葱，繼續撕_風聞

作者 | 路遲

已經“消停”了很久的王思聰，最近又在微博上火了起來，手法依然還是三板斧：大嘴敢説。他天生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他一旦“消停”，看熱鬧的人都覺得江湖變得無趣。

上一次在輿論風波里看到王思聰的名字，似乎還是去年6月的孫一寧“撕葱”。

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裏，王思聰每次的“一鳴驚人”，往往都是事情小、聲音大。

除了電競奪冠，多次出現在公共視線的王思聰，都是以某些話題生產者的形象，一次次滿足人們對“富二代”私生活的窺探欲，也滿足他自己對這個世界恣意指點的慾望。

2022年，王思聰已經34歲，而立之年已經過了有4，口無遮攔的“紈絝子弟”身份，卻賴着他一直這麼年輕氣盛下去。

如今，王思聰再口不擇言地發表什麼，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人們已經習慣了，甚至有些看倦了。

人們已經不太流連那些懟天懟地的吃瓜式狂歡，不太關心他的那些大同小異的網紅女友們了。也許，王思聰自己也累了。

1

在懟天懟地的路上狂奔

某種程度上來説，今天的娛樂圈對大眾而言“祛魅”不少，而在多年前，在互聯網和輿論曝光力度還沒有這麼強烈的時候，王思聰十分熱衷給娛樂圈當“紀檢委”。

最初拋錨應該是在2011年，王思聰剛從英國回來，就在個人微博上炮轟大S婚禮，諷刺汪小菲“褲兜裏揣倆鋼鏰兒冒充富二代”，嘲笑汪小菲母親張蘭資產被凍結。

王思聰早年在微博怒懟汪小菲

女明星婚姻、商業家族內幕，這場罵戰讓“王健林之子”王思聰一戰成名。

王思聰的“成名路”幾乎是和微博同時期成長起來的。隨後的幾年，他在懟天懟地的路上狂奔。

罵大張偉“不要臉”，罵轉型做演員的張馨予，罵鞠婧禕“做作”。

楊超越出道前後，發微博內涵騰訊黑幕。

吳佩慈懷孕，雖然説的是“加油”，但後面陰陽怪氣地跟了一句“單親媽媽”。

這張嘴不僅炮轟娛樂圈，也波及商業、餐飲各行各業。比如吐槽雷軍英語講得糟糕，痛批共享充電寶創業不切實際。

王思聰吐槽雷軍

2014年，王思聰密集地掐了好幾架。6月，因為買電腦桌遲遲沒到貨，他在微博罵京東“店大欺客”；9月，他將刊登報道《富二代王思聰擲千萬投票》的搜狐娛樂告上法庭，並要求賠償20萬元；12月底，他在微博炮轟姜文的電影《一步之遙》並和片方隔空進行了一場口水大戰。

2015年，王思聰控訴某電視台一檔綜藝抄襲，雙方在微博隔空對罵幾個輪迴。

2016年也是“思聰撕所有”大年。2月，王思聰公開稱演員朱聖禕被包養；3月，炮轟春晚小品《喜樂街》；5月諷刺范冰冰、張馨予；12月，罵抄襲成癮的於正“像個腦癱兒童一樣”。

王闊少的口出狂言，也不盡然是辱罵和攻擊。他曾經在採訪裏表達自己對娛樂圈的觀點，認為“明星和演員不同”，像宋丹丹、李雪健、張國立老師等人就是好演員。

因此，“娛樂圈紀檢委”這個外號，最初多少是帶着讚許和認可的。畢竟，從某種程度上，王思聰的確説出了一些大眾想説但不敢説、不被聽見的心聲，懟天懟地，誰也不怕。

當然，不怕倒是正常的，畢竟他應該不會隨便收到明星的律師函。

並且，情理上，富二代應該是和資本站在一邊的，企業家、明星，在大眾心目中都被歸為資本版圖。可王思聰偏不走尋常路，他懟天懟地，管天管地，但目標大都是與他處於同一階層的資本方。

“貼近平民的精英”“反富二代”的人設，的確俘獲了一批粉絲。2020年11月，王思聰在大眾點評爆料，稱自己的朋友在某五星級日料店定了三千多元的聖誕套餐，被餐廳調弄到六千多。王思聰領言後，一眾觀眾跟着打出差評並吐槽，逼得餐廳只得出來道歉，表示“會加強員工培訓”等等。

如果這事兒不是王思聰來做，餐廳可能理都不理。

不過，人們很快就發現，王思聰口無遮攔的背後，倒也不盡然是什麼直言不諱和敢説敢做。他這個人，本質上也並不是一個仗義執言的道德審判員。

“富二代”是王思聰的一件鎧甲，利用它附加的人氣和流量，瘋狂向世界輸出自己的聲音、觀點和情緒。

2016年，王思聰以“投資人”“哲學家”（他在大學唸的是哲學系）和“網紅”三個標籤，在付費語音問答平台分答開了賬號。

在外人看來，把這三個身份放在一起似乎有些可笑，但對王思聰而言，公開笑納“網紅”之名，是一如既往對某種“玩世不恭”的展露，以及對自己背後經濟價值的確信。

2

不知道家裏有多少錢

王健林或許是個優秀的企業家，但未必是個優秀的父親。

從小學開始，王健林就把王思聰送到外國讀書，從新加坡到英國，成績優異，雅思滿分，一直到大一肄業後才回國。整整十幾年，父母都不在身邊。

嚴格來説，和不少中國家庭一樣，王思聰也是喪父式教育影響下的一員。

王思聰與王健林

王健林滿心以為，對兒子隱瞞家庭條件，可以培養王思聰節儉的習慣。於是，在王思聰16歲之前，他並不知道自己家裏有多少錢。

可事實是，在孤獨和自卑的包圍下，王思聰的童年少年時期過得並不愉快，與同學格格不入，也不敢跟女孩子表白，怕自己被嫌棄。

16歲那年，王思聰給漫遊字幕組發去了應聘信，信尾一行字：“我是王健林的兒子。”

不過，這時候的王思聰能如願加入字幕組，靠的不是的爹，而是“寬帶和機器條件好”“上網時間充足”，以及出色的日語水平。

但也是在這一年，王思聰偶然得以向父親確認，自己家裏很有錢，是真的很有錢。

這兩段經歷的先後順序無從查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對小王來説，16歲這一年，生活乃至人生開始發生天翻地覆的鉅變。

首先顛覆的是心態。得知自己“身家”後，王思聰開始瘋狂炫富，甚至有些以此找補曾經自卑的意思。他在微博上曬豪車遊艇，給狗買Iwatch和愛馬仕狗鏈，還在媒體上放言：“我交朋友不在乎有沒有錢，反正沒有我有錢。”

不過，人們可以接受一個富二代炫富，但是單純的炫富還是價值觀上的霸凌，真正討着生活的大部分民眾，是一目瞭然的。

比如2019年那句狂傲的，“9012年了，沒出過國的都是傻*”，就招致了泱泱不滿。

還有，女人。對待普遍意義上的女人，王闊少一點也不比對待娛樂圈客氣。

他身邊圍繞着層出不窮但類型固定的女性——高顏值、低辨識度，職業多是“網紅”，即粉絲眾多，不搞創作，不事生產，即便換了一個或許也看不出。

王思聰的花邊新聞

王思聰向她們砸錢，但對女性這一整個羣體，他始終缺乏必要的尊重。

早年間，他常用污言穢語對女性評頭品足，極盡藐視和輕蔑，比如2010年10月30日發的一條微博：“一般單身姑娘在每次大姨媽後10-11天就會莫名的心煩和孤獨，各種放騷淫蕩，有心上人的男生注意咯~這個點女孩特容易追。”

2016年，王思聰投資製作了一檔名叫《Hello!女神》的網絡綜藝節目，號稱是“國民女神養成節目”，從長沙、北京、成都、上海四城甄選出10強“女神”，進入“女神城堡”進行為期49天的全程直播生活。

從任何一個環節看，這檔節目都更像是為了滿足王思聰對女性的凝視與物化，他個人穩擁金錢和選舉決定權，被參賽少女們圍着團團轉，節目內容也充斥着低俗粗陋的“才藝表演”，江湖傳稱，這檔“女神養成”，其實就是王思聰的“選妃”節目。

播出不到半年，《hello！女神》就因太過低俗被下架了。

在進入微博早期，王思聰也像一個純情少年那樣幻想過愛情，會回懟網友“愛情是很純粹的東西”。

不過，在最期待的一段感情無疾而終後，王思聰一怒之下把個人簡介改為了“喪偶”。他心目中對於親密關係的某種不切實際期待被打破了，一邊公開宣稱自己是“不婚主義”，一邊瘋狂換女友。

2021年的孫一寧事件，讓人們看到另一個王思聰：一個幼稚、任性的孩子，還有要求不被滿足時隨時準備攻擊的孩童式狂躁。

不是開脱，但公眾有理由相信：早年親密關係的匱乏，導致了一個人看待與處理親密關係的扭曲。尤其是，扭曲王思聰的，是大多數人畢生無法獲得的財富、資源與名聲。

3

允許失敗兩次

2009年，王思聰留學回國，斷然拒絕加入父親王健林的萬達王國。雖然擔任着萬達集團的董事長，但並不負責任何實際事務。

王健林在採訪裏直言，王思聰不願意吃這份苦，“管理這麼個企業是很累的”，而個人的興趣和意志，幾乎起到決定性作用。

江湖流傳一個未經證實、但也未經王思聰本人否定過的段子：王健林帶王思出去見萬達的合作伙伴，王思聰穿件休閒便衫就去了，絲毫沒有重視之意。王健林不得不當場把其他人的西裝脱下來穿在王思聰身上。

王健林為兒子找藉口：“王思聰在海外長大，不會看眼色説話，怎麼想就怎麼説。但是他比較聰明，我允許他失敗兩次，兩次後就回萬達上班。”

那“兩次機會”，分別是兩次5億資金。

拿着“5億零花錢”的貴公子王思聰，開啓了自己的創業版圖。

回國第一年，他成立了“普思資本”，英文名“Prometheus”源自希臘語，意思是“先見之明”。從那往後的十年內，普思資本的投資規模超過了30個億，投資項目80多起，成長膨脹迅速。

2011年8月，王思聰走出了將自己推向投資生涯高潮的第一步：進軍電競行業。他先頂着風險收購了當時瀕臨解散的CCM的戰隊，借勢組建了“IG俱樂部”。

7年後，這支IG戰隊在2018的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上奪取了世界冠軍。

奪冠當晚，王思聰拿出113萬在微博抽獎，電競紮紮實實地在大眾視野裏博了一把風光。

王思聰送113萬元慶IG奪冠

2015年，英雄互娛、崑崙萬維、完美世界等17家遊戲企業發起中國移動電競聯盟，王思聰任第一屆聯盟輪值主席，並推出“熊貓TV”。他瞅準了當時正盛的直播勁頭，在“千播大戰”中迅猛衝到行業第三名。 

同年，王思聰以40億身家登上 “胡潤百富榜”，三年後的“2018年胡潤80後財富繼承富豪榜” 上，王思聰的身價已近60億。

在遊戲行業風生水起之時，王思聰也沒放棄“紀檢委”的身份，不僅檢查娛樂圈風紀，還對國產影視劇的市場質量頗有微詞。

2015年，本着“出一點錢幫助缺乏基礎建設的中國電影市場”的初衷，王思聰成立了上海香蕉計劃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旗下又投資設立了隸屬於香蕉計劃族羣的數家影視、電子遊戲和音樂公司，野心勃勃，版圖宏大。

2019年王思聰出席618香蕉好奇之夜，談做電影公司不為賺錢

香蕉影業的CEO韋翔東曾説，“一般資本都要圖名圖利，但王思聰差不多什麼都有了，所以他更能專注去做電影這件事本身，把精力用在安安靜靜養人才，踏踏實實做內容上”。

2018年，香蕉影業為挖掘新人創作者，啓動“香蕉新編劇圓夢計劃”，豪擲總獎金共630萬人民幣。

然而，兩年後，2020年12月7日，一名自稱獲得該計劃三等獎的編劇劉曉峯發微博公開向王思聰討薪，稱自己憑藉作品《天才編劇》獲得了“香蕉新編劇圓夢計劃”三等獎，但80萬獎金和版權費從兩年起一直被拖欠着。

對此，王思聰和香蕉影業均未公開回復。當時聲浪浩大的香蕉影業，也不知不覺在過去的兩年內漸漸隱沒。

天眼查顯示上海香蕉計劃娛樂文化有限公司王思聰持股27%

這兩年發生了許多事，除了洶湧的疫情，行業內部，部分互聯網、文娛等行業其實在2018年前後就開始式微。

2019年堪稱王思聰的水逆之年。3月，熊貓直播宣告關閉（次年1月進入實際破產清算程序）；7月，香蕉計劃遭股權凍結；10月，王思聰擔任董事長並100%持股的普思資本遭遇股權凍結，凍結日期為三年；11月，王思聰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列為被執行人，還被下達了限制消費令。

這一年，距王思聰留學回國剛好滿十年。十年一夢，他在投資王國裏打了幾個滾兒，在互聯網的時代浪潮上撲騰了好幾個來回，賺得了一些高光時刻，也遭遇過一些至暗時刻——雖然，對於“王健林之子”這個身份而言，再怎麼暗，或許也是泡在光裏的。

十年來，“富二代”甚至已經不再是王思聰的第一標籤了。

王思聰

與王思聰同代人中，有人努力擺脱父輩的光環以證自己。董明珠的兒子董東東做律師，租房住，開十萬的車，在母親眼裏“就是個普通人”。

相較之下，王思聰始終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他一面想拒絕與王健林捆綁，一面卻以某種彌補或報復式的快感，享受着“萬達貴公子”的身份光環。

曾有人花3000元在問答平台上提問王思聰，“你作為亞洲首富的兒子，你人生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王思聰坦言：“有生之年能超過父親。”

2014年的《嘉人》的採訪中，王思聰這麼定義自己：“我的父親對我確實特別寬容，除去老來得子，這中間難免有些內疚之情，我算是父母創業的犧牲品。”

“犧牲品”“內疚”之類的説辭，更像一個普通人家孩子會有的感受。

可正因為它們太“普通”，太“正常”，對口無遮攔的王公子而言，才顯得這麼可貴、能被互聯網留下與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