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新文科視野下當代哲學研究的三維空間變革_風聞

王俊|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

本文刊於《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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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教授

對於空間經驗的重新詮釋構成了20世紀以來哲學的一個重要話題。在當代，作為哲學話題的空間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可量化的客觀空間，而是基於身體經驗和存在經驗的空間，是大地之上的空間，是生活世界，是意義構建的要素。如此描述的空間經驗呈現出差異化和多元化的特徵，被賦予豐富的文化和政治意義。空間不是抽象的屬性，而是大地之上的具體空間，事物的空間置身性是其存在的本質屬性之一，作為意義構建物的空間是以交互主體的方式被構建出來的。這些對於空間的哲學思考，在當代哲學、人文科學和藝術中得到了完整的表達和驗證，源自現象學的這些空間思考和空間思維模式最終會賦予我們的生活以全新的意義，就如福柯所言，這是一個“空間的時代”。在新文科建設的契機下，關於空間的哲學思考與當下哲學研究的迭代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通過這次契機，對中國的哲學進行一次空間重構，使之更能符合時代的發展。

與空間經驗相關的新觀念也對當代的知識生產和世界理解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哲學作為自古以來人類知識體系中的核心部分、作為世界經驗的基礎，在近代以來逐漸呈現出專業狹隘化、純粹學院化和文化本質主義等特徵，日益陷於困境。今天，如果以空間視角審視，這些困境在三個層面上體現：第一，在現代學科建制空間中，哲學逐漸喪失了對知識的統治性地位，越來越成為現代學科建制下的單一專業活動，問題視域日益狹窄；第二，當代哲學日益與生活和時代問題逐漸脱鈎，成為學院內的純粹的理論活動，哲學思想的時代關懷和現實感日益薄弱，與生活實踐漸行漸遠；第三，自啓蒙以來，被視為理性活動的哲學體現出一種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的模式，成為西方文化空間內的思想活動，把非西方的思想傳統排除在外，因此面對當今深層全球化的宗教、文化衝突越來越無法應對。

如果説今日哲學研究的專業化、理論化和西方中心主義的三重困境相應地體現在三種特定的空間處境中，那麼對困境的克服也就要求相應的空間變革。在構建新文科的學科背景下，哲學研究的空間變革勢在必行，相應的變革向度可以在三個層面上展開。

突破學科建制的空間

空間時代的哲學研究必須跨出當代知識建制中的專業學科空間，拓展哲學研究的跨學科空間。眾所周知，哲學是人類最古老的知識形式之一，從亞里士多德到笛卡爾，研究領域都堪稱廣博，哲學家廣泛關注關於世界和人的所有學科領域，哲學是知識之樹的主幹。然而隨着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學科化和專業化成為科學知識的突出特徵，哲學也相應地逐漸喪失了“諸學科之王后”的地位，成為現代學科體系下的一塊拼圖。這種學科化傾向一方面帶給哲學研究一種純粹性和專業性，為學術而學術，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哲學僅僅侷限在經典文本內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條咬住自己尾巴的蠕蟲”，沒有能力再為人類知識的進步作出貢獻。與此同時，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與哲學學科的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知識建制上“知識的所有對象都被分配到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可以作為哲學的研究對象”，這在後果上就造成了作為學科和專業的哲學的挫敗感，如胡塞爾所説，“形而上學的一再失敗和實證科學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獲得巨大成功所形成的鮮明對照。”

要改善哲學學科的這一處境，就要讓作為專業的哲學跨出學科建制的空間束縛，推動哲學的跨學科發展。哲學不能在自身的概念系統和經典文本中作繭自縛，從而將自身限定在哲學史的範圍之內，而是要重新喚起作為知識系統之主幹的雄心，為整個人類知識體系、方法體系奠基，對不同的具體科學領域進行哲學反思、發現哲學問題。就如海德格爾所言，“哲學是一個最本己領域的學科，但不是一個專業”，它在“處理一種普遍的東西”，它不是對各專業門類的“附加之物”，“而恰恰就是那些專門學科所是的東西”。如果説，隨着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的發展，當代科學正面臨着根本性的變革，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哲學及其所處身的世界也相應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哲學問題以及研究中面對的這種“普遍的東西”並未改變。因此，哲學研究也要躍出狹窄的固有學科空間，以更寬廣的問題視域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技術、人與自我的關係，將哲學研究與認知科學、生命科學、人工智能等領域緊密結合，賦予普遍的哲學問題以新的思考視角和生命力。

突破學院和大學的空間

空間時代的哲學發展還應當跨出大學和學院哲學的空間，重歸現實生活， 參與時代觀念的構建，實現學院哲學與大眾哲學的重新融合。今天的學院哲學實際上是18世紀之後才逐漸形成的哲學形態，在這之前，哲學無論作為“認識你自己”的生活方式，還是“神學的婢女”，都是與時代觀念和大眾生活緊密結合的。隨着18世紀之後現代大學的成熟，以及科學知識體系的複雜化和嚴密化，哲學也似乎越來越成為象牙塔中的學問，日益遠離日常生活。哲學不再是蘇格拉底在雅典市場上與人們的平易近人的交談，也不是馬克思對於現實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和思考，而是脱離了時代境遇的佶屈聱牙的複雜概念和文本，不經過長時間專業化的學習和訓練，就很難在學院哲學的領域內作出有意義的研究貢獻。哲學這種學院化的傾向在20世紀德國的“大學哲學”（Universitätsphilosophie）潮流中得到了最為徹底的體現，哲學退出了時代觀念和共同體世界觀的構建活動，滿足於純粹學院化的概念遊戲，只在文本中發現問題，這一傾向使得哲學研究越來越遠離生活世界，成為一小撮學院哲學家的謀生手段，喪失了哲學原本的宏大意義。

然而從古至今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學思想從來都是與時代境遇、時代問題密不可分的，偉大的哲學家們無論其思想體系多麼複雜，但是其支配性的問題動機始終是與時代境遇鉚合在一起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面對的是智者的橫行和民主制度下精神的墮落；康德面對的是啓蒙時代宗教退場後形而上學的困境；馬克思面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之生存的艱難境遇；尼采面對的是現代性的勃興和“上帝死了”的挑戰；海德格爾面對的是青年運動的思潮和德意志精神在現代社會中的延續難題。即便是典型的學院哲學家胡塞爾，他在晚年所作的演講“歐洲人的危機”中也長篇累牘地對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時代精神表達了深刻的擔憂，這種擔憂甚至可被視為整個胡塞爾現象學的基本思想動機。也就是説，像胡塞爾的意識現象學這樣的“純粹哲學”實際上也不能以純文本的經院式研究得到充分的理解，而是隻有將之置於所處的整個歐洲和世界的時代境遇中才能得到完整的解讀。

因此，要強調哲學的空間變革，即突破學院和大學的空間，重新融入日常生活和時代境遇、參與時代觀念的構建。具體而言，學院哲學應當更積極地與國家哲學和大眾哲學建立多向度的理論和實踐聯繫，而不是自我隔絕、自我孤立，這樣才能充分體現思想的時代性和當下性。特別是與大眾哲學的結合方面，學院哲學應當提供能夠為大眾接受的思想產品，而不是隻有小圈子能夠理解和交談的學術黑話，但同時學院哲學的大眾化並非意味着流俗膚淺或者譁眾取寵，而是要基於紮實可靠的哲學史知識，將細密的哲思用親近大眾的文風表現出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就屬於哲學通俗化的傑出嘗試，李公樸在為該書1935年單行本首版所作的序言中就指出：這種通俗化的哲學寫作，“只要理論不歪曲、不錯誤，是絕沒有庸俗化的危險的”。學院哲學的研究致力於理論的把握和準確表達，而大眾哲學則更傾向於平易近人的理論表述，兩者的有效結合是哲學的發展方向，當代歐洲的生活藝術哲學（Philosophie der Lebenskunst）思潮即是此向度上一個初步成功的嘗試。今天的哲學只有突破學院和大學的空間限制，才能獲得開放的問題視域，重新煥發出生命力。

當然，儘管康德以他自己的方式捍衞了常識，但是無論是在理論哲學或是實踐哲學中，哲學本身絕不等同於常識哲學，批判理性更不是常識理性。常識理性始終有其問題，或者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自然主義式的“獨斷”，或者是在道德問題上的“天真”。康德在變革時代給哲學、給人類理性所規定的“啓蒙”，究其本身，既不離於常識，當然亦不止於常識。伴隨着德國唯心論的進一步發展，黑格爾跟隨着哲學的古老理想，構建起一個龐雜無比的思想體系，哲學家對於宇宙和自然的觀想盡數收納其中。然而，當時代的世界觀想業已由自然科學所形塑，哲學形而上學如果試圖將一切都視為絕對唯心論的內在主題的話，哲學便以另一種不同於牛頓式自然科學的方式遠離了我們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當新黑格爾主義者布拉德雷（Franas Herbert Bradley）在19、20世紀之交把哲學的目標規定為追求精神性的終極實在，並將之視為最高的絕對時，一場新的“捍衞常識”的哲學運動便登上思想舞台了。

在布拉德雷發表《現象與實在》（1893年）十年以後，英國哲學家摩爾（G. E. Moore）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來“駁斥唯心論”（ refutation of idealism），進而“捍衞常識”（defence of common sense）。對於摩爾來説，儘管布拉德雷嚴格區分“現象”和“實在”，將人們熟知的事實和事物僅視為“現象”，而將宇宙整體性的精神性的東西看作“實在”，但是他其實並不真切地知道他所使用的現象和實在這些概念與普通人的常識中用這些詞所指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關係。摩爾針對布拉德雷的關於“時間是非實在的”這一主張指出：布拉德雷説的是什麼意思呢，他和普通人的理解有什麼關係呢？看起來，當我們把時間理解為大寫的“Time”（時間）時，它的確像一種高度抽象的實體，但是如果人們把這句話放到常識語境中具體加以理解的話，那麼，很容易發現，如果時間是非實在的，那麼就沒有任何事情是在任一其他事情的“之前”或“之後”發生，也就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和任何另一個事情是“同時”發生的，人們也就沒法去説某件事情是“過去”的或是“將來的”，如此等等。對於日常語言用法的分析同摩爾對常識的捍衞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摩爾本人也堅信，對這些常識所賦予我們的自明之理的分析是哲學的任務。

突破固有的文化和地理空間

在全球化時代，哲學研究的空間變革還意味着要突破西方中心論或者諸如中西二元的架構設置，把哲學研究的視野擴展到全球範圍，繪製多元化的世界哲學地圖。今天我們理解的“哲學”在很大程度上仍等同於西方哲學的基本敍事框架，如海德格爾所言，人類的哲學理性總是可以追溯到單一的膚色、單一的性別、單一的世界觀。這種啓蒙運動以來的哲學史書寫方式實際上是把歐洲思想史構建成具有普遍性的人類精神史，將歐洲的知識生產方式和啓蒙運動的理性標準視作人類知識生產方式的圭臬。然而今天隨着全球化的推進，西方之外的思想傳統也應當受到哲學研究的充分重視，哲學研究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論的固有模式，呈現一種新的世界性、多元化、跨文化的思想地圖，就如劉易斯·高爾登所言，“轉變理性地理學”（shifting the geography of reason）。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針對西方中心論的轉換嘗試並不導向任何一種新的中心論立場或仍然有限的二元論立場，而是要繪製一幅容納歐美、東亞、西亞、非洲、南美、俄羅斯、東南亞等豐富多元的思想和文化傳統的世界哲學地圖，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是在此向度上的一個偉大嘗試。

“重繪世界哲學地圖”，要求哲學研究突破傳統哲學史慣常的西方中心論式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同時也要擺脱諸如中西二元論這樣的文化本質主義立場，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把多元文化中的思想傳統均視為人類哲學的組成部分。只有在這樣一個基於全球空間的多元歷史的框架中，一幅現代化、人性化的思想圖景才能充分展開，不同文化和思想傳統之間的充分交流和理解才能實現，面向未來的人類觀念史才能得到德勒茲意義上塊莖式的自由生長。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只有對多元的他者抱有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才能有對於自身傳統的恰當的自我認知，一種具有建設性的跨文化哲學和思想對話才能展開。

概而言之，當代哲學研究應當實現三個維度上的空間變革：突破學科建制的空間，實現哲學的跨學科發展；突破學院和大學的空間，實現哲學與生活世界和時代境遇的重新融合；突破固有的文化和地理空間，實現哲學的多元化拓展和跨文化的思想交流。只有完成了這三個維度上的空間變革，當代哲學研究才能真正實現符合時代要求的發展，為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知識構建模式和人的存在方式提供相應的思想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