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小鑫：緬甸威權政治的社會基礎、文化根源及未來圖景_風聞

鍾小鑫 博士，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在2021年2月1日，緬甸的民主化轉型又回到了軍治狀態。1948年緬甸獨立至今共經歷了四次軍人政變（1958、1962、1988、2021），其中軍人統治時間超過50年，是二戰之後軍人統治時間最長的國家。在獨立後的70多年中，緬甸經歷了一個從民主-軍治-民主-軍治的循環往復。1948-1962年是一個議會民主時期；1962-2011年是一個比較漫長的軍治時期；2011-2021年是緬甸民主轉型比較成功的十年，但從2021年緬甸又回到了軍治時期。要理解緬甸威權政治為什麼具有這麼強的韌性？又或者説緬甸的政治轉型為什麼會經歷這樣一個循環往復之路？

從政治學、比較政治學角度看，軍人和政府權利失衡，以及憲法的天然缺陷導致了這種威權政治的回潮；從人類學的觀點講，在緬甸的歷史文化傳統中，上座部佛教塑造了一種等級體系。從執政的合法性來講，威權在保護佛教、文化等方面更具優勢，威權政治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但是我覺得這三種解釋都缺乏一個來自基層的視角，即緬甸基層人民是怎麼來看待威權政治或者説他們怎麼看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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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是緬甸民主化最好的十年，民主進行最順利的十年，為什麼緬甸的族羣撕裂卻越來越嚴重？軍治時代緬甸的族羣政治更多的表現為軍人政府跟“民地武”之間的鬥爭。在2011-2021這十年中，緬甸社會族羣的撕裂落實在了平民身上。很多暴力都在平民之間展開。曾經這個恐怖政治的受害者為何在民主化過程中變成了恐怖政治的踐行者？這種族羣的仇視，分裂是怎麼產生的？他們的社會情緒經歷了什麼樣的變遷？

在過去50年漫長的軍治時代，緬甸社會主要是一種對專制的恐懼以及對世界連接的渴望。但是在過去這十年（2011-2021）緬甸的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緬甸的社會情緒轉變了，由軍治時期的抗爭政治轉向了族羣政治，對“專制的恐懼”轉向對“平權的恐懼”。

緬甸主體民族認為國家的民主化促使公民權利平等化，造成了他們的一種相對剝奪感。在緬甸的社會結構中緬族佛教徒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二，他們在民主化過程中，可以通過選票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最主要的訴求一是國家整合，二是維持等級制度。然而公民權利等級制越牢固，國家整合的難度也大。這兩種訴求是有矛盾的，很難完美的粘合在一起。所以緬甸就形成了一個政治循環。在抗爭政治達到頂點的時候，緬甸轉型走向民主化。但到了民主化時期，基層社會情緒就變成了對平權的恐懼。當族羣政治發展到極點的時候，就召喚出了威權政治。“民間社會無法自行解決的這個系統性難題，往往會衍生成威權政治的社會性基礎。”

緬甸政治轉型的未來圖景，我認為只有解決了族羣之間的撕裂，達成民族和解以及國家整合，才能夠真正讓緬甸實現政治轉型。在實現緬甸政治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主體民族應該承認緬甸多民族國家這個實質，承認國內族羣與文化的多元性。並在法律意義上予以保護。另一方面，少數族裔要強化自身的國家認同，將族羣身份與公民身份進行有機整合，積極參與緬甸國家一體化的建設之中，從而成作為“民族國家的整體性凝聚力。多元和一體必須同時得到強調才能形成各族羣和諧共處的基石。總之，緬甸政轉型的未來關鍵看緬甸族羣政治的走向。只有擺脱了族羣政治的漩渦，進入到公民政治的框架，緬甸的民主化和政治轉型才能實現突破。

（來源：世通研究院。本文是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鍾小鑫博士在世通研究院4月15日舉辦的講座“大西南新天地：緬甸——通往印度洋之路”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