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二級政府(郊區是市區鎮三級)、三級管理、四級網絡?_風聞
门外翰-2022-04-17 14:00
【本文來自《作為上海人説兩句,上海之前基層治理的方向是去行政化的》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上海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二級政府(郊區是市區鎮三級)、三級管理、四級網絡,這個其實也不單單是上海一地的獨有模式,其實全國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二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架構。
這次的問題實質並不是去行政化。上海的基層治理一直都是行政主導型的。説是去行政化導致的,是對上海這些年的基層治理不瞭解的説法。
90年代以來,上海的人口快速增長,人口構成上既有1000多萬的本地户籍人口,還有1500萬左右的外來人員,還有一些更復雜的國際化社區,社區人口規模也普遍擴大,原來一個居委會只有幾百户,現在很多社區一個居委要管上千户到幾千户,上海最大的居民區之一——上海康城就有幾萬人。
居委會還是那麼些人,怎麼服務管理過來?
所以,2014年-2015年上海開始推行“1+6”基層改革,大量管理服務資源下沉街道和鄉鎮,居委會的辦公經費普遍增加,台賬電子化普遍推進,社工站社區工作者普遍配齊,民警、城管進社區制度普遍建立,怎麼是去行政化呢?
問題的實質是什麼?
首先是這次疫情規模之大,各種社區防疫任務、民生保障任務同時間內堆壓在一起,如同通常所説的醫療資源被擠兑類似,導致行政力量和資源被嚴重擠兑,已經擊穿了基層社區居委資源和能力的上限,出現“治理休克”現象,出於補救,才動員機關、事業單位黨員和幹部72萬人下沉社區來支援。
上海現有黨員約190萬人,除去年齡很大的、健康狀況不適合的黨員,還有相當比例的黨員沒有發動起來,來參與這場戰疫。
第二個原因,就是生活物資保供,事前沒有針對大規模疫情的應急預案,在大規模疫情已然形成的情況下,沒有果斷採取行政主導的保供方式,而是一再寄希望於市場化渠道和力量。由於貨源、流通渠道、人力運力的大部分並不受控於政府,所以,在自發逐利衝動驅使下,出現了從貨源、流通、配送騎手的幾乎全線失控的亂象。即使像京東這樣的一部分市場力量想配合協助政府,也無法有效作為。如果説這一條是去行政化,不如説是市場失靈失控更準確。
最後兩者疊加,短時間內在基層形成了行政失靈+市場失靈相互放大失靈效應的局面。然後不少社區開始組織志願者來自我救濟、自我管理,社區自治的潛能被大規模激發、自治機制被大面積激活,幸虧社會這一領域沒有失靈,才兜住了行政資源被擠兑+市場機制遭扭曲條件下的社區運行。希望隨着疫情逐步受控,經濟社會生活可以逐步恢復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