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等於西醫，愚昧等於中醫？為什麼會這樣定義我們的傳統醫學？_風聞

最近幾天，連花清瘟和它背後的生產企業再次成為網絡焦點，這也再次引發了社會對於中醫藥的熱議。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對於中醫藥的爭議不是最近幾年才出現的新議題，自中國走進近代社會，開始和世界接軌的時候，中國人就開始針對中醫地位產生激烈爭吵，並且這種爭端早已超出了醫學的範圍和民族存亡聯繫在了一起，這又是為什麼呢？

一、西醫的傳入

最早的西醫是跟隨傳教士一起來到中國的，但是1840年以前礙於交通不便，歐洲尚未快速發展，傳教士人數有限，所以西醫並沒有在中國廣泛傳播形成多大影響，但是此時的西醫已經頗為成熟。

1693年，康熙御駕親征噶爾丹，不幸感染痢疾，在當時堪稱重症，就在大家束手無策的時候，法國傳教士洪若翰進獻奎寧（金雞納霜）治好了康熙，這可以説是西醫第一次在中國嶄露頭角。但是隨着清朝閉關鎖國的不斷加劇，中外交流限制越來越多，西醫也逐漸退出了中國。

康熙：西藥救了朕的命

1840年以後，隨着中國國門被不斷打開，越來越多的歐洲人開始進入中國，大量的傳教士以醫學為手段招攬信徒，宣傳宗教。但是再次進入中國的西醫並沒有得到傳教士預期的良好效果，這是因為那時候西醫和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的隔閡，例如中國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不能有絲毫損壞，哪怕是剪掉的頭髮都要收集起來燒掉以示莊重，而西醫治療手段外科手術，無疑是直接破壞人體的完整，甚至因此產生許多謠言，比如教堂“採生折割”挖小孩眼睛煉丹等謠言，引發教民衝突。

清末教堂（很多傳教士受過醫學教育，可以兼任醫生）

其次西醫的治療強調隱私、無菌，但是當時中國人的價值觀中隱私的觀念並不強，反而強調家人的陪伴與慰藉，例如產婦生產的時候必然會選擇在自己家中聘請自己熟悉的產婆，產婆不僅能指導產婦生產，還能提供精神慰藉，而產婦的家人就在房門外邊，甚至就在牀邊焦急等待，西醫則完全相反，要產婦在完全不熟悉的醫院產房，在不認識的醫生幫助下生產，家人也不知道在哪裏。這種醫療方式與價值觀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在西醫傳入的初期，不僅沒有起到招攬信徒、傳播知識的作用，反而引發了一次次教案。

這些在華的傳教士和醫生也不斷反思自己的治療手段，為了推廣西醫，他們也適當地改變了自己的醫療路線。如走上層路線，結交開明的王公大臣、知識分子，這樣就能夠有效地展示西醫的療效，同時還能引起示範作用；再就是改變治療原則，例如讓家屬陪在病人身邊，緩解雙方的焦慮，在開放空間進行診治，讓大眾在觀賞中認識西醫並接受西醫；第三就是免費施藥，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都是要花錢的，但是清朝中國的底層民眾可以用赤貧來形容，與其等死，那免費的西醫也就不那麼可怕，甚至是窮苦大眾最後的希望。就這樣，西醫在中國逐漸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二、西醫的崛起

傳教士和西方醫生的努力讓西醫有了一席之地，但是遠不能戰勝有完整理論體系和治療手段以及悠久歷史的中醫，真正讓西醫在中國佔據主導地位的正是瘟疫和戰爭。

防疫問題是歷朝歷代的重中之重，到了近代人口空前膨脹，中外交流越發緊密，加上中國基層醫療水平落後，整體居住環境堪憂，經常出現瘟疫，在近代以前因為城市人口有限，人口流動頻率很低，瘟疫往往可以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但是到了近代，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密度越來越大，伴隨鐵路、輪船等各類交通設施的完善，人物之間的交流越發頻發，瘟疫影響範圍也就越來越大，例如1894年廣州爆發了鼠疫，廣州城10萬人喪命；1910年清末，俄國的鼠疫通過伐木工人和鐵路傳播到中國東北，引發清末東北大鼠疫，波及中國東北、華北數省，直接奪走6萬人的生命。

清末東北大鼠疫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醫面對這種快速傳播、高死亡率的疾病，當局只能依靠西醫採用隔離、消毒、佩戴口罩、抗生素等手段控制局面，在這之中以伍連德為代表的受過系統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技術官員脱穎而出，成為當時的抗疫主力。在當時廣泛的報道和顯著的效果下，西醫一躍成為先進的代名詞。

伍德連（口罩的發明者、哈醫大創始人）

自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賣國二十一條，中國人被冠上了“東亞病夫”的恥辱稱號。中國人先是在器物層面被打敗，又是在制度方面失敗，最後連我們的文化自信都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摧毀，而中醫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也被打上了愚昧、迷信、落後的標籤。

不過話説回來，當時的中醫確實也存在這些問題，比如魯迅的父親病重，醫生給開出藥方，要用打破的鼓皮做成“敗鼓皮丸”，水腫也叫鼓脹，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水腫。魯迅的父親遇到庸醫，不愈而亡。今日但凡受過九年義務的人都不會相信“敗鼓皮丸”能治病，魯迅無不嘲諷地説：“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註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在清末中國確實存在很多醫巫不分的情況，醫生既承擔着醫療職責，也肩負着和神鬼溝通的職責。但清廷、北洋到國民政府無不反對巫術，極力破除迷信，先後頒佈《嚴禁巫術令》、《擬破除迷信辦法》等法令，中醫也被不分青紅皂白的打入迷信的行列，在當時的進步觀念下，革命志士只擔心對於傳統文化、醫學砸的不夠碎，踩的不夠爛，完全不關心裏面是否有積極因素，這進一步加劇了中醫的污名化。

新文化運動領袖魯迅

三、中西醫之爭

隨着西醫越發強勢，中醫越來越邊緣化，部分中醫大夫和有識之士認識到如果不採取措施，中醫將徹底失去醫學地位，甚至失去傳承，遂奮起反擊，為中醫正名。從清末以來，中西醫共發生三次大規模直接碰撞：

第一次是清末民初，中醫存廢之爭。

甲午戰爭慘敗後，中國人開始瘋狂地向西方和日本學習，尤其是向日本學習，畢竟同為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都被西方列強欺負，日本卻經過改革成為新晉列強，打敗了曾經的大哥。日本維新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醫學的發展，為了促進近代醫學在日本的發展，日本政府果斷拋棄漢醫，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但是在教育體系中、在政策支持中、在資金扶持中完全沒有了漢醫的身影。

在此時的清朝，中醫藥理論在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也被納入“舊學”之列遭到批判，否定中醫陰陽五行學説直至否定中醫的言論日漸增多，中醫執業者遭到西醫排擠，處境日益艱難。1908年，慈禧、光緒數日之間相繼死亡，清廷乾脆直接取締了太醫院，廢除太醫院就相當於否認中醫的地位及價值。

1912年，清王朝滅亡，北洋政府建立，在教育政策中北洋政府仿效日本廢棄漢醫的政策，頒佈了《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在新法令中中醫也被“遺忘了”，只倡導專門的西醫學校，中醫提都沒提，這引發了中醫藥界全國性的請願抗議運動，要求保存中醫，開設中醫院校，給予政策支持，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然而北洋政府理都不理，運動持續數年都沒一個答覆，持續數年的請願抗爭，説是不了了之了，其實就是失敗了。至此，中醫執業者、中醫理論及其文化，面臨着數千年來最嚴重的生存危機。

第二次是五四運動時期中醫存廢之爭。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影響廣泛的社會運動，也是辛亥革命制度革命失敗後進行的一場思想文化革命。在這場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請來了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要打倒孔家店，而中醫很不幸也被歸入舊文化，再一次成為打倒的對象。

這次反對中醫的浪潮遠比清末更猛烈，廢中醫第一先鋒就是餘雲岫，此人曾在日本留學，系統學習過西方醫學，不僅成績優異，醫術高超，還投身革命，是一個技術、思想都過硬的技術官僚。1916年，餘雲岫編寫《靈學商兑》，這本書不僅大力推廣“新醫”，批判“舊醫”，將不同醫學和國家民族未來綁定在一起，還充分發揮了自己的理論知識，對中醫基礎、理論進行了系統批判，徹底否定了中醫的根基和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用現代時髦的話説，餘雲岫對中醫進行降維打擊，這一拳打得中醫藥界有點蒙，直到6年後才有人著書反擊。

而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梁啓超、胡適、魯迅等人，也為西醫搖旗吶喊，對中醫理論及中醫實踐中的庸醫與迷信現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質疑和批判。最為鐵桿的支持者莫過於梁啓超，1926年，梁啓超身體不適，去協和醫院進行檢查並接受治療，經醫生判斷是腎上長了腫瘤，經醫生建議，梁啓超決定切腎，萬萬沒想到大夫在手術中出現了失誤，將完好的右腎摘除，病變的左腎保留，導致梁啓超病情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面對這個醫療事故，梁啓超不僅沒有追究醫院和醫生的責任，還怕因此影響西醫在中國的發展而幫忙遮掩。

梁啓超劇照

面對質疑、批判甚至全盤否定中醫的洶湧浪潮，深研中醫的文化學者杜亞泉積極變通，主張中西醫相互借鑑，以中華文明融匯外來文明。當時國內中醫名家如楊則民、陸淵雷等，也掌握了問題的根源，這不是中西醫之爭，是中國未來發展路線之爭。諸位名家也開始持續著書立説，回應挑戰，兩個拳頭回擊：一是強調中醫乃是國粹，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要傳承中華文化，不能數典忘祖，把中醫和民族精神緊密結合在一起；二是主張對中醫進行改良，吸收西醫積極部分，將中醫科學化，剔除迷信和落後部分，主張發揮中醫藥優勢，實現中西醫藥並存，用自己的發展進步回應對中醫封建保守的指責。

第三次是國民政府時期中醫存廢之爭。

1929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衞生部召開的首次中央衞生委員會會議上，通過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衞生之障礙案》，即“廢止中醫案”。以上海為中心的中醫界迅速組織團體集會、媒體聲討、請願抗爭活動。國民政府迫於壓力沒有立即執行“廢止中醫案”，但也沒有廢除。中醫界持續抗爭直到抗日戰爭爆發，雙方關係才有所緩和，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不僅沒有收斂，反而關閉了多所中醫院校，引發了雙方激烈的對抗。

四、最終章：新中國的醫療政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作為紮根於人民的政黨，對於中國的醫療衞生情況有深刻的認識，並且在長期革命過程中團結了一大批積極進步、傾向革命的西醫和中醫大夫，認識到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有可取之處和不足的地方，於是確立了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種醫學共同發展的醫學政策，不僅結束了近百年的中西醫之爭，也為我國醫療體系建設打下良好基礎。

文史君説

在近代山河破碎的情況下，沒有什麼比救國保種更為重要，一切行為都要符合“進步”的要求，凡是與西方制定的標準不符的，無法用西方理論解釋的，都屬於“封建糟粕”，都要打倒，都要掃進歷史的垃圾箱中。近代以來的中西醫之爭早已超出科學的範疇，支持者、反對者無不高舉救國的大旗，而對醫學本身卻知之甚少。

今日對於中醫的爭論依舊此起彼伏，我們應認識到任何學科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我們要鼓勵中醫藥學與時代共同進步，找到中醫藥學現代化發展方向，就如同習總書記所説：“中醫藥學包含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瑰寶，凝聚着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對於瑰寶，打倒它並不是科學的立場，而發展它、完善它、傳承它，才是正確的態度。

參考文獻

張可榮、李豔飛：《近代中醫存廢之爭的文化思考》，《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張婷婷：《近代民族主義話語下的中醫存廢論爭》，《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楊念羣：《如何從醫療史視角理解現代政治》，《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7年第8期。

仇博：《清末民國時期反迷信運動背景下的反中醫思想研究》，2019年，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作者：浩然文史·我好餓好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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