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的就業壓力和就業問題芻議_風聞

就業不只為謀生。

本文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的立意假設之上的。如果你對此非常有異議，看了會不適。

若回想，這應該是好多年前我跟一位MBA即將畢業的年輕人，在閒聊當中就有關話題產生的一個立論（“理論”）上根本性的一個分歧。而且在我後來的實際工作實踐與思考中，自我感覺自己的那種想法已經屢屢得到了驗證。

不管他（她）曾經是一位農民，來自鄉下的農民工、工人、技師、某一領域的技術專家，到外賣快遞小哥、小業主，還是越來越多的“碼農”們，還是一箇中大型企業的經營者、領導者，在這上面幾乎也都一個樣。

就業壓力和就業的問題，也可以説在我們新中國立國之初之前也就已經存在了。只不過再思考那些當年國家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時，我們極少能想起來使用“就業”這個詞。—— 這使得“就業”這個詞彙在我們這裏顯得“很年輕”，很新鮮。

—— 這隻能説明我們當今學界的一些理論家們或許太專注于思想“創新”了。

與此還有一個比較類似的經濟社會現象，沒有得到當今學界足夠的重視、研究和思考，那就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曾經也多次出現過的通貨膨脹現象和問題。

新中國立國之前與之初，面對的巨大的就業壓力和就業問題可以如何理解呢？

當時最嚴峻的國家挑戰是，有相當一部分的農民已經沒有自己可以耕種的田地，連續多年的戰亂和動盪，已經讓很多國民處在了流離失所的境地，哪還有什麼安居樂業的機會呢。即使最廣大的農民還可以租種地主家的土地，但交租之後的餘糧實實在在已經太少太少了，根本達不到養家餬口的水準。

我們國家的民主主義革命（包括抗日戰爭能夠最終取勝的最大支撐和關鍵也在於）實質上叫土地革命。——也就是要解決最廣大的老百姓能夠有效地就業與安居的問題。

什麼叫有效地就業，即最廣大的民眾本可以通過種地也能夠實現養家餬口的最基本生存生活的需要。

新中國建國之後，土地改革在1952年前後全面完成。這是巨大的歷史性進步。

追求實現工業化是求富裕。所謂無農不穩，無工不富。

“農民的就業”安頓好了，但整個國家如果不大力發展工業和商業，還是很難繼續改善居民的生活一茬一茬接着往前奔。

在西方國家對我們普遍實行經濟和技術封鎖，以及我們自身也難免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約束下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只能立足於內循環。由此一來，龐大人口的就業壓力和就業問題長期成為了一個無論如何也迴避不開磨不開的國家政治和社會問題。

從舉國大力支援“三線建設”，到發動和鼓勵廣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背後都有着需要切切實實地努力解決我國的人均耕地嚴重不足，及城市工商業非常落後可提供給年輕人的工作機會增量嚴重不夠的社會矛盾。【順便説一句，現在有些反映當年上山下鄉知青生活的電視劇儘管已經比較“真實”了，但實際上距離當年“真實”的社會生活還很遠。文學藝術也難免是有侷限的】

用經濟學的話説，就是我們在主動追求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結構性就業的矛盾和問題。農民太多了，人均可耕地又太少，過剩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就要窮則思變，往人口更加集中存在着工業生產和商業更活躍的城市去。

有工業化生產的地方，可以新增的工作機會未必就一定會增多，這時候很大的經濟彈性在商業。所謂無商不活，但商業要想被統一地管理（監管或管制）起來要比有效管理工業的難度大多了。這在1950-1980年間，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國家政治和社會風險無比集中的領域。

城市商業疲軟，帶來增量的就業便很有限。許多城市的年輕人既無土地可耕種，當地也無工作就業機會可享受，只剩下等着接前輩的班一條路。大量知青上山下鄉尋出路，絕不僅僅是政治因素，還有更加深層次的國家經濟驅動的因素。

國之大者，在民生。民生之重，在就業。

在一國的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過程中，就業結構與就業方式的不斷調整、適應和有序高效地去應變，去積極主動地去改變。

新中國的前三十多年，我們國家就業主要的方式方法或就業理念，是主要依靠國家政府進行周全的規劃和並不太周詳的計劃，中間作了很多難，是我們絕大部分“70後”（“80”、“90”後）所已經無法再去充分想象的。

因為，那時候人們即使有市場的某種思想意識或概念，也只是侷限在為數有限的“商品”上，任誰都很難想到或者敢想“人”也可以作為“生產要素”去到“市場上”去交易。我們長期以來有着文化印象的故事是，不太久之前我們國家更多存在過的除了地主與僱工（形式多樣），便是學徒、徒弟和師傅。從來沒有聽説過我們人本身也是可以被當做“生產要素”去“安排”的。

—— 這或許就是西方經濟學的高明之處吧。

由此，就業的壓力和就業問題也才可以順理成章地託付給市場或市場經濟 —— 這中間需要巨大的人類思想的調整、轉變與適應。

所幸的是，我們恰逢“天時地利與人和”，這中間的理念轉換很順利，也很高效。

在已經過去的20多年間，數以億計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基本上已順順利利地脱離了從事農耕生產的工作，而城市老一代的居民和子弟，再也不需要為難以就業而發愁。

就業與再就業，大家全都不再需要找市長。“不找市長，找市場”是1990年代非常正能量的一個詞，這中間如果説有一些不那麼太和諧的小插曲，便是主要在我國的南方地區特別在珠三角，曾經在一段時期鬧過不少自發的罷工潮，針對的當然其實也不是政府。

如今這一輪的就業壓力和就業問題凸顯，可以説是在2014年（左右）之後 —— 這意味着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再一次躍升到了一個新階段 —— 再一次面臨了相當突出的就業壓力和就業問題。

首先是所謂“民工荒”，在南方很多年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現在已經普及到了全國各地。所謂“民工荒”並非就是“民工荒”—— 是再願意還願意從事以前老一代民工所從事的工作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 這正是我們國家時代的發展與進步。

不得不説，有一些經濟學家很早之前就已經生硬地臆造出了一個“人口紅利”的名詞。不知道他們是虛心引進的還是自己“獨到的理論上發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詞，或許一些西方國家的某些人還不至於誤以為，是我們搶走了他們的一些工作機會和飯碗。現實生活當中根本就不存在“人口紅利”這一説，只有勞動者的價值貢獻是否得到了合情合理的體現。

如果説我們國家真有所謂“勞動紅利”一説，那新中國之前我們國家的“勞動紅利”是高還是低？

一邊是“民工荒”，一邊是大學生和年輕人的就業壓力（現如今已經蔓延到35-45歲以上中壯年羣體）長年居高不下，面對來勢洶洶的社會人口老齡化，我們當今的勞動力究竟是嚴重地缺乏，還是已經出現了某種意義上的相對過剩了呢？

一方面我們需要鼓勵生育再生育，一方面除了面向市場和努力奮力爭取擠進公務員隊伍外，未來較大量增長的增量就業機會在哪裏呢？居高不下的就業壓力如何才能夠得到有效的釋放？

所有的歷史經驗都表明，結構性的失業和就業壓力問題，大多很難通過單純的市場機制去緩解。從王朝興替，到週而復始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市場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市場之外除了公務員領域，是否還會有一些其他的機會和可能，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需求的事業領域呢？地方政府在解決當地的新增就業和穩就業的突出的社會挑戰和機遇面前，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不影響市場經濟發展正常秩序的前提下，還有哪些可以發揮政府獨有的組織功能和調節作用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