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二級政府（郊區是市區鎮三級）、三級管理、四級網絡？_風聞

【本文來自《作為上海人説兩句，上海之前基層治理的方向是去行政化的》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上海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二級政府（郊區是市區鎮三級）、三級管理、四級網絡，這個其實也不單單是上海一地的獨有模式，其實全國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二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架構。

這次的問題實質並不是去行政化。上海的基層治理一直都是行政主導型的。説是去行政化導致的，是對上海這些年的基層治理不瞭解的説法。

90年代以來，上海的人口快速增長，人口構成上既有1000多萬的本地户籍人口，還有1500萬左右的外來人員，還有一些更復雜的國際化社區，社區人口規模也普遍擴大，原來一個居委會只有幾百户，現在很多社區一個居委要管上千户到幾千户，上海最大的居民區之一——上海康城就有幾萬人。

居委會還是那麼些人，怎麼服務管理過來？

所以，2014年-2015年上海開始推行“1+6”基層改革，大量管理服務資源下沉街道和鄉鎮，居委會的辦公經費普遍增加，台賬電子化普遍推進，社工站社區工作者普遍配齊，民警、城管進社區制度普遍建立，怎麼是去行政化呢？

問題的實質是什麼？

首先是這次疫情規模之大，各種社區防疫任務、民生保障任務同時間內堆壓在一起，如同通常所説的醫療資源被擠兑類似，導致行政力量和資源被嚴重擠兑，已經擊穿了基層社區居委資源和能力的上限，出現“治理休克”現象，出於補救，才動員機關、事業單位黨員和幹部72萬人下沉社區來支援。

上海現有黨員約190萬人，除去年齡很大的、健康狀況不適合的黨員，還有相當比例的黨員沒有發動起來，來參與這場戰疫。

第二個原因，就是生活物資保供，事前沒有針對大規模疫情的應急預案，在大規模疫情已然形成的情況下，沒有果斷採取行政主導的保供方式，而是一再寄希望於市場化渠道和力量。由於貨源、流通渠道、人力運力的大部分並不受控於政府，所以，在自發逐利衝動驅使下，出現了從貨源、流通、配送騎手的幾乎全線失控的亂象。即使像京東這樣的一部分市場力量想配合協助政府，也無法有效作為。如果説這一條是去行政化，不如説是市場失靈失控更準確。

最後兩者疊加，短時間內在基層形成了行政失靈+市場失靈相互放大失靈效應的局面。然後不少社區開始組織志願者來自我救濟、自我管理，社區自治的潛能被大規模激發、自治機制被大面積激活，幸虧社會這一領域沒有失靈，才兜住了行政資源被擠兑+市場機制遭扭曲條件下的社區運行。希望隨着疫情逐步受控，經濟社會生活可以逐步恢復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