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還是“清零”？全球疫情擴散後的真實圖景_風聞

來源 |  觀雨大神經

作者｜ 觀雨大神經

顧問｜ 談書

應對肆虐的新冠疫情，人類是應該“共存”還是“清零”？這是一個全世界都在廣泛爭論的話題。

美國從去年6月份開始就提出了和新冠病毒“共存”的策略，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在美國的帶頭下，手握大量醫療資源的發達國家紛紛走上了“共存”之路。

“共存”策略簡單來説就是放棄社會層面的防線，將醫療系統作為應對疫情的主要力量。“共存”策略下的社會防疫措施不能説沒有，但其強度很低，已經完全無法阻擋疫情的擴散。

這些國家既然要張羅着“共存”，那麼他們的社會防疫強度自然就是在不斷往下躺的，不過有趣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又會時不時的支稜起來一下。

 

比如説德國一度打算從今年5月1日起廢除新冠陽性病例強制隔離政策，但在4月5日的時候他們的衞生部長又反悔了。

該部長表示廢除陽性病例強制隔離的政策發出了一個“錯誤和有害”的誤導信號，讓人誤以為新冠毒性很低，隨後德國衞生部決定延續強制隔離政策。

德國衞生部長勞特巴赫

無獨有偶，英國也開始在“共存政策”上搖擺，他們剛剛在4月1日取消免費的新冠檢測，僅一個星期後其首相鮑里斯就表示視情況不排除再次進行嚴格封控。

“共存”帶頭人美國則是在4月13日宣佈再次延長新冠公共衞生緊急狀態。

這種一下躺下一下又支稜起來的行為看起來很像是在做仰卧起坐，那麼為什麼他們要這樣來回折騰呢？

其實不管是各國在政策上的搖擺還是普通人對防疫政策的爭論，本質上都是對疫情風險認知的不同造成的。

執行嚴格的防控政策，建立和維護社會層面的疫情防線，這本身就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如果政府覺得風險不大，沒必要為此支付太多成本，那自然就躺下了；但如果躺着躺着又發現風險好像比預想的大，那麼就又會想着支稜起來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把爭議放一放，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看這個疫情的風險到底是個什麼水平，為什麼能讓一些國家頻繁的“仰卧起坐”？

到底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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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的死亡率並非衡量其破壞力的唯一指標，但它肯定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指標。人們對疫情影響的直觀感受就首先來自於“這個疫情會死多少人？”。

所以我們就先研究一下死亡率。

這裏首先需要説明一下的是，死亡率和病死率並不是一個概念，針對新冠疫情而言：

病死率可以理解為個人感染新冠後死亡的概率。

死亡率則是指一個國家因新冠死亡的人數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

所以疫情的死亡率除了和該疾病的病死率有關，還和病毒的傳播力有關，傳播力越強，感染者的數量就越多，總的死亡人數和死亡率自然也就越高。

比如説病死率更低的奧密克戎毒株造成的死亡數就比之前的德爾塔更高：

（2021年四季度新冠死亡主要由德爾塔毒株造成，2022年一季度新冠死亡主要由奧密克戎造成）

其實新冠對人類社會的主要威脅一直都不是它的病死率，論病死率它跟很多疾病相比都只是個弟弟，那麼為什麼新冠疫情對世界的破壞力能夠“鶴立雞羣”呢？

這主要靠的就是它超強的傳播力了。

也就是説新冠病毒的能力是低病死率+高傳播力的組合，這樣的病毒特性就導致了這麼一個局面：

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疫情擴散的環境中，那麼你被感染的概率就很大，但當你被感染後，最終因為這個疾病喪命的概率又很小。

所以即使在一些被疫情反覆衝擊的社會里，依然有很多人可以歲月靜好。這些地區的人們也很容易會根據自己和周邊朋友的經驗，得出疫情並不可怕的結論。

但是這樣的歲月靜好是有前提的：

首先是社會運行能夠保持穩定。

第二是社會生產力不會出現坍塌。

而這兩個前提存續與否，並不取決於個體數據，而是取決於全局數據。

也就是説無論個體在一次感染中遭遇致命危險的概率有多小，只要疫情造成的全社會總死亡人數（以及其他影響）達到一個閾值，社會就會出現動盪，生產力也會開始坍塌，而這又會反過來降低該社會的醫療救助能力，進而導致死亡人數的進一步增加。

那麼如果中國出現了疫情的全面擴散，會造成多少人死亡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只能先拿其他那些疫情已經全面擴散的國家來進行參考。

下圖是4月13日當天英國的數據，這一天英國新增病例35836例，新增死亡651例：

目前英國累計新冠死亡總數已經超過17萬例。

英國的總人數是6700多萬，那麼按照這個數據計算可知，目前新冠疫情在英國造成的全國死亡率大致是17萬/6700萬=0.25%。

我們再看看韓國的數據，他們在4月13日一天增加了148417例陽性病患，死亡318例。

韓國到目前為止疫情的總死亡數是2萬多人，該國人口大致為5200萬人，因此目前新冠疫情在韓國造成的全國死亡率大致是2萬/5200萬=0.04%。

同樣的，根據各國的官方數據我們還可以瞭解到：

美國的新冠全國死亡率是98.5萬/3.3億=0.30%

越南的新冠全國死亡率是4.28萬/9730萬=0.04%

印度的新冠全國死亡率是52.1萬/13.8億=0.04%

看完這幾個主要國家的全國死亡率，我們會發現一個特點：不同國家之間的死亡率差異很大。

如果按裏面的最低水平0.04%套用到中國的人口基數上，那麼會得到總死亡數=14億X0.04%=51萬人。

如果按最高水平0.30%套用到中國的人口基數上，那麼會得到總死亡數=14億X0.30%=418萬人。

這個巨大的差異可以説是非常不靠譜了，而且更讓人覺得不靠譜的是：全國死亡率這個指標居然跟國家的發達程度沒多大關係。

強如美帝大英，他們的死亡率居然遠高於越南印度，而且是高出一個數量級的那種。

那麼為什麼這個指標會讓人感覺這麼不靠譜呢？

因為它確實不靠譜。

首先，在統計疫情死亡率的時候有個技術上的難題：如何確定病患的死亡與疫情相關？

關於這個問題，不同地區的執行標準並不一樣。

比如説如果某個地方規定只有做了肺部CT，發現肺部有症狀後才認定為確診，除此以外的其他任何症狀都不算數，那麼這個確診數實際上就受限於CT檢查的數量。

而一旦出現疫情擴散，那麼數量眾多的患者自然不可能都去做CT。於是這個標準下的確診數就必然失真，在該確診數的基礎上計算出來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當然也就會和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了。

這就是數據出現巨大差異的第一個原因：不同地方的認定標準不同。

第二，各國統計數據的全面性也很難保證。現在全球範圍內能做到對本國居民“應檢盡檢”的地方很少。

就比如説印度吧，按照他們的官方數據，該國到目前為止累計確診的人數為4200多萬。

但是根據印度去年10月份在新德里做的新冠病毒血清抗體檢測結果，90%以上的樣本都是陽性，這表明已有九成左右的人曾經感染新冠病毒。

印度的九成人口就是12.5億。

如果連基本的感染人數都是錯的，那疫情死亡數就更談不上準確了，這類情況在落後國家非常普遍，他們的數據的參考價值都非常有限。

即使是發達國家，在疫情擴散後，因為感染人數過多，也很難做到準確的統計。

也就是説這些國家實際的疫情死亡率很可能高於他們公佈的紙面數字，再加上各國政府在主觀上本來就不希望數據過高影響民眾心態，所以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積極性去查證，甚至不排除人為干預壓低數據的情況。

那麼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規避這些誤差呢？

死亡率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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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的時候世界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提出了觀察超額死亡數的方法。

什麼是超額死亡數？

簡單的説就是拿一個國家每年的總死亡數來進行對比，看看他在疫情年份的總死亡數比正常年份的總死亡數多多少。

這個數據的優點在於統計方法簡單，不需要設定詳細的判定標準，技術上不容易出錯。

而且因為該數據統計的是所有原因的死亡，並不針對疫情，所以數據本身受到的外力干預的情況也比較少。

不過也正是因為該數據不針對疫情，所以它並不能直接代表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

那為什麼《柳葉刀》要建議觀察這個數據呢？

這是因為各國每年的死亡數基本是穩定的，它雖然會因為包括老齡化在內的各種因素而出現波動，但如果不發生特殊事件，這個波動幅度是很小的。

因此一旦某些年份的總死亡數出現了遠高於平時的波動水平，那肯定是和這些年份發生的特殊事件有關，比如説大規模戰爭，大規模自然災害，以及現在的大規模疫情。

可以説超額死亡數比較全面的反映了特殊事件對社會整體死亡數的影響。

那麼2020年和2021年這兩年各國的超額死亡數相比之前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看一下美國國家衞生統計中心的數據

https://www.cdc.gov/nchs/nvss/vsrr/covid19/excess_deaths.htm

下圖是從2018年至今美國的每週死亡人數，其中每個小藍柱就代表一週的死亡人數，紅色曲線代表的是往年的平均數。

我們可以看到，從2018年到2020年初，美國每週的死亡數變化一直處在一個平穩的波動曲線中，而從2020年4月份開始，突然就出現了明顯高於往年水平的大幅波動。

這意味着死亡人數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不正常的大幅提升，比往年同期多死了很多人，也就是説出現了巨大的“超額死亡數”。

這個異常的波動在2020年4月份，2021年1月份，2021年9月份，以及2022年1月份分別達到了幾個高峯。整個變化的時間節點和新冠疫情的發展節奏強相關。

所以我們基本可以確定，美國2020年4月份開始至今的這波超額死亡數主要是由新冠疫情造成的。

從這個圖表上我們可以發現疫情發展的一個特點，它對人類社會的攻擊並非一直持續進行，而是以一波接一波的節奏進行衝擊，對應到現實中就是一個接一個出現的新毒株。

圖中的最高點是2021年1月的第一週，這一週比往年同期多死了2萬6千多人，超額死亡率高達43%，是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峯。 

美國是從2021年6月開始採取“共存”政策，緊接着就受到了德爾塔和奧密克戎的連續暴擊，並很快迎來了第二高的高峯，也就是今年1月份的第三週，即奧密克戎的衝擊波：

這一週比同期多死了2萬2千多人，超額死亡率達36.8%。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底和2022年初的這兩波高峯是連着的，2021年底的這一波是德爾塔，2022年初的這一波是奧密克戎。

很明顯，奧密克戎殺的人更多。

順帶説一下，美國流感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數是3到6萬人，僅相當於奧密克戎一個月的水平。不知道某些向公眾暗示奧密克戎=流感的專家是怎麼想的？

如果想還看其他國家的超額死亡數，可以看這裏：

https://mpidr.shinyapps.io/stmortality/

我們還可以拿美國和中國的歷年死亡數做一個對比，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出現疫情大規模擴散的大國，美國則是世界上僅次於印度的“新冠樂園”，二者的數據都非常有代表性。

美國在疫情前，其歷年死亡數在280萬左右波動；但是疫情爆發後，該數字就急劇上升至330萬左右，等於是每年多死亡了50萬人。

相比之下，雖然中國的每年死亡數也在緩慢提升，但這主要是跟老齡化的因素有關，所以其提升的幅度很小，每年死亡人口的變化幅度在3%以內，沒有出現美國這種年變化幅度突然超過15%的情況。

我們把這兩個國家的死亡數換算成每萬人口死亡數來進行對比，這個曲線的區別就比較清晰了。

藍色的是美國每年每萬人口的死亡數，黃色的為中國：

可見美國這兩年的每萬人口死亡數有一個大幅度的躍升。

算下來美國在2020年和2021年這兩年裏總共多死了100多萬。這和美國自己公佈的新冠死亡病例數還是比較接近的。

但是其他國家就沒有美國這麼老實了。

比如説印度的官方數據是他們這兩年因為疫情造成的死亡總人數為50多萬。

而實際上他們這兩年每年的超額死亡數就超過400萬，算下來兩年超額死了800多萬。

全球官方公佈的疫情死亡人數是600多萬。

但按照《柳葉刀》的報告，全球疫情造成的超額死亡數是官方疫情死亡數的3倍，即超過1800萬人。

不過即使是超額死亡數這個目前相對客觀的數據，在未來也有可能越來越失真。因為現在各國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數據是和疫情相關的，有些機靈鬼已經開始動手干預數據了。

比如説英國的統計部門就開始把同為疫情年份的2021年放到2022年的超額死亡數比對中，這樣得出的2022年超額死亡數自然就會非常低，甚至是負的。

不過不管英國人怎麼折騰數據和控制輿論，頂多只能糊弄一下愚蠢的人類，新冠病毒並不吃這一套。

你既然放棄社會防線，那我就直搗醫療系統的黃龍。

社會防線投降，讓醫療系統去直接面對疫情衝擊，這本來是一個讓人壓力山大的局面。但在一些人的認知裏，放鬆防控可以避免“醫療資源過度向疫情傾斜”，從而也就降低了醫療系統的壓力。

我不是很理解這樣的腦回路，我們還是來看看現實中發生了什麼吧。

“共存”= 醫院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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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的報告，目前英國各類疾病就診排期超過2年的病患人數從2021年開始就一直在明顯攀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很多疾病的長期候診人數已經翻倍，有些疾病的長期候診人數甚至翻了十倍。

下圖不同顏色的曲線代表了不同疾病的病患排隊人數變化：

另外，急診室長時間等待（等待時間超過12個小時）收治的人數明顯增加，從2021年年底到2022年年初這段時間裏，該數據出現了鉅額的增長。

其中2022年2月份的急診長時間等待人數是2019年2月份的31倍。

根據英國政府最新的數據表明，目前英國新冠患者住院人數已經佔到全部住院患者的四成多。該國醫療系統的應對措施是發佈公告懇請新冠患者家屬將患者帶回家，避免佔用過多的醫療資源…

而讓醫療系統去直面大規模疫情還有一個嚴重的副作用：醫療人員感染。

NHS員工因新冠缺勤的人數已經連續數週增加，全英已有3.78%的醫護人員患上了感染新冠造成的長期後遺症，醫院的病牀佔用率也達到了94%。

NHS政策總監乾脆直接指出該國整個公共醫療體目前正處於“崩潰”狀況。

這説明英國的共存策略並未讓醫療機構的壓力減輕。

我們再來看看美國的共存策略有沒有減輕他們的醫療負擔。

下圖是全美ICU使用的情況，綠色柱子代表的是其他病患使用的ICU病牀數，橙色柱子代表的是新冠病患使用的ICU病牀數，灰色柱子代表的是空閒的ICU病牀數。

可以看到被用於新冠治療的ICU牀位佔比很大，在疫情高峯期甚至可以佔到全部ICU牀位的四分之一，不過得益於美國強大的醫療資源，全美的ICU病牀一直夠用。

然而這只是美國全國的平均情況，在疫情較為嚴重的州，醫療資源的壓力就非常大了。比如説疫情嚴重的阿拉巴馬州：

我們看到該州的ICU牀位資源一直在被擊穿的邊緣瘋狂試探，美國是從去年6月份開始走上共存路線的，其總統拜登甚至在當年的獨立日白宮派對上宣佈美國“已從新冠肺炎疫情中走出”。

結果2個月後阿拉巴馬州的醫療資源就被擊穿。

可見在西方共存政策下，只要出現新毒株的衝擊波，醫療體系就必然承壓，然後該國家的防疫政策就會出現搖擺。

無論你對醫療系統有沒有信心，都無法否認這個客觀現實：社會防線一旦崩潰，醫院就會成為戰場。

然而社會層面的疫情防控基本上就是一條單行道，一旦放開，就很難再次收緊（尤其對大國而言）。因為應對幾萬幾十萬的病患和應對幾百幾千萬的病患完全是兩碼事。

所以疫情一旦擴散，全社會就再也沒有躲過疫情衝擊波的可能，人們唯一能做的只是在新的衝擊波到來前，通過加強管控儘可能的減少傷害。

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會在防疫政策上反覆做“仰卧起坐”的原因，因為總會有新的衝擊波冒出來。

不過即使是做“仰卧起坐”，也是需要綜合國力做基礎的，國力弱小的國家連仰卧起坐的機會都沒有。

降低死亡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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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各國遭受的疫情衝擊，中國的重症率控制水平還算不錯，比如説近期數據比較有代表性的長春市，其重症率大致是0.27%，這個數字比韓國的0.38%低不少。

目前全球最優秀的重症率水平在新加坡，大致是0.2%，該國的疫苗接種率非常高，他的這個重症率控制水平是世界頂級的。

當然還有地方搞出了0.003%左右的重症率，對於這個低於全球其他地區數據兩個數量級的神奇數據，以我目前的認知水平還無法做出評價。

不過確實有些大V對全球大多數地區的數據視而不見，偏偏拿這個神奇的數據以科學之名到處宣揚…我勸他們還是把科學的理念先搞懂，不是什麼野生大V都配談“科學”兩個字的。

中國在醫療層面真正優秀的地方是對病死率的控制，我們的新冠病死率非常低，對此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有一個解釋：

“我國新冠病死率低的原因是一直在採取多項措施預防或減少死亡；此外對所有感染者進行管理，以便對輕症轉成重症的病例能夠及時發現、及時提供醫療服務，規避了他們的危重或者死亡的發生。”

簡單的説就是我國能夠對新冠患者進行無差別的全力救治。

不過能夠實現這個效果的前提是我國擁有強大的公立醫療體系，我國主要的醫療資源都集中在公立醫療體系裏，這一點和大多數國家並不相同。這個特點使得我國在大規模疫情爆發的時候可以集中全國的醫療資源去進行應對。

當然也有人會質疑“將醫療資源向新冠患者傾斜是不是對其他病患不公平？”

在這裏我們需要明白一個基本的邏輯：醫療資源向新冠患者傾斜和公不公平毫無關係，其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冠病毒的傳染力太強。

現在的奧密克戎毒株基本傳染指數RO甚至到了10（即平均1人可以傳染10人），僅次於人類歷史上傳染力最強的麻疹。

所以要控制疫情就只能對病患“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既不能放任不理（這樣會導致疫情擴散），更不能收了不治（這樣不可能獲得民眾的配合）。

但是，即使是舉全國之力，資源也不是無限的。我國能做到對新冠病患的無差別全力救治還需要另一個前提：醫療資源沒有被擊穿。

不過只要社會層面能夠做到動態清零，那麼醫療系統所需要面對的新冠病患數量就會很少，重症的數量就更加稀少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把醫療資源向新冠患者進行傾斜，對整個醫療系統的影響微乎其微，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

只有在社會防線不幸被突破的情況下，醫療系統才會因為要應對超額的病患而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如果此時想把醫療系統從長期擠兑的懸崖邊拉回來，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刻去修復破損的社會防線。

而這個工程又無疑會在短期內消耗大量的公共資源，進而導致很多人暫時失去他們本應得到的來自社會的照顧和幫助。這將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階段，如果此時再攤上拉胯的組織者，沒有安排好暫時短缺的公共資源，民眾就將承受巨大的苦難。

所以最開始對社會防線的保護就非常關鍵，不過只要措施得當，實事求是地認真工作，即使防線出現紕漏也是完全可以及時修復的。而修復所花的時間越短，人們的損失就越小。

比如説最近我國的長春市已經實現社會面清零，完成了社會防線的修復。

那麼在那些社會防線已經不復存在的“共存之國”裏，他們的醫療系統採取了什麼辦法來應對超額病患的壓力呢？

4月初的時候日本出了個新聞，一個10月大的女嬰在確診新冠後一直找不到醫院願意接診，最終在確診第三天後死亡。

日本醫院做出這樣的選擇並未違反日本的任何規定，因為該國的衞生部門本來就規定新冠陽性要發燒4天以上醫院才有必要接診，奈何一些體弱的幼兒堅持不了這麼多天。

這樣的案例在日本並非孤例，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在疫情擴散的情況下，醫療系統減輕負擔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

不給治就完事了。

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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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文列舉了很多有關疫情嚴重性的資料，但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人在看完這些資料後仍然認為“疫情擴散並不會造成嚴重後果”。

這其實體現的是人們在感性認知和理性數據之間的一個衝突。

正如前文所説，新冠病毒對於個體的致死率只是一個很小的數字，而只要人不死，就算有後遺症別人也看不出來。所以人們很容易根據自己和身邊的經驗得到一個感性的認知：“這個病得了也沒啥事。”

至於客觀資料裏高額的全社會死亡人數和後遺症患者數量，只要不落到自己身上，就彷彿離自己很遠。

當然還有人會説，現在看看那些選擇與病毒共存的西方國家，他們確實社會穩定，已經恢復正常生活了啊，這又怎麼解釋呢？

首先，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裏，窮國是不配擁有姓名的。我們平時關注的“外國”主要都是些發達國家，很容易把他們的狀態等同於世界的普遍狀態。

而這些發達國家財力雄厚，本來就有更多的資本去“躺平”。

另外，“共存之國（地區）”們之所以可以時不時的向大家展示歲月靜好，還和疫情爆發的規律有關。 

我們知道新冠疫情衝擊社會的節奏並非持續輸出，而是以一個又一個衝擊波的模式進行衝擊。也就是説社會承受的疫情破壞力是有起伏的。

一個從“病毒家族”中脱穎而出的毒株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一波高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之後隨着社會的大面積感染，免疫力不適應該毒株的個體就會被逐步淘汰。

等那些個體“應死盡死”後，剩下的都是自身免疫力能夠適應病毒的人羣，於是重症率和死亡率就會開始大幅下降，疫情高峯也就此告一段落。

此時的局面會給人們一種“羣體免疫達成”的錯覺。

等大多數人以輕症的狀態完成感染後，這次衝擊波的影響也就基本到頭了，然後就進入到了大家秀歲月靜好的週期。

如果疫情只是走完這麼一個週期就結束了，那麼躺平就是合理的，因為他們只用冒一次風險，損失一批人，就換取了長期的正常生活。

然而新冠疫情的一大特點就是其毒株會不斷進化，並且很快就會冒出一個突破人們現有免疫系統的新毒株。

這個新毒株又會掀起一波新的疫情衝擊波，讓大家再重新優勝劣汰一次，如此往復循環，目前全球各地已經普遍進入到第六波疫情的週期當中。

加拿大於4月12日確認全國進入第六波疫情：

新冠病毒這種快速變異的能力就導致了在疫情擴散的環境下，人們會被反覆感染。而反覆感染意味着概率累積，包括病死率和長期後遺症概率的累積。

一次感染是個小概率，多次累積下來的概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今就在我們還在受到奧密克戎BA.2毒株衝擊的時候，南非那嘎達的奧密克戎已經進化出了BA.5。

發達國家雄厚的家底使得他們抵抗住了前幾次的衝擊波，但問題是誰也不知道這樣的衝擊波還會再來幾次，以及每次的破壞力還有多大。

而且就算這些國家的社會能夠抵擋住新毒株的輪番進攻，他們也還需要面對另一個棘手的問題：

疫情擴散會對社會造成長期且可積累的侵蝕，這主要體現在勞動者缺勤率的逐步提升，以及生產力降低帶來的通脹壓力加劇。 

這個問題不像前面提到的新毒株衝擊波那麼明顯，其發展的初速度也不會太快，但最終的影響會非常深遠。

只要我們觀察得足夠仔細，疫情侵蝕社會的趨勢其實已經開始初露端倪。

在英國，目前的疫情擴散已經導致了大量因感染新冠而造成的勞動力缺勤。該國的食品和農業部門已經空缺出了50萬個崗位，中學老師的缺勤率則接近了10%。

NHS領導人甚至在4月10日直接建議英國政府重新考慮英國的“與新冠共存”計劃，並同時指責政府忽視了新冠帶來的持續威脅。

法國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在3月底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因為近期新冠病例增加導致缺勤員工數量上升，目前該國公司每天的平均缺勤率已達10%到15%，這是新冠疫情爆發前的兩倍多。

人類社會之所以會被新冠疫情持續侵蝕，主要還是因為新冠病毒會不停進化，造成人們被反覆感染，於是反覆缺勤。

而反覆感染還有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造成患長期後遺症的人數不斷增加。雖然每次衝擊波都只會有少數人患上難以治癒的長期後遺症，但多來幾次，累積的人數自然就上去了。

目前全英已經有總人口的2.7%患上了新冠造成的長期後遺症，美國的這個數據則是2.3%，隨着未來新毒株的不斷衝擊，這個比例只會不斷升高。

根據美國的官方數據，僅新冠長期後遺症一項，就已經在薪資、儲蓄和醫療費用等方面給美國造成了高達3860億美元的損失。

面對愈發沉重的國民後遺症負擔，美國總統拜登已經開始計劃針對該問題進行專項的撥款。

如果病毒不自己消失或者大幅降低毒性，那麼疫情對社會的侵蝕效果就會一直積累，早晚會達到一個社會無法承受的臨界點，這就相當於給歲月靜好設了一個有效期。

而這正是建立社會防線避免疫情擴散的意義所在。

我國目前總體來説處在一個“清零”的狀態中，一方面大部分國民可以過上正常而安全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多數人對“共存”的狀態缺乏直觀的感受。於是我們往往喜歡套用現在的國內數據去推測有可能的“共存”狀態。

然而，中國現在所實現的低重症率及病死率並不能拿來作為“共存”狀態的參考。

因為在當前的“清零政策”下，中國大部分地區的醫療系統可以正常運轉，醫療資源也十分充足，甚至可以調動富餘的全國資源去幫助局部地區。這和疫情大規模擴散後的社會完全是兩碼事。

所以無論人們對病毒的破壞力怎麼看，至少有一點是所有人可以達成共識的：

放任疫情在一個14億人的人口大國裏大規模擴散，其所帶來的風險有多大目前還未可知。

面對不可控的風險，追求把選擇權把握在自己手裏是再正常不過的思維。

只要我們的社會防線還在，我們就有隨時放開的自由；而一旦社會防線崩潰，就再也沒有“清零”的自由。

事實上當前的大多數國家已經失去了選擇權，他們現在主觀上想不想建立社會防線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他們已經橫豎做不到了。

當然了，對於這些國家的政要精英們來説，無論疫情擴散到什麼程度，他們都會有充足的資源來照顧自身的健康和安全。所以對於他們來説，只要不影響自己的利益，社會防線能否成功建立根本無所謂。

社會防線真正保障的，其實是平民最後的選擇權。

如果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我們通過觀察其他國家的狀態確認了病毒破壞力已經降到完全可控，那麼這條防線自然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但如果病毒的破壞力在未來仍舊反覆波動，那麼我們就可以選擇繼續依託這條防線來進行防禦。只要我們認真堅守和維護這條防線，大多數地區大多數國民在大多數時間裏都可以享受到完全正常的生活。

而一旦自廢武功放棄防線，絕大多數老百姓從此以後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可以説對待社會防線的態度很直接的體現出了一個人所處的階層（包括精神上的）和立場。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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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病毒無法談判和交易，因此對待它們只能以暴制暴。

同時傳染病的特性也決定了處在疫情環境下的人們無法對自己完全負責（你無法阻止自己體內的病毒對他人的攻擊），所以我們必須守望相助，團結起來共同抗災。

其實無論抗疫也好，抗洪也罷，各種抗災行為的邏輯都和戰爭邏輯很像，都是大規模的暴力對抗，只不過抗災對抗的是大自然的暴力。

戰爭意味着直面生死存亡，於是很多和平時期的道理便不再適用，人們在戰場上只能不停的去面對一個又一個電車難題，被迫做出一個又一個艱難的選擇。

民眾的素質和共識是抗擊災害的基礎，但抗災能否成功，説到底還是取決於公共資源管理者們的工作水平。

這就好比雖然美國的抗疫成績遠不如中國，但並不能證明美國人的素質就一定比我們差，它只能證明美國政府的社會組織和管理水平不如中國。

在大型災害的衝擊下，素質再高的民眾攤上拉胯的管理者也只能抓瞎。

而要想打贏一場戰爭，首先需要的是在參戰羣體內部達成一系列的共識，比如説大家總得先統一一下思想，這仗該不該打，敢不敢打，有沒有信心之類。

而在所有的共識中，有一條是最重要的：

到底想不想贏？

對手雖然十分強大，但我方的作戰水平也可以不斷提升，只要大家都是真的想贏，就總會找到贏的辦法。

比如説面對傳播力再次提升的新毒株，可以考慮方艙常態化，檢測常態化，抗災物資供應體系常態化，抗疫隊伍常態化，做到手中隨時有艙、有糧、有人。

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及時發現和安置病患，避免疫情擴散，保障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同時也可以考慮發行抗疫特別國債來對基層組織進行補充。

不過既然是戰爭，就會有勝負。抗疫鬥爭有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時間並不站在人類社會的一邊。

如果社會防線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重建，那麼病毒的擴散程度和人們所付出的代價都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呈指數級上漲。

對抗疫情是人類和病毒的戰爭，理論上全人類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團結一致，然而現實中的國際社會內卷嚴重，很多人並不希望我們贏，至於為什麼，看看這張圖就明白了：

最後，全球疫情的肆虐給世界的未來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我在這裏不做什麼預測，只想説明一個簡單的道理：

高傳播力傳染病的客觀特性決定了一個客觀的局面：

城破即國破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