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力市場 ” 真能解決充分就業嗎 ？_風聞

前兩天發了一篇與“計劃經濟”有關的小文章，沒想到熱度會達到那麼高！【和大v大咖們當然沒法比】。本文意在嚴肅而平靜地，希望將“穩就業”和“保就業”國家政策的認識再向前推進一步。

究竟有多少1980後真正瞭解和理解所謂當年的 “計劃經濟” 呢？ 評論 55 社會

這背後所反映出的深層次問題是，擺在我們國家億萬普通老百姓面前巨大的就業壓力和挑戰，究竟該如何解？風雨飄搖的世界經濟大盤面，遭遇歷時已兩年之久的疫情大流行，就業形勢的新發展和新挑戰，似乎已經超越了安居。

就業和上崗再就業過程中的各種人生挑戰和技能考驗之多，“欠缺歷練的精神或心理壓力之大”，説明我們國家近年來新增加的且滿足居民發展需求的單位就業機會的總量很可能是在減少，遠遠跟不上必須被淘汰掉的落後產能所溢出的大量富餘勞動力的數量。

儘管近幾年老齡化在加速（集中退出勞動就業大軍的人員數量猛增），加入勞動就業大軍的新生力量也已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少子化和青少年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在拉長），兩方面因素導致減少的“就業需求”似乎絲毫沒能夠減輕我們國家就業所面臨的巨大壓力逐年遞增。

“六穩”和“六保”，就業已經成為最大、最緊迫的民生課題。然而略感遺憾的是，除了我們國家層面和億萬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層面，都已經深刻認識到發展挑戰的嚴峻形勢及其客觀存在的巨大政治壓力外，我們國家的整個學界以及不少地方政府，卻似乎仍然沒有將這一“重心命題”，提高到足夠重視的高度和主要的工作議程上來。

可以説，我們國家當前正面臨着新中國建國70餘年來，又一次有關於“國家就業”這一“重點命題”的又一次大考。

**市場（機制）本身已無法很好地應對目前我們國家經濟實現順利地轉型。**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因為，那些已處於衰退中的行業或地區缺乏資源，基本上無法進行必要經濟轉型再投資，從而難以進入或發展新興產業。美國“經濟鏽帶”鋼鐵業和汽車產業一度長期的由盛轉衰，充分體現了放任市場自行調節所釀成的惡果 —— 結構性失業、半失業羣體長期居高不下轉型難，過於激烈的就業競爭，使資本性收益佔比逐年上升的同時，勞動性收入佔比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逐年下降，社會不平等持續加劇。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的內部環境往往受制約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各個國家彼此更依賴，從而也就更多地暴露在風險中，這種風險往往超出了工業經濟環境中絕大多數的個人所能有效應對的範圍。因此，國家有必要採取“集體行動”來管理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控制其中隱含的風險不斷地加大。

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深深地嵌入到了世界市場之中，由此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在21世紀已經明顯超過了政治全球化的速度。而經濟全球化本身，也很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國家應對全球化挑戰能力的下降。無論美國還是歐洲社會，正面臨的非常嚴重的移民或難民問題，還是國家內部不同階層之間長年累積起來的各種發展矛盾的背後，都潛藏着國家解決就業與再就業社會性衝突的歷史性考驗。

農業農村數目無比龐大的富餘勞動力快速而又有序地流向了工廠和城市，這是已經過去的三、四十年間最為“驚天地、泣鬼神”的人間喜劇 —— 它一舉成就了我們國家經濟社會整體躍進到工業化時代，這中間最大最根本的驅動力在於市場化 —— 得益於自1978年至1992年間我們整個國家在黨和國家老一輩領導核心帶領下，緊跟時代潮流，不機械、不教條，與時俱進，勇於創新。

很大程度上可以説，改革開放的歷史偉業，確確實實也是在我們國家當年已經面臨了國內新的就業形勢及挑戰，而不能不對國家以往發展的思路以及方式方法到了必須進行徹底地反思和總結的時候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端於中國農民的智慧，隨後展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機制改革，不僅解決了城市新生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出路問題，更為此後不久農村便產生了大量富餘勞動力創造出了新的思想條件和基礎。從鄉村到城市，從城市再到鄉村，摸着石頭過河，各種大膽地嘗試，城鄉居民之間相互工作經驗彼此借鑑與學習，思想互動促改革。

從有糧不慌，到無商不活，再到無工不富，新興城鎮和城市化再建設似乎一順百順，水到渠成。國家實現工業化，擇業自由，讓更多人的生活和自身發展解除了千百年來對土地的依賴。土地依然是飯碗，飯碗仍需要牢牢地端自己國家的手上。與此同時，對於最廣大的國民居民百姓而言，土地作為必不可少的直接而具體的生產生活資料的意義和價值，正在不斷地衰減，通脹可控的儲蓄和資產（財產再投資）已經取代了土地，成為居民維繫或提高生活水準的依託。

—— 城市工商業經濟，迥異於鄉村農村“半自然-半市場化”的經濟樣式；城市社會生態，迥異於鄉村農村“半傳統-半現代化”的生態格局。

從1990年到大約2014年前後，人們已經似乎淡忘了當年尚且有着的巨大的就業壓力和挑戰的事情了。更加順理成章的是，人們似乎更加篤定地認識到，就業問題之所有充分地被解決，是有賴於“徹徹底底地”推行了市場化。

直到出現了“民工荒”，直到社會上明顯地開始出現了“35歲現象”（2008年前後），直到“2014年之後”大量城市開始大量出現數以千萬計的小微企業，以及所謂的“零工經濟”（半就業-半失業狀態）……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再一次大改變。

—— 這背後最為深刻的動因，早已經不再是市場化，而是我們國家已經實現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工業化，進而向着後工業化時代再邁進。

就像土地改革（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廣大農民雖“有就業”，但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的改善，然後大量農民“遷移”到城鎮-城市工商業再就業。而今，工業製造業領域科技應用的深度和廣度迅速提高，在數字經濟和各種智能製造技術帶動下，工業與製造業人均增加值快速提升、在提升，工業和製造業經濟規模在高速擴張的同時，工業和製造業吸納粗勞動力的能力和潛力快速下滑。

隨着2014年前後移動聯網和電子商務崛起，工業和製造業溢出的大量勞動力和“二代、三代”農民工子弟”，紛紛加入到蓬勃發展的城市物流供應最接近用户和顧客一公里的勞動者大軍中去。

移動互聯網和現代電子商務，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效應，進一步延緩淘汰並放大了一些傳統過時的落後產業行業生產的產能，次生的各種經濟泡沫疊加在“股市和房市”（金融自由化）的突飈猛進之上，我們整個國家生產力水平隨着GDP以及對外貿易迅猛地增長，實際上不是提高了而是已經持續地在降低 —— 綜合反映出來的便是：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中新增的更好且更有經濟效率的工作機會已經在迅速減少了。

市場一直在演變。人們在一步步加深對市場的認識和理解的同時，市場也在相當程度上不斷改變着人們的認知能力和悟性，有學者稱之為“市場勢力”。當個人對一種無形之中無可阻擋的市場勢力裹挾時，人們要麼“聽天由命”，要麼只能存信於某種“好運氣”。

市場化過程至今，已經形成了大量的行業、技術或資源“合法的壟斷”，經濟和商務活動中的自由競爭的密度和充分性，與十幾年之前相比皆已經大大地降低了，熊彼特所謂“破壞性創新”當中的科技和管理“創新的貢獻”已經大大地低於了“對社會生產力造成的破壞”—— 突出表現在大量有生的勞動力資源、人力資源的錯配，閒置與浪費，以及除能源動力之外的大量自然資源的經濟利用效率，幾乎停留在止步不前。

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與就業，是否正在由1978年的“計劃經濟時代”，走向了“2014年後徹徹底底市場化取向”的另一個極端了呢？當然不能夠。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關治國理政一系列重大的理論闡述，明確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比GDP和人均GDP更現實而真實的，是老百姓不斷得到改善或提高的工作和生活的“獲得感”。

無論“六穩”，還是“六保”，首在“穩就業”，首在“保就業”。

或許有人説，一旦實現了充分就業，那麼市場還要怎樣去自行調節“勞動力的供需”“平衡”呢？在勞動力市場方面，“市場機制”會不會就此失靈呢？

我只能説，一、就業不知為謀生。二、就業競爭，並不意味着所有的人事安排都合理，且高效。

“穩就業”和“保就業”，國家層面的各種方針政策，可以説已經相當清晰而又明確了，現在所面臨的最大的發展挑戰和機遇是，我們國家的各個地方政府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努力探索出一條“市場機制之外”的適合與不同地區發展客觀實際條件的妥善解決國家就業問題的一條新路子。

計劃和市場，説到底都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手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並不意味着國家的就業問題，完完全全依靠在市場，這其實也並不符合我們以往四十年改革開放成就歷史偉業的過程中全部的發展現實。

穩就業，主體部分毫無疑問仍然需要堅持相信市場機制，靠市場，重在持續不斷地依法依規強化對各種有損市場健康良性發展秩序的商業行為和非商業行為的嚴格監管、約束，嚴肅地打擊。

保就業，除了發揮市場機制功能外，各地方政府是不是已完全不再具有積極主動作為的責任擔當和義務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業問題帶來各種社會壓力和政治壓力，在一個可見的或許也不會太短的時期內，我們國家是否也會無意中滑入西方所謂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思維的窠臼中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