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是怎麼通過衣服來炫富的_風聞

明朝人是怎麼通過衣服來炫富的

文：楊照

來源：《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11：光明與黑暗並存的時代》

整個明朝，史料上不斷出現討論“逾制”的問題，到了晚明，更提升為對於奢侈現象的種種形容與批判。“逾制”與奢侈，是這種虛榮滿足必然帶來的現象，其影響層面非常廣，對於明朝人如何穿、如何吃，乃至如何蓋房子、如何行動，都有着關鍵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強大的炫耀、表演性的消費行為，成為近世後期的主要生活因素。

京劇中有一齣戲叫《鳳還巢》，那是很有名的丑角戲。戲中兩個角色，程雪雁和朱千歲，都是由丑角扮演的。戲中有一段，朱千歲應邀去程浦老先生的家裏。他帶着兩個家丁，一進去，先説：“來呀，脱去我的路衣，換上我的壽衣，好與老先生拜壽。”家丁幫他換了，他才向程老先生説了祝壽的話，被請到裏面吃酒，朱千歲又説：“來呀！脱去我的壽衣，換上我的便服，好與老先生飲酒。”又説了幾句話，朱千歲起身：“老先生，天不早啦，我跟您告辭啦。來呀！換上我的路衣，也好趕路。”

另外一段，兩個家丁幫他換衣，換好了他一看，勃然大怒：“怎麼還是我來的時候穿的那件兒呀？”家丁説：“就是那件兒！”朱千歲就罵：“別的衣裳你沒帶來？”“我的衣裳有的是，怎不多帶出兩件來？沒用的東西，下回記住了！”

這兩段強調了朱千歲的誇張奢侈，而在劇情的設計上，換衣過程中程夫人誤將朱千歲認為是穆居易，因而決定將程雪雁嫁給他，這是其中一對陰差陽錯配對的來由。而程夫人如何做出這決定？就是看他的衣着，被他頻頻換衣服這件事打動了，認定這樣的人值得嫁。

再回頭看《鳳還巢》開場戲，程浦、朱千歲兩人到郊外踏青，書生穆居易也在。但因為身上衣服太寒磣了，不敢去和程浦相認，是朱千歲叫了他，過來後問起，才發現他是程浦老友的兒子。

戲的發展就架構在衣服上，故事明白標舉了是以明朝為背景，主角名叫朱千歲，這顯然是明朝的皇族子弟。這樣的聯結不是偶然，這出戏中顯現了明朝的社會現象—對於外在衣裝的重視，以衣服來決定人的地位、身份，甚至以衣服來判斷人的價值。

**01“**衣着逾制”與衣着顏色、圖紋等禁令

明代最突出的社會現象之一，是“衣着逾制”。首先這“制”源於朱元璋的統治信念，他希望在國家體制中給每個人一個固定的位子，大家都乖乖地待在各自社會空間的原地上，安靜過着如同“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所以他的統治一直管到人民的生活細節，有很多相關的“制”。

據《明史·輿服志三》記載，1458年有一道禁令，規定人民穿衣服不得使用幾種顏色。第一是“薑黃”，那是淺黃色；還有“柳黃”，柳葉剛冒出來的顏色，接近黃綠色。最大的禁忌當然是皇帝用的“明黃”，即鮮黃色。另外“玄黃紫”也不能用。

此外還規定衣服上不能有哪些花紋。蟒、龍不能用，飛魚、鬥牛、大鵬、獅子不能用。四寶相花，四個圖案連續盤在一起的，不能用。大雲紋，即大塊雲狀圖案，也不能用。

這道禁令告訴我們，到這個時候，明朝的服飾已經改變了。當初朱元璋的理想是用衣服顯示社會身份，你是什麼樣的人就穿表現你身份的那種衣服。而且不管什麼身份穿的，基本上都以功能為主要考量，儘量簡樸。但這樣的原則沒能維持很久，到15世紀中葉已經瀕臨瓦解了，才會在英宗時又頒佈這道禁令。

使得朱元璋的信念實行不下去的一股力量，正來自其信念內部的弔詭。衣服要清楚顯現身份，別人可以從你的衣服上立即看出你是什麼社會階級的人，這種規定反而提供了強大的“衣着逾制”誘因。只要換穿上不一樣的衣服，在別人眼中的地位就改變了，那麼方便就可以提升地位的方法，幹嗎不用啊？

到必須以禁令明白標舉哪幾種顏色、哪幾種花紋不準用，表示連“明黃”和“蟒龍紋”這種明確和皇家有關的服制元素，都有人敢亂用了。

不過1458年的禁令，主要處理的還是衣裝上的社會標記問題，然而也差不多在這時候，另外一方面的發展變得愈來愈嚴重、愈來愈誇張，那就是在衣服上奢侈浪費，產生了許多和原有皇族、官職象徵無關的新奢靡表現方式。

從1370年代開始，朝廷就多次發出對“衣着逾制”的警告，最後一次的相關禁令，出現在1541年。這次的禁令則是特別針對“雲巾”“雲履”。這裏的“雲”指的不是一個世紀前的“大雲紋”了，而是一種特別的材質。“雲”指的是“雲縑”，這道禁令管的，不是外表花紋，而是某些最為貴重的特殊材質。

“雲縑”是一種絲織品，織得特別鬆軟，感覺上比一般的絲還要更輕。這當然牽涉到高度複雜的織工技術，可以做出特殊的皺紋，會有波浪的效果。這麼貴重的布料，卻有人用來做“雲巾”“雲履”，那明顯是誇示。

這時期最貴重的衣服材質除了“雲縑”之外，還有“吳綢”，即蘇州的絲綢；“宋錦”，這是帶繡花的衣料；“駝褐”，駱駝毛織成的，是最好的毛料。

禁止用“雲巾”“雲履”，那就不是在管“逾制”了，而是針對奢侈風氣。將這種大家都看得出來很貴重的材質用在做佩巾，甚至做鞋上，這明顯的用意與效果就是炫富。到這時候，炫富的情況已經超越“逾制”了，想要自我標榜、得到社會地位的人，不再是去穿不屬於其身份的衣服，因為這種做法太普遍了，大家都這麼做，以至於身份和衣着相連的“制”已經喪失意義了。所以要凸顯身份就要穿別人穿不起的衣服，或者像《鳳還巢》戲中朱千歲那樣，以別人無法負擔的方式來穿衣服。

02****從馬尾裙到蘇樣，衣裝的“創起為奇”

明憲宗成化年間，1470年代，在北京出現了“馬尾裙”的流行風潮。“馬尾裙”以馬尾毛織成，這種裙子材質較硬，就像撐開的傘，據説是從朝鮮傳進來的。一時之間很多人都穿，連大學士都有人跟着趕流行。

因為是新鮮的外來樣式，所以身份高的人穿、身份低的人也穿；有錢人穿，沒錢人也穿。大學士萬安還每天都穿，本來是冬天的服裝，萬安卻連夏天都不願換下來。大家都要穿，馬匹當然就倒黴了，當時北京附近到處都是尾巴光禿禿、毛被剃光拔光了的馬。

1458年下的服色禁令，由一位叫周洪謨的大臣負責監管，但到馬尾裙流行時，就連周洪謨身上都穿了兩層“馬尾裙”，形成了莫大的諷刺。周洪謨正代表了歷史的變化，一個曾經主管糾察“衣着逾制”的官員，自己抵擋不了誘惑，公開將流行的新服飾穿在身上。“衣着逾制”這個觀念本身落伍了，新時代的穿着風格不再是去模仿有錢有地位的人穿什麼，而是創造、趨附新的流行。穿着一眼看去就不一樣，因而會讓人羨慕的衣裝，成為風氣。

“衣着逾制”的觀念被拋棄了，衣裝外表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衣服變得和錢、和財富緊密聯結，甚至説穿什麼衣服主要就是為了彰顯財富都不為過。新興的服飾風氣是“始以創起為奇，後以過前為麗”，好衣服的定義是新發明的，之前沒有人穿過的，而且是在某個點上，即某些方面明顯超越以前大家看過、穿習慣了的。

16世紀開始，明代服裝的特色便是追求變化。例如簡單的“方巾”，朱元璋開國時訂定了“四方平定巾”作為讀書人的身份表徵。第一等社會地位的人戴帽子，其次就是讀書人戴“方巾”。但到了這時候，“方巾”又分“漢巾”“晉巾”“唐巾”，還有“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等等。因為和讀書人有關，所以命名上就標舉歷史來源，宣稱是不同朝代留下來的，或是和名人、道教扯上關係。但真正的意義是形狀、花色都不一樣，可以有所選擇，尤其會傾向於選擇和別人不一樣的。

晚明張岱的作品中就記錄了紡織業中心蘇州不斷推出新的布樣，浙江人看到了便急着模仿、追趕。而一旦浙江人穿了，蘇州人就嫌棄不要了，再換不同的新樣式。張岱諷刺浙江人如此愚蠢，一直被蘇州人牽着鼻子走。張岱的態度很明顯表示了，不是要浙江人不要變了，而是應該自己去變、去創新，不要一直跟在蘇州後面學人家的。

明代晚期的史料中，常常出現一句慣用語“一時之妍”，多半用來描述服裝。這是之前沒有的語詞，主要用來凸顯之前的流行。“一時之妍”，表示當時大家都覺得漂亮，人人趨之若鶩，然而那“一時”過去了，現在回頭看，奇怪，有什麼好看的啊？彼一時此一時，時間不同，流行改變了，美或不美的看法也跟着變了。此一時如果還穿着彼一時流行的衣服，那麼非但不會被認為漂亮，甚至還會被恥笑。

依照張岱的回憶，他年輕時蘇州流行風潮的“賞味期”大致10年左右，每10年就會有一波大變化。等到他進入中年，變化的速度加快為每兩三年就換一次了。顯然明代後期的服裝，符合我們今天所説的fashion性質，那就是流行，有着明確、強悍的流行遞換操作，也有全社會介入、參與的趕流行，生怕跟不上流行的集體心態。

蘇州是流行的中心。有流行的發動者，也有流行的跟隨者。而特別的是，士人因為仍然在社會上擁有醒目的示範作用，可以説積極參與了流行的發動與決定。

浙江人李樂留下了以下有趣的詩句：“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進城一趟，回來哭了，因為在城裏一看，外表上是女性的，穿女裝的，竟然都是士人！

為什麼説士人穿女裝？因為明代男裝、女裝有不同的顏色。男裝本來主要是青色，如果不是以青色為底，而是比較明亮、鮮豔的，傳統上被認為是小孩和女人才適合穿的。到了明朝後期，城裏街道上，沒錢沒身份的人才穿青衣。其他稍有財資稍有辦法的人，都放棄青衣換穿更鮮明的顏色（“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從傳統保守的眼光看去，就像是男人在衣裝上都變身為女性了！

歸有光對於明朝中葉的風氣有一番整理，得到的結論是：世俗奢侈的習慣是從士人身上開始的，然後感染到城市，城市流行了，再往外擴展到城郊。

為什麼從士人開始？因為士人和商人之間的距離不斷縮減，使得士人的文化帶有愈來愈強烈的商業性質。商人有奢侈炫富的動機，那是使得他們得以增加社會能見度，藉此提高社會地位與社會正當性的手段。而商人在社會地位改變上的主要目標，也就是追趕上士人。

商人的行為給了士人一種集體壓力，刺激催生了一種集體自覺，即必須維持和商人間的一定距離，在外表上和商人維持可以辨識的區隔。在近世社會中，沒有了封閉、固定的身份制，不能去規定誰是豪族、誰是寒門，於是外在的表徵很容易模仿，也必然會招惹來模仿。尤其商人有特別動機，又有充分資源去模仿士人的穿着外貌以自抬身價。如此就逼得士人必須不斷“創起為奇”，放棄已經被其他人模仿，失去階級標示意義的服裝，改換出新的一套來。

士人仍然握有訂定社會品位的優先權力，但商人有可以不斷變換追摹的資源與能力。於是一個換、一個學，構成了明代的服裝流行動力。這種條件下，出現了特別的讀書商人，將他們的士人本事拿到市場上去換得金錢。唐寅的畫、文徵明的字，在當時都帶有商品的性質，但又有高於商品的地位。他們的畫和字不再是單純在文人間相贈流傳，而是特別賣給有錢人，作為有錢人的品位象徵。

這些參與市場的士人就有了新的自覺，必須維持自己品位上的領先地位，他們一方面代表文人，一方面積極和商人周旋，併為商人提供有品位的商品與品位指導，和以前的文人很不一樣了。

明末出現一種特殊的衣着服飾，稱為“蘇樣”，“蘇”指的是蘇州。蘇州既有錢，又是紡織業中心，而且聚居了大量的文人，是文人文化的制高點。“蘇樣”最特別之處，在於表面上沒有絢麗的色彩，也沒有繁華的紋飾，講究的是極其細膩的布料織法，以及巧手精工的剪裁。這是進一步為了擺脱模仿而產生的低調奢華風格。

“蘇樣”不只是出現在衣服上，甚至可以説是明末文人精神與生活意趣的總體風格。由外而內，要創造一種沒有那麼多表面可以抄襲模仿的元素，卻內藴涵藏必須有一定文化程度才能看得出來，要更高的文化修持才能參與的藝術化生活。

03****社會性衣裝的展示場，舉國若狂的炫耀熱

近世後期在商業領域創造了大量財富，卻除了消費之外沒有太多其他出路，消費便因而有了愈來愈高的社會標誌功能。社會標誌需要在公共空間展現，這進一步在近世後期提升了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明代最特別的就是“社會性衣裝”格外發達。出門在外穿的衣服，和家裏穿的愈來愈不一樣。

如果你出門要去的地方，人家不會憑藉你的衣着估計、評價你是什麼人，你有幾分斤兩，那麼你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力氣去準備衣服，不會那麼在意自己穿了什麼。

另外，一個星期出門一次，和每天都要出門相比，對於衣裝的講究當然不同。前一種狀況，不需要特別準備什麼，後一種就必須有好幾套輪流穿的衣服，必須考慮不能每次出門都穿同一套。

接下來，不同的公共空間有其各自的特性，要求不同的穿衣服方式。去衙門裏辦事和去勾欄看戲，穿不一樣的衣服；乃至於要到衙門所在一帶的地方，和到勾欄所在一帶地方，都會需要換上不同的衣服。

明代出現了愈來愈多作為展示場，讓人去展示身份的空間。其中很重要的，是有了讓女性可以公開參與的空間。歷史上，上元節為什麼那麼重要？因為唐朝長安城內每天晚上里門、坊門都要關閉，完全沒有活動，唯一的例外是上元節三天不閉門，夜晚公共空間裏擠滿了看燈的仕女們，蔚為稀有的奇觀。

明代之後，這種仕女如雲的場合變多了，產生了新的奇觀。據範濂《雲間據目鈔》的記錄，在松江的迎神賽會上，各鎮都租了兩三百匹馬，在路上大遊行。馬上坐着扮裝的戲中人物，他們有的穿着“鮮明蟒衣靴革”，完全不顧什麼“衣着逾制”了，而且“幞頭紗帽滿綴金珠翠花”，首飾華麗。

若是狀元遊街，身上戴着三條“珠鞭”，價值超過“百金”；旁邊圍了妓女三四十人，扮成《寡婦徵西》《昭君出塞》等劇中角色。還有花車上“彩亭旗鼓兵器，種種精奇，不能悉述”。為了不受天氣影響掃興，還將街道橋樑都用布幔遮起來，如此當然吸引了“郡中士庶，爭挈家往觀”。那種熱鬧情況，是“遊船馬船，擁塞河道。正所謂舉國若狂也”。遊行輪流在各鎮進行，每一鎮四五天，每天都需要很高的開銷。

描述完了這樣的奇觀，範濂更補上背景與後續：“日費千金，且當歷年饑饉。而爭舉孟浪不經，皆予所不解也。壬辰，按院甘公嚴革，識者快之。”這可不是什麼豐年，甚至不是一般承平時節，而是經歷了一段饑荒，卻都無法阻止松江地區如此瘋狂地花費炫耀。因為情況太誇張了，後來甚至驚動了按察使正式立案調查懲處，有識之士才感到安心欣慰。

晚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記載浙江秀水神會，情況也很類似：“秀水濮院鎮醵金為神會，結綴羅綺，攢簇珠翠，為抬閣數十座，閣上率用民間娟秀幼稚裝扮故事人物，備極巧麗，迎於市中。遠近士女走集，一國若狂。”最醒目的是各式各樣服裝，以及服裝上掛滿的珠翠飾物，花車上有漂亮女性扮演故事人物。所製造出的效果，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皆用“一國若狂”來形容。

那就是羣眾的集體狂熱，顯然這種廟會很接近歐洲中世紀的“嘉年華狂歡”，以財富炫耀式消費為人民提供一種暫時擺脱現實、進入狂喜狀態的刺激。

本文整理自《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  2022.3  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