了。

走近涉縣城，那熟悉的山水依舊，建了一些新房屋，周圍的山上居然有了不少煙囱，樹木也比以前多了，真是令人高興。

1988年11月20日，黃鎮回訪涉縣

（圖源：紅色129）

當晚住在縣委招待所，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出發去129師和太行軍區駐紮過的村莊，先到赤岸村——129師師部所在地，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參謀長李達等都曾住在這裏，後來也是太行軍區司令部所在地。全村男女老少出來迎接我們，黃鎮同志見人就説：“我代表劉師長、鄧政委、李參謀長來看望你們，鄉親們好！”

當年的老村長這時已70多歲，他高興地説：“你們可回來了！”一個50多歲的農民連跑帶喊從人羣中擠進來，他手中拿着一頂大草帽説：“黃主任，你看，這頂草帽是劉司令員送給我的。南下時我跟着司令部當民工，一直跟到大別山，臨回來時，劉司令員把他頭上的草帽摘下來給我戴上，讓我平安回家，並向全村人問好，還親自把我送走。當時我激動得要掉眼淚了，我把它留作紀念，一直保存到現在。”許多羣眾説起當年司令部駐紮在這裏時的好作風，都無限懷念。

婦女們更是問個不停：“汪榮華、卓琳怎麼樣了？她們怎麼不來？她們的孩子怎麼樣？我們真想她們，那時在窮地方，她們受苦了。”

1988年，黃鎮朱霖夫婦在涉縣王堡村看望老房東

（圖片來自網絡）

接着，我們又走了三里路，到了129師和以後的太行區政治部所在地王堡村，村子依舊，連原先的那兩個泡麻池也照樣在那兒。我們129師幫助修的漳河渠，水還在流淌，水澆地面積擴大了；我們蓋的大禮堂完好無損，村裏開會還在使用；我們挖的土窯洞大部分還可以，因年久失修，有好幾孔窯已倒塌。羣眾養了羊羣，窯洞的對面山上蓋了一片新房子，老百姓吃糠比過去是少了，村裏人口增加了許多。

剛進村，一眼就看到，走來接我們的是拄着枴杖的樊六子，他在解放戰爭中失去一條腿，現在是一等殘廢軍人，本村的黨支部書記。那時，他還是不到20歲的青年，現在已是40多歲的人了。

接着走過來的是張進財，他參軍後跟隨劉鄧大軍打到大別山，解放後才退伍回家，當時和他一起從本村參軍過黃河的只回來了他一個人。

這個不大的村子參加八路軍和解放軍的就有60多人，民兵有40多人，犧牲殘廢的就有30多人，孤兒寡婦不少。特等殺敵英雄樊四得已50多歲，還很健康，當時是民兵隊長，打了很多漂亮仗，有一次用巧計就打死、俘虜國民黨軍100多人。楊慶功參軍後立過一等功，退伍後積勞成疾，現已去世。為了中國人民的勝利解放，這個村子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我們活着的人怎麼能不努力繼續革命、建設呢？

我們剛走到街上，村裏的羣眾就都跑出來了，把我們團團圍住，有的説：“你們可回來了！”有的説：“朱霖，你可胖啦！”有的叫黃副主任，有的叫黃副政委，並説：“你也胖多了，頭髮都白了。”老二婆一下子就把我抱住哭着説：“可見到你們了。那年大災荒，要不是政治部拿出自己吃的糧來救濟我們，今天我們都見不到了。我的兒子那時剛生下，眼看大人沒奶，他要餓死了，後來用軍隊給的小米弄成糊糊喂，才算活下來，現在兒子的兒子都大了。”不少婦女都眼淚汪汪地訴説着離別後的思念，也都提到1943年的大災荒，她們説：“那時我們全村沒死一個人，全靠政治部的救濟，你們卻吃的是野菜。”

縣委陪同的同志説到1958年“大躍進”吃大鍋飯時也困難了一陣，幸好1962年5月周總理來到涉縣，去沿頭村參觀食堂，發現問題，開了現場會，第二天即下令解散食堂，各家回去做飯，否則也快要死人了。提到周總理，大家表現出無限的懷念和尊敬。

許多人把我們拉進家去，讓坐在炕上，要給我們做飯吃。村裏人口增加，住得很擠，家中還是老樣子，有些人家還在吃糠，勞動一天，工分值只有三毛錢，生活還是很苦的。

我們來到129師蔡樹藩主任和我們的房東楊雙保家，他們對蔡主任1958年飛機失事犧牲表示悲痛，問到蔡主任的妻子陳書漣同志的近況。

我們點名問到全村老一輩的人，差不多都已去世了，但我一閉眼就可以想到他們的形象。有些年輕一輩的人進進出出，看看都不認識，他們説：“老人們常常談起你們。”這使我們百感交集，也不知是高興還是悲傷。

我們去時帶了大包的煙和糖果，分給他們表示一點心意。最後到了村長辦公室，原來縣委已通知我們孩子們的奶孃都來了，在這裏會面。這些奶孃你一言我一語告訴地委同志，我們一進城就給她們寄日用品，以後還接她們到北京遊玩。奶兒奶女參加工作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寄給她們，之後每年還給她們寄錢和衣料，的確良的布衫穿不完，有了病還給她們治療，奶孃去世的給安葬費等等。我們之間的確是建立了血肉之情，在戰爭的困難年代，她們冒着生命危險為八路軍撫養孩子，進城後我們怎麼可以忘記她們呢，我們只覺得做得還很不夠。

— END —

圖文來源 |《大使夫人回憶錄》

作者 | 朱霖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