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今天的年輕人和社區居委會有生疏感距離感？_風聞

設想生產生活在時空上是重疊和整合的情況，比如國有企事業單位，產生家屬院文化，企業辦社會模式，工人新村，三線文化，當時都是非常具有時代特點的現象模式。而若干年前規模還較小的自湧現生成的服務和商業型市區也能保持內聚性，因而形成相對整合緊密的“街坊文化”，“衚衕文化”，“里弄模式”。

今天的大城市生活中，資源被更多樣化的力量所影響和配置，人們生產和居住時空場域是交錯的，分離的。也是為什麼在上海工作的年輕人感覺和居委和黨的基層工作者聯繫不甚緊密，較少“走心”溝通的客觀因素之一。

經過最近20年高強度的城市化浪潮與產業發展，上海在內環與中環之間的以前工人新村外圍，又建成了大量新建城區。超大城市和快捷交通網絡催生了“睡城”和“卧城”模式。以前有幾位同事甚至白天在上海上班，晚上回到臨港新城或者崑山家裏。除了維護自己的“長期財產”，他們的精神，文化，意識，思想和這片新土地連結並不深刻。可以説卧室在此地，“生活在別處”。

很大一部分中環以外的地區和衞星城地區其實是最近25年，甚至15年內才剛剛完成的城市化。人口結構被重新塑造，形成追逐產業資源進入的外地的“白領精英”新移民+郊縣本地人+改善居住條件或新購房的上海人的特殊人口結構。能夠進入郊區最基層居委工作的年輕人以往不多，而最基層中老年管理者和新社區佔多數的70後80後“業主”也是被房產的行政屬地嫁接在一起，而非內生形成的基層組織結構。他們在生活背景，知識結構，工作方式和網絡濃度上根本不同。上班族平時朝九晚五甚至996，對居委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感官和客觀上都存在距離感疏離感，缺乏有效有機的融合，較難成為一個真正的整體。

平時居委的存在感和作用較低，可能是沒有力量，也可能是缺乏動力。基層治理結構顯得過於“黃老無為”，甚至平時真正調節鄰里矛盾和民事糾紛的作用都起不到，戰時就更加捉襟見肘難以招架。在工作方式和工作能量上，基層組織實際效能和基層羣眾在信息時代網絡生態下的期待訴求存在錯位和失配現象。很快，Z世代也將成為社會主力人羣，如何改善基層工作的滲透性在場性，繼續真正走羣眾路線，將社區認同作為國家認同順其自然的延伸和具體化，需要新的思考和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