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點點愛，她就不會變壞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施晶晶

孩子是最敏感的觀察者，有時也是最糟糕的行動者。

在張家港市的少年法庭，檢察官盛敏見過很多失足的涉罪少年，大人常稱他們為“孩子”。

他們當中，有孩子打架鬥毆、盜竊財物，有少女脅迫她人性交易，有少年性侵幼女……這羣涉罪未成年人背後，又以極高的頻率關聯着一對對失職、失察的父母。

孩子無法獨自長大，但父母也不總是清楚如何為人父母，他們也會和孩子一樣，是糟糕的行動者。

少年法庭之上，涉罪少年是一羣發出了強烈風險預警信號的孩子，他們給了檢察官們一個切口，為社會上最需要改善家庭環境、學習為人父母的家庭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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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行動者

在張家港市檢察院工作了16年，檢察官盛敏專門負責未成年人涉罪案件。

那些公安機關偵查後認為有必要追究少年刑事責任的案件，就會移交到檢察院，由檢察官們審查決定是否需要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官盛敏就是其中一位把關人。

2019年3月，盛敏審查了一起未成年人強迫賣淫的案件，涉及4名未成年人。

事件是這樣曝光的：1名少女報警，稱有人毆打、欺凌自己，強迫她賣淫。警方偵查後發現，施暴者是一名17歲少年，他受2名14歲女孩教唆對少女動手。

因為及時報警，少女事實上沒有捲入性交易，但強迫未成年賣淫的行為本身已足夠惡劣。

檢察官起訴了17歲少年，他因強迫賣淫罪被判刑兩年；2個女孩因未滿刑事責任年齡，沒有被追究刑責。

在追責懲罰和放任之間，應該有另外必須要做的事。

理解少年犯罪，盛敏覺得“根本原因肯定還是在他們自身”，但對她們作社會調查時，盛敏發現，其中1名女孩和父母的關係很緊張，尤其聽到女孩的養父母用“無可救藥”“沒有優點”“讓家裏雞飛狗跳”評價她，盛敏仍相信“問題女孩”和“家庭成長環境”的相關性。

這並不是單一偶然的關聯。

盛敏辦理的未成年案件裏面，就有很多來自離異、重組、單親家庭的少年，即便雙親健全，往往也有不恰當的管教方式或疏於管理。

比如：2019年4月，張家港市檢察院接到的另一起案件裏，一16歲的少年為幫朋友報復，毆打一名14歲少女，並把她非法拘禁在賓館近50個小時。

這期間，少年始終沒有回家，但他的父母對此不聞不問。調查後，檢察官得知，少年不是第一次夜不歸宿，家裏人習以為常。

為改善這類未成年人的家庭環境，一羣人開始想辦法。

2019年5月，張家港婦聯辦了一場沙龍，邀請了法院、檢察院、教育局的人來參加。當時《江蘇省家庭教育促進條例》剛出台，似乎是該做點什麼事的時候了。

家庭與兒童工作部副部長王琛還記得，各方討論中一大困惑在於：越是合格優秀的父母，越積極參與和學習，反倒是越做不好、越需要學習的家庭，越覺得這件事和自己無關。

但盛敏知道，她審查過的涉罪未成年人和他們的父母需要這樣的學習，因為他們常常陷入2類困境：不想管，不會管。

有的家長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管，“孩子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但憑司法機關；即便家長願意配合教育挽救孩子，但又不知道該怎麼做，而法院和檢察院也不完全具備專業的指導能力和人力。

針對“不想管”的父母，在《條例》中“法律責任”一章，明確了公安、檢察院、法院可以責令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這是一個新思路，從司法角度來看，它不是單純教育涉罪少年，而是通過督促他們的家長履行監護職責，改善家庭教育和環境，更好地監護少年。從家庭來看，它讓“促進家庭教育”的口號有了更硬的執行力。

張家港市人民檢察院責令家長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或稱親職教育輔導）的委託函

“之前大家從來沒有考慮過，家庭教育是可以強制的。”王琛回憶，儘管當時沙龍上，有少年法庭的庭長表示《條例》沒有提及如何“責令”和“強制”，但它先有了法規依據和效力，方向是明確的。

“《條例》出來之後，我們覺得有了一個抓手，我們又可以從‘涉罪未成年’來切入，點又不是很大，他們（涉罪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又是特別需要做這一塊工作的。”盛敏説。

針對“不會管”的父母，檢察院找到了張家港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教育局下屬的一個事業單位，通過委託服務，免費給有必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導的家長“補課”。

2

讓他們看見

朱冬梅是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的一名老師，持有“家庭教育高級指導師”和“心理諮詢師”雙證，2019年以來，她接收過不少來自檢察院的“家庭教育指導”委託，主要面向“附條件不起訴”的涉罪未成年人和他們的父母。

“附條件不起訴”是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項特殊保護制度，是在起訴和不起訴之間建立的一個“緩衝地帶”，它通過暫不起訴，設立考察期，若涉罪少年在考察期內完成了約定義務，有悔罪表現，最終將作出不起訴決定。

2016～2020年針對未成年人的不捕率、不訴率，附條件不訴率 來源：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

家庭教育指導就是在考察期間介入的。

檢察官盛敏告訴《南風窗》，指導時長多和少年們的考察期相當，一般不少於半年，依照涉罪的嚴重程度，幫助教育的頻率是每月1～4次。雖是給家長“補課”，但是孩子和父母一起參加。

除了相對程式化的課程學習，心理諮詢和干預是朱冬梅和同事的主要工作，她的關注點不在於探究少年為什麼犯罪，或者證明“家庭問題”和“少年誤入岐途”之間的聯繫，她要做的是，儘可能幫助面前每一個家庭發現矛盾和癥結，“讓他們看見之前沒看見的部分”。

2020年2月，朱冬梅接待了一個三口之家。孩子16歲，在一次羣體打架鬥毆中，幾個少年把另一個孩子打傷了，他是動手的其中之一。檢察院決定對他“附條件不起訴”，設立了6個月的考察期，並責令他和父母一起參加家庭教育指導。

當時，朱冬梅觀察到，少年很緊張地坐着，雙手緊緊抓住膝蓋，低着頭，迴避父母的視線。

這是一個典型的“父職缺席”家庭，媽媽主導着對孩子的教育，談話間她的聲音常常跳出來，“朱老師我來告訴你”，但朱冬梅察覺到，少年很想得到父親的諒解和肯定——他的身體更靠近媽媽，但聽爸爸説話時更仔細和緊張。

但爸爸表露的是失望、憤怒、否定和攻擊，個人事業上，他卓有成就，但在家裏，兒子卻不讓他滿意，出事之後，他更覺得兒子捅的簍子丟了他的臉。

朱冬梅給他們、尤其是父子創造了更多相處、溝通的機會，他們一起做飯、一起看電影，一起當交通志願者執勤。

少年告訴朱冬梅，他説自己發現爸爸有白頭髮，這讓他很驚訝。志願執勤結束後，爸爸也很激動，他發現“我從來不知道，我兒子其實蠻能幹的”，交警也給了兒子好評“很負責”。芥蒂和指責漸漸瓦解，爸爸甚至突然驕傲起來，覺得兒子和自己很像，只是哥們兒義氣用錯了地方。

原來，打架傷人事發之前，少年已經回了家，當時父母還沒有下班，他接到同學的電話，要和另一個學校的男生約着“為榮譽而戰”，起因是對方貶低他們的學校，少年就從家裏騎着電瓶車衝去了現場。

少年沒細想過打架可能造成多嚴重的傷害，當朱冬梅問他“為什麼跟着去、是否後悔”時，少年露出一臉為難的樣子，“是不是很難開口説後悔，因為你把他們當朋友？”聽到朱冬梅的提問，少年使勁點頭。

“青春期孩子有得到夥伴認可的內在需求，這對他們來説非常重要，有時即便他明明知道這是不可為的部分，也會去做。”朱冬梅理解其中潛在的偏差和風險，“這是他們走向成熟必然經過的一個部分，也是社會化的一部分。”

但友情不能模糊是非，打架鬥毆的違法行為需要糾偏。

在團體輔導中，朱冬梅引導他們反省，表達自己在事件前後的想法，她聽到少年説，“當時想着我們是朋友就一起去，現在看來是我害了你”，另外的少年會説“如果因為這件事情，我們以後不做朋友也可以”，還有“沒關係，我也知道你肯定不想要這樣的結果”，少年之間也達成了諒解。

“無論是否原諒，表達你的感受都很重要，不然這個心結就一直打在那裏了。”朱冬梅説，那樣會成為他們未來的隱患。

考察期結束後，確定了悔罪表現，取得被害者諒解之後，檢察院最終沒有起訴少年，這一案件也沒有列入他的檔案。後來，朱冬梅和這名少年的母親還保持着聯繫，“她會説我家的孩子真的長大了”。

朱冬梅在與少年的交流中，注重鼓勵和肯定

至於那位爸爸，朱冬梅也聽他感慨“我兒子不一樣了”，但爸爸不知道的是，他也不一樣了。

“他（爸爸）不會説我不太一樣，因為這相當於讓他承認自己之前做錯了，對於父親來説很難的。”朱冬梅説，但聽了孩子的想法、看到變化，爸爸也會迂迴地反思，“他會説我也有責任，我之前沒有好好交流過。”

3

一面鏡子

接觸越多家庭，朱冬梅越發現：孩子是父母的鏡子，父母是孩子的影子，大人怎樣生活，孩子就怎樣長大。

2021年的一天，在張家港市一社區工作室，家庭教育心理諮詢師朱冬梅見到了一對母女。

見面之前，朱冬梅以為要接待的是一個歇斯底里的媽媽、一個可憐的孩子，因為社區工作者告訴她，12歲的女孩身上有傷，疑似遭母親家暴。

但見面後，這個媽媽説女兒“裝可憐”，她當場掀起自己的衣服，露出身上的傷痕，它更青更紫，那是女兒打的。

接待室裏，母女倆坐在一起，不願正視對方，也不直接提及對方。

朱冬梅敏鋭地捕捉到：不像一般孩子習慣用“我媽媽”作為指代，女孩只稱自己的母親為“她”；媽媽也不喊女兒的名字，用“人家”指代自己的女兒，“人家現在大了不聽話了”。

朱冬梅很快發現，母女來自一個重組家庭。

父母離異、搬進新家、有了弟弟，女孩嗅到了危機，欺負小寶寶，闖着禍尋求關注，加上青春期叛逆的小性子發作，媽媽招架不住，一言不合就對孩子動手，而孩子就此反擊。

可經歷了離異、再婚、組建新家庭、為養育動氣的媽媽，心理也有傷，她告訴朱冬梅，她小時候也在父母那裏受過傷。

“在相互攻擊和傷害背後，她們都有沒被療愈的創傷。”朱冬梅説。

在問題家庭裏，因為父母的失職，孩子往往額外承擔了很多不幸。

在相互攻擊和傷害背後，她們都有沒被療愈的創傷

盛敏和朱冬梅幾次聯絡一對父母，想讓他們和女兒一起接受輔導——女孩不到14歲，捲入了性交易。在審查時，檢察官發現，女孩結交網友，凌晨離家跟人見面開房，於是發生了侵害。

女孩是這起案件的受害者，最需要撫慰，但她的父母離異，對她疏於管教和保護，檢察官想督促他們履行監護職責，卻遇到了困難。這對父母覺得他們是受害一方，他們又很忙，覺得沒有必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朱冬梅記得，女孩媽媽用各種藉口不配合不參加，“父母都不管、幾乎不養她”。他們和檢察官一起討論過，是不是剝奪她父母的監護權，但他們也有顧慮：“無論這份愛是多麼的廉價、甚至糟糕，但孩子依然是需要父母的。”朱冬梅説。

無奈之下，他們只能幫女孩找到一位臨時監護人，對女孩輔以心理疏導、社區慰問、經濟幫扶，“聽上去很瑣碎，但我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王琛在張家港市婦聯工作，協調着家庭教育方面的事務，她對《南風窗》總結了失職父母的普遍認識缺陷：“他們很多時候認為，教育是學校的事情，‘我很忙的，又不能天天看着他’，他不認為言傳身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家庭教育是一個系統，檢察官盛敏看重的是“雙向互動”：“如果只有一方有改變的意思，另一方沒有，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

朱冬梅也發現，有時家長前來諮詢，帶着具體的、單方面改變孩子的目標，最突出的是“家長想勸孩子回去上學”，他們希望快速見效，卻不得要領，和她捕捉到的問題根源有錯位，這些時候，“就很遺憾了”。

家長看不到，孩子不去上學只是問題的表徵，不是家庭真正的問題所在。他們也不理解，孩子也有自己的思維，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嘗試補救，只是孩子有時沒法判斷，“不上學”“瞎折騰”的做法是否能夠真正挽回，“他以為是補救，對他有利，但或許是糟糕的”。

“父母不願意面對，或許是還沒有痛到必須要改變的程度。因為對他們來説，這等於要他們擔起更多責任，付出很多努力。”朱冬梅感慨道，“所以，孩子是真的承擔了很多。”

這也正是“家庭教育”的意義所在。

“做父母要不要合格證、崗前培訓？”朱冬梅覺得這個問題：“太理想化了，可能就是要在試錯當中成長，要允許孩子試錯，也要允許父母試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