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過佛萊堡_風聞

盧麒元 人民思想庫 2020-04-2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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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違了，佛萊堡（Freiburg）。我曾經多次神遊你這神奇的土地。

佛萊堡，位於黑森林南部最西端，隸屬於德國巴登福騰堡州，人口二十一萬多人，是德國最陽光燦爛的城市。我注意這個名字，倒不是因為這裏的陽光。而是以這個名字聞名於世的經濟學流派——佛萊堡學派。我記着那些名字，瓦爾特•歐肯（Walter Eucken）、威廉•盧撲克（Wilhelm Roopke）以及偉大的路德維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

一、佛萊堡學派的價值。

或許，佛萊堡藏着一把中國尋找了許久的鑰匙。

作為德國歷史學派的落日餘輝，佛萊堡學派算不上輝煌。佛萊堡學派，模糊了德國歷史學派對歷史特性的認知，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一些重要思想。這種模糊和接受，從經濟學意義上講，使得佛萊堡學派失去了傳統歷史學派的特徵，以至於他們的經濟學失去了鮮明的個性。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如日中天的地位，更加使得戰敗國經濟學家們顯得無足輕重。

然而，正是基於對兩次戰敗的痛徹思考，德國經濟學家們進行了勇敢的揚棄。佛萊堡學派在骨子裏始終堅持歷史學派的一貫思想，但在形式上向新自由主義進行了“全面”妥協。建立了戰後的“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概念。歷史很有趣，佛萊堡學派在經濟學上的近乎失敗，正好促成了他們在社會實踐上的完美成功。他們的主張，以及他們身體力行的實踐，使德國僅僅經歷一代人，就全面振興了經濟，成為歐洲最強盛和最具活力的“經濟超級大國”。多年以後，艾哈德先生成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偶像。

佛萊堡學派大氣、深邃和淡定。

瞭解佛萊堡學派，就必須關注德國歷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的百年論戰。此次論戰，發生於1840年到1941年。這個時期，正是德國形成民族國家、實現工業化、躍升為軍事強國的歷史時期。一般觀點認為，這是一場關於方法論的論戰。事實上，這是關於主體性的論戰。德國歷史學派始終堅持歷史特性和文化特性的重要性，用歸納推理的方法，揭示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奧地利學派則堅持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則，認為只有抽象的經濟人和經濟行為，才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經濟學原理具有普遍適用性，應該使用演繹推理的方法，揭示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其實，歷史學派堅持的歷史特性，用中國人的話來説，就是關注個體的特殊性，也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説到底，他們想要堅持德國在經濟理論中的主體性。實際上，這已經脱離了歸納推理或演繹推理的方法論範疇，深入到了世界觀範疇。其實質，是強調一個民族國家的自主與自覺。歷史學派強調，任何先進的理論均具有歷史的侷限性，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理論與實踐必須實現高度的吻合，才是有效的，或者説先進的。脱離了實際情況，理論並無先進性可言。也就是説，適應性重要於先進性。這一點，倒是體現了德國人的哲學修養與民族個性。當然，在大英帝國如日中天的歲月裏，與古典自由主義一脈相承的奧地利學派，堅持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則，也是可以理解的。奧地利人一直周旋於歐洲列強之間，天生具有“世界人”的氣質。

這也是非常值得當代中國人深思的地方。我們太過簡單地接受了一般性原則，而忽略了中國的歷史特性。歷史一再證明，脱離現實的“先進性”總是不斷地製造“落後”。

正是在百年論戰之後，佛萊堡學派誕生了。它在堅持歷史特性的同時，作了極富智慧的妥協。也可以這樣描述，佛萊堡學派吸納了自由主義的精華，並根據德國特定歷史條件，創造了“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尤為可貴的是，艾哈德（經濟學家及第二任聯邦德國總理）等人，身體力行將這一理論，成功地轉變成聯邦德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並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請注意“社會市場經濟”概念。顯然，佛萊堡學派深刻認識到市場經濟的好處。他們沒有繼續走“戰時計劃經濟”的老路。他們徹底接受了產權私有這一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但是，他們同時非常清楚地理解，產權私有條件下市場經濟的弊端。艾哈德認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只有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實現社會市場經濟的目標是要使越來越多的德國人民走向富裕。因此，他們在推進產權私有和建立現代市場制度的同時，強化了國家公共財政轉移支付能力，保持着極高水準的二次分配力度。佛萊堡學派對政治組織和金融寡頭極其敏感，德國的經濟制度設計有效約束了官僚權力和金融寡頭的發展。聯邦德國的經濟制度，有效縮小了貧富差距，實現了國民的共同富裕。不通過國家佔有生產資料，讓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使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同時，國家強制性介入二次分配，實現效益之後的公平與公正，保障較高的國民福利，也同時保證了消費與供給的平衡。聯邦德國非常好地實現了，國內經濟均衡，國際經濟均衡，人口與資源的均衡，階級之間的利益均衡。

佛萊堡學派具有高度的哲學理性。他們認同“產權私有制度”和“現代市場制度”，與此同時，他們也高度重視並深刻理解“社會”的含義。他們將“社會”主義的着力點，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上輕輕轉移，巧妙地放置在社會再分配上。他們通過強化公共財政政策，克服了傳統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較好地在資本主義實現了社會主義理想。同時，他們通過有效地制度約束，將行政官僚和金融寡頭的權力控制在特定範圍之內，較好地解決了政治壟斷和經濟壟斷的弊端。聯邦德國的經驗廣泛地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借鑑。

佛萊堡學派沒有簡單地接受美國（佔領者）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也沒有固執地拒絕馬克思主義影響，他們選擇了一條折中的路線。佛萊堡學派的定力，來自於德國歷史學派對“歷史特性”的深刻理解。我將德國歷史學派的“歷史特性”闡釋為“主體性”。正是因為這種寶貴的“主體性”，佛萊堡學派得以超越意識形態束縛，掙脱世俗政治紛爭，規劃出一條適合德國的道路。

佛萊堡學派對於中國的借鑑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主體性或許就是打開“愁城”的那把“鑰匙”。

二、新自由主義的侷限性。

自由美麗得像花一樣。

深入理解德國的歷史學派，就必須瞭解他們的對手奧地利學派。

在歷史學派沉寂之後，奧地利學派在英國和美國得到了發揚光大。其中，最亮麗的部分就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學理論，產生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他的代表人物恰好是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1Hayek，Friedrich August)。秉承奧地利學派的一貫思想想，新自由主義仍然堅持他們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則。概括起來大約主要在三個方面：產權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新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進行了完善和發展。它總結了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暴露出的自由放任市場的問題，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尋找出路。仔細推敲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筆者驚奇地發現，他們與佛萊堡學派有着某種驚人的相似。他們在堅持古典自由主義原則的同時，向“社會”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協。有意思的是，他們將這種妥協歸結為“道德學説”。他們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並以“道德學説”為理論基礎，重新梳理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

筆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激烈碰撞下，人類思想進步的新的里程碑。它對於二十世紀，以至於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社會實踐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無疑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思想基礎。自然地成為冷戰時期，對抗社會主義的有力思想武器。客觀地説，新自由主義是有進步意義的，它在強調人的自由的同時，強調了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並使這一認識，轉變成現代資本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至少形式上如此），這對人類和平是有積極意義的。

新自由主義適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其理論獲得了蓬勃地發展。廣義的新自由主義幾乎涵蓋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大部分流派。包括：倫敦學派；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供給學派等等。新自由主義發展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了重大調整，出現了新保守主義，也就是以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撒切爾主義。他們對資本主義公有制和福利主義過度發展進行了修正。新保守主義影響巨大，掀起了新一輪私有化浪潮。這一浪潮也同時席捲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國正是在此時開始了改革開放。

新自由主義不僅僅獲得了理論上的成功。尤為重要的是，它延伸成為影響深遠的社會實踐。，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該共識包括十個方面：①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②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衞生和基礎設施）；③開展税制改革，降低邊際税率，擴大税基；④實施利率市場化；⑤採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⑥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⑦放鬆對外資的限制；⑧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⑨放鬆政府的管制；⑩保護私人財產權。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 “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這標誌着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全球化趨向。

若想真正吸收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精華，就必須清楚新自由主義的侷限性。

首先，新自由主義的道德學説缺乏足夠的制度支持。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引發的金融危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市場行為一旦脱離道德邊界，必須依靠基於道德的制度約束，而不能依靠道德本身。道德本身對“經濟人”行為缺乏足夠的強制性制約力量。尤其當這個“經濟人”是以國家形式出現的時候，道德學説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

其次，不對稱的貿易自由必然導致貿易不公平。新自由主義的“國際自由貿易”是一種單邊自由。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由於，後發達國家不掌握商品的定義權、定性權和定價權，處於被動買賣狀態，“一體化”規則始終在侵犯弱者的“自由”。英國人曾經將鴉片作為商品，“自由”地貿易中國的白銀；美國人正在將“賣權”包裝成“信用資產”，“自由”地貿易中國的外匯儲備。

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新自由主義淪為了金融殖民主義的理論依據。這一點與古典自由主義頗為類似，古典自由主義始終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殖民主義的理論依據。歷史驚人的相似！

最後，“自由”被強制“嵌入”封閉的經濟體系當中，破壞了舊系統的均衡。從南美國家開始，到前蘇聯，強制“嵌入”的“自由市場經濟”導致了舊經濟體系崩潰，給相關國家帶來國民財富的巨大損失，導致相關國家國民福利水平歷史性倒退。“先進性”脱離了“適應性”，往往比“落後”更可怕。時髦的東西未必有用，當然更未必是好東西。

提出上述三點悖論，無意於貶低新自由主義。然而，我們必須瞭解新自由主義作為理論的侷限性。

的確，自由美麗的像花一樣。然而，就是為了這朵美麗的“自由花”，固執的德國經濟學家竟然進行了“百年論戰”？慢慢撥開繁瑣的概念和邏輯，“百年論戰”實際是一場哲學論戰。這是關於“自由相對論”的論戰。自由是相對的。主體的自由，往往構成客體的不自由。主體的絕對自由，可以導致客體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在“自由主義”之路上，我們見識了黑奴、鴉片和虛擬的金融衍生商品。

德國歷史學派的哲學修養令人欽佩。其實，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花環”遮掩着一個關鍵詞：擴張。這是擁有主體性的發達經濟體系向外擴張的“自由”。對於不發達國家，盲目地接受“自由主義”，差不多等於接受花樣翻新的“殖民主義”。

數遍閲讀哈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的道路》，終於理解了奧地利近現代以來悲慘的歷史命運。的確，自由美麗得像花一樣；然而，美麗的花朵卻無法挽救自己的祖國。

寫到這裏，筆者不能不充滿憂慮地回望自己的祖國。

三、中國經濟學的歷史與現實。

解放。

中國擁有非常優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早於世界其他國家將近兩千年，中國就可以嫺熟地治理一個超級大國了。

早在漢朝，中國已經有系統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甚至有系統的產業政策。《鹽鐵論》記錄了中國兩千年前的經濟學大論戰。桑弘羊對經濟的深刻理解，絕不亞於近現代西方經濟學大師。到了唐朝，中國已經擁有涵蓋全國的商品交易市場，已經開始進行遠達歐洲的國際貿易，長安城是世界最繁華的商業中心，絲綢之路是最早的國際貿易大動脈。到了宋朝，中國已經大量使用紙幣（角子），並建立起了較為系統的通貨膨脹理論，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政府的貨幣政策，那時的中國“總理”已經知道用“平準”的方法進行宏觀調控了。及至明清，工商業快速發展，全國性的貿易體系基本形成，形成了若干商品交易中心，甚至形成早期的金融中心，山西的錢莊聞名天下。

遺憾的是，早熟的經濟發展，製造了過於“發達”的政治制度。這一政治制度，終於成為近代經濟發展的桎梏。我們在完美的地理孤立中落後了。西方國家先於我們完成了工業革命，並用工業革命的成果，轟開了我們的國門。來自外在的“摧毀”，在破壞舊有制度的同時，徹底地擊碎了中國的文化自信。文化被摧毀，使歷史特性失去了載體。從此，我們的靈魂開始去流浪。

是的，我們一直在追求解放。我們的軀體早就已經實現瞭解放。可是，我們還在尋求解放。解放什麼呢？

中國有過“盜火者”。無論是“盜”來的，還是“送”來的，都是別人的東西，我們始終都是客體。一個“抄”字，確實了得。雖然，也“抄”出了一堆的“大師”。但是，由“抄”成的“大師”們規劃出來的制度和政策，是否既能吸收“先進”文化的精髓，又能有效地處理“歷史特性”呢？

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哲學。我們是如此地重視“先進性”。一切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理論，我們都以為是先進的。只要是“先進”的，我們就毫不猶豫地生搬硬套。教條主義氾濫，形而上學猖獗。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又一聲春雷送來了新自由主義。我們一直在追求形式上的“解放”。我們甚至相信我們已經完成了“解放”。然而，那不過是用一種枷鎖替換另一種枷鎖。沒有了靈魂，即使解開了枷鎖，又能放歸何處呢？

討論中國經濟學，不能不研究路徑問題。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經濟學，具有深厚的“德國血統”。

中國近代以後，深受日本學界的影響。而日本近代以後的經濟學家，深受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日本的經濟制度，是模仿德國體制建立的。一百年前，中國開始出現馬克思主義思潮。特別是1949年建國之後，中國模仿前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列寧當年思考蘇聯政治經濟制度的時候，政治的思想源泉是馬克思主義；而經濟的思想源泉是德國歷史學派。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本身就屬於歷史學派的範疇。筆者非常欽佩馬克思的理論。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馬克思本人的歷史侷限性。馬克思在思考公平正義等社會問題時，目光停留在了生產資料上。生產資料公有制成為馬克思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基本答案。在某些特定的空間和時間，這一答案異化為神聖的戒律。這一點深刻地影響了列寧，當然也深刻地影響了毛澤東。這就使得唯物主義者們犯下了唯心主義錯誤。中國的經濟理論，始終受制於二手的、不成熟的“德國”經濟理論。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到處都能找到德國人的影子，卻始終未能掌握歷史學派的真諦。

中國一經改革開放，就投入到新自由主義的懷抱。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就是新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激烈碰撞的三十年。短短三十年中，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攻城掠地，由滲透逐漸成為主導，最終成為主流。有趣的是，仍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新自由主義竟然成為顯學。並且，就經濟層面而言，已經成為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而且，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改革派”或“改革”的標籤，甚至影響到組織人事制度安排。更為有趣的是，新自由主義還形成了一種文化的審美傾向，在學術和傳媒領域，新自由主義幾乎等同於“現代化”或“時髦”。新自由主義也確實像化妝品般的被濫用。中國發生的事情，讓許多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們目瞪口呆。筆者感到十分驚訝，一種經濟學理論，可以產生如此複雜的文化衝擊，甚至形成奇怪的社會現象。

筆者在研究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的時候，非常驚訝地發現，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比我們想象的要走得還要遠。中國的自由主義帶有強烈的古典自由主義色彩。那種缺乏道德追問和道德關懷的達爾文主義，幾乎隨處可見。我們甚至堂而皇之在制度和政策上，繼續奉行早已被新自由主義唾棄的薩伊定律。筆者必須説明，正是這貌似進步，而實為歷史倒退的理論“創新”，將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導入了全面扭曲的困局。

歷史總是讓人無奈。研究中國經濟學的路徑選擇，令人不免唏噓。

中國理論戰線一直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爭論。形式上，頗有點像奧地利學派和歷史學派的論戰。然而，內容卻庸俗得多了。他們始終無法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如果，這真的是一次關於方法論的論戰，中國已經產生了一批真正的經濟學家了，中國在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方面可以少走很多彎路。非常遺憾，被庸俗化了的論戰，更像商人與官人的爭吵。爭吵的結果，就變成了“嵌入”式改革。市場經濟被一點一點地“嵌入”公有制體制。在各種力量搏弈下，制度一點一點地變形，並努力在變形中保持平衡。“嵌入”式的“過度裝修”，根本無法建立起本民族科學的經濟學體系。在經濟學領域，我們只能依賴“進口”。所以，從事“裝修”業務的“經濟學家”成為主流。老實説，這真難為了當代的中國政治家。毫不誇張地説，中國當代政治家非常了不起，在如此劇烈的扭曲中，竟然維持了政治穩定和社會平衡。

在讚揚中國當代政治家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個關鍵點，那就是中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國民素質。是中國國民無與倫比的犧牲成就了今天的“奇蹟”。

我們可以不深刻，但是，我們不能不清醒。扭曲是有極限的，犧牲是有極限的，“奇蹟”也是有極限的。“嵌入”只可以用於“裝修”，而無法完成“重建”。

中國的學者或許可以從佛萊堡學派得到一些靈感。中國的政治家或許可以從艾哈德身上得到一點啓迪。或許，中國也需要一次經濟學的百年論戰。

許久了，我沉浸在1840年到1941年發生在歐洲的百年論戰之中。這場論戰是偶然的嗎？一個被壓抑和欺凌的民族開始崛起，最需要的就是思想解放！德國自十九世紀以來，產生了宛如星河的思想家（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是偶然的嗎？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審視中國經濟學的歷史和現實，心情不免壓抑而沉重。我們所尋求的解放。不過是從一種桎梏跳入另外一種桎梏。通往解放的道路仍然漫長。

四、走自己的路。

魂兮歸來！

本文無意於進行任何批判。我們執著於是非太久了。中國學術失去主體性已經太久了。沒有“靈魂”，就沒有辦法建立主體性。我們需要放下世俗的浮躁與浮華，進入精神的寧靜與禪定，讓高貴的靈魂重返正在僵化的軀殼。

我們需要規劃未來。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第一步是去庸俗化。閲讀中國經濟學家的文字，常常感到痛楚。我們可以不講科學，但至少要有哲學。就算沒有哲學也罷了，但不能放入“脂粉”和“眉眼”。中國缺少貴族式的論戰，近代以後，我們沒有一次用筆完成的戰爭。筆者認為，終極的勝利只能用筆來完成。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筆桿子裏面出真理。中國經濟學應該是真誠的、嚴謹的、科學的。但是，中國經濟學首先應該是高貴的。高貴是如此的珍貴。精神上的聳立，才會有學術上的高度。精神不能聳立，其他東西崛起來幹甚麼？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第二步是去工具化。經濟學去庸俗化的同時，極易倒向所謂“精密科學”的歧路。那種基於數學的經濟學描述，其實是另一種庸俗化。放棄民族立場，脱離哲學根性，將經濟學變成“錢計學”，是金融寡頭的“營銷”技巧。中國目前出現的大量“分析師經濟學家”和“機構經濟學家”並非偶然，那標誌着金融寡頭已經嚴重“越界”了。放棄立場和根性的“工具化”傾向，與庸俗化同樣可怕。將經濟學工具化，是金融殖民主義的經典做法。三百年來，一直如此。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第三步是回到歷史。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自己的文化根性。我們必須回答“我是誰？”我們必須清晰定義中國的歷史個性。我們必須回答“我從哪裏來？”我們要準確進行時間和空間的定位。我們必須回答“我在哪裏？”我們必須明確規劃未來的方向。我們必須回答“我去哪裏？”中國的思想家如果不能解決哲學問題，就無法去庸俗化，也極其容易工具化。我們只能徘徊於“小康”概念，用“阿拉伯數字”代替理想。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第四步是面向世界。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態度與世界進行平等的交流。請注意兩個關鍵詞：科學和平等。科學要求我們，在學術上放下宗教情懷，不再迷信任何理論，不要跪下我們高貴的膝蓋，不再頂禮膜拜，不再低頭爬行；平等要求我們，在尊重知識和真理的同時，尊重我們自己的歷史，尊重我們自己的文化，尊重我們所處的特定環境，在尊重的基礎上兼容幷蓄，均衡發展。經濟學不應成為政治的奴婢，經濟學不需要“脂粉”和“眉眼”。科學和平等是我們需要堅守的底線。我們的視野，應該超越國界，在更廣闊的時空進行思考。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第五步是實事求是。我們不必拘泥於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概念和邏輯；我們不必受限於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範式。我們可以建立適合中國文化特點的所有制形式；我們可以建立適合中國歷史特性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可以用法律約束行政官僚和金融寡頭的權力；我們可以限定中國政府的職責和成本。我們可以用中國的語言説清楚中國自己的事情。同時，我們也可以系統地提出，建立新型國際經濟秩序的一般性原則，就如同當年周恩來總理為國際政治建立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當然，我們一定能夠在保持效率的同時，實現各個方面的均衡。

中國經濟學真正的難點在於哲學。缺乏哲學的根性，經濟學的大廈就沒有堅實的基礎。缺乏宗教信仰的人們，很容易從達爾文主義出發，重複古典自由主義的老路。從這個意義上講，重新整理中國的哲學，重建我們的哲學根性，就顯得更為迫切，也更為重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將為世界精神文明作出重要的貢獻。

中國經濟學的希望在青年。近代以來，中國的戰敗情節一直揮之不去，反抗性思維壓倒了創造性思維。過度敏感和過度反應時常破壞我們的理性思維。有時候，我們將反抗本身當成了目標。我們一直希望通過特定的事件，或者特定的數字證明什麼，結果卻模糊了真正的目標。中國的經濟學就應該只是經濟學，既不是理想主義的烏托邦，也不是現實主義的趕超理論。我們必須回到人性的關懷，我們必須追求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中國的青年可以放下歷史的包袱，重新審視歷史，理性地直面未來，為中國尋找到一條合適的道路。

中國的經濟學必須直面現實。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財富急速向食利者階層集中，生產效率開始下降，社會矛盾開始激化；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外部環境開始急劇惡化。中國已經進入了多事之秋。中國的經濟學，不應成為嘉靖朝堂的“青詞”。中國的經濟學要能解釋問題，中國的經濟學要能解決問題。中國經濟學不僅要為中國經濟問題尋找答案，也要為國際經濟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經濟學更接近美學。經濟學是研究動態平衡的學問。經濟學家應該是美學大師，經濟專家應該是藝術家，他們是平衡的締造者，是美的創造者。平衡是天地人之間的大平衡。中國經濟學可以秉承中庸之道，在大開大合之後，恢復和平寧靜。在和平寧靜中，養成大氣、深邃和淡定，浩然聳立，風範天成，獨領風騷於天下。

真誠地希望，中國的政治家為中國的哲學以至於經濟學發展提供充分的空間。政治應該學會也必須學會傾聽。政治永遠是哲學的孩子，政治永遠是經濟的兄弟。政治一旦走向奴役之路，庸俗就會遮蔽高貴，衝動就會代替理性，暴力就會淹沒真理。中國的“文藝復興”，需要一個良好的人文環境。我們並不希望中國出現俾斯麥。但是，我們真誠地希望中國出現艾德勒。至少，我們可以學會欣賞和支持中國的艾德勒。

最後，我要讚美德國歷史學派的偉大。他們是德意志“靈魂”的守護者。為了履行“守護”的責任，他們不惜進行“百年論戰”。我們的祖國已經期待很久了。誰來做虔誠的執幡者，誰能登上崑崙山呼喊：魂兮歸來！誰會成為偉大的戰士，光榮地履行“守護”的責任。為了中國的主體性，我們絕不介意與任何對手進行新的“百年論戰”。

本文以佛萊堡為題，並非源於文章的主題。老實説，是因為我喜歡德國人的大氣、深邃和淡定。在大英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候，德國人沒有頂禮膜拜。他們開始了艱難的哲學追問，他們產生出許許多多令世人仰慕的大師級學者。二十世紀初，德國是世界經濟學的中心，全世界的經濟學人朝聖般的前往德國。尤為可貴的是，德國的學者不僅僅是書齋裏的強者，他們一樣是社會實踐的強者。從俾斯麥，到馬克思，到艾德勒，他們真誠而嚴肅的踐行着他們的思想。

本文標題中使用“掠過”一詞。是因為沒有深入具體的細節，只是輕輕地掠過。同時，“掠過”的含義還包含了不想停留，掠過佛萊堡，掠過奧地利，也掠過芝加哥。最後，“掠過”更深的寓意是超越，思想的翅膀是沒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我們可以飛得更高，飛得更遠。

無論如何，我都不想掠過北京。飄蕩的靈魂，終究需要歸處。任何一個思考者，他的靈魂最終都將屬於他的祖國。我不想去做“流浪兒”，中國人天生就不具備“世界人”的氣質。我會將自己的靈魂永遠繫留於居庸關的烽火台上。

謹以此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和建國六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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