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覺得精神應該列入熵的計算_風聞

【本文來自《 格倫·哈伯德：我説資本主義是創造財富的引擎，幾個MBA學生當面反駁…》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 要素組
• 這個其實要看你如何看待精神，如何看待意識的機制，要看你是把它當成與物質相對的層面，還是看成一個生命演化出來的精妙反饋機制。

我是把它理解為後者，

在我的理解當中，意識就是生命結構這個開發系統，內部演化出來的一種對微小信號的反饋機制，反饋的方向在熵增和熵減兩個過程下震盪。

當熵減覆蓋熵增起到決定作用的時候，人類一切向善的狀態也就都包括在內了，反之反然。

所以在我的理解中，精神和物質不是不同的層面，它們都是物質層面的。

所以我認為精神熵的引入既有合理性，也有助於問題的解決。

一旦考慮精神熵的問題，至少大家立刻就聽明白所謂的低熵狀態到底是指什麼情況，對我所説的低熵和高熵就能做出很直觀的區別。

比如一個被限制活動的人肯定的不能算低熵狀態，需要限制大多數活動的狀態也肯定不能算低熵狀態。

但是這些只是客觀描述，不含價值判斷，

從熵治理的角度，任何高熵狀態都只是作為向相對低熵狀態演化的一個輸入值而已，它意味着在兩個狀態之間需要引入物質能量信息流的方向必須是熵減過程作為主導過程。

剩下的就是如何衡量的問題。

你提到量化的問題，

那麼你説的量化是怎樣的量化呢？

是像醫學檢測指標這樣的量化，還是像物理定律那樣建立公理公式的體系呢？

前者是一個反饋體系，輸入值經過系統運轉會有一個輸出值，輸出值又會變成輸入值，在不斷的迭代中，使得系統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

而後者是一個決定論的函數體系，給定輸入就可以確定輸出。

對於生命、文明這樣的複雜系統，人類的認知遠遠不夠充分，前者似乎更加適合。

個體和家庭層面的熵、社會層面的熵，組織層面的熵，國家層面的熵，都是可以衡量可以量化的，而且人類也一直在試圖衡量，

只不過過去這些量化做法是割裂的、孤立的看待不同層級，沒有一個完整的框架把它們統一起來，

個體的情況最好理解，生理檢測和心理檢測，背後對應的就是對個體熵狀態的粗略觀測，但是醫生只能解決個體層面的問題，不能解決社會關係層對個體產生各種影響，

家庭層面，離婚率、結婚率等等都是對社會視角下，家庭結構內部熵狀態的粗糙觀測，還有俗語貧賤夫妻百事哀也是一種經驗觀察，有了孩子的家庭可能相對更穩固等等也屬於經驗觀測的範疇，假如我們想進一步量化的話，是可以建立指標體系的。

企業組織的熵治理，基本上停留在會計層面，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分別對應於企業的外部和內部，而它們恰恰忽視了最重要的企業員工，因為人在企業組織中被當成人力資源在處置。這恰恰是企業組織層級被孤立出來處理的明證。它把人當成可隨意替代的工具資源，而沒有意識到問題從企業組織進入社會層面之後的情況，一樣涵蓋與整個社會當中。

社會層面，其實各地的治安情況數據、國家每年的維穩經費投入都意味着背後有着宏觀的觀測。GDP升降與就業率之間的大概關係，失業率與社會治安的關係等等，都是一種有意識但還沒有上升到自覺層面的觀測。

國家層面政經外交軍事，貿易往來，這些都可以是國際關係熵狀態的指標，只不過這裏面就更加粗糙了。

總而言之，量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這種量化並不是還原論物理下的量化，而是複雜系統下的量化，相對應的指標體系的建立，受限於人類知識的發展，但不妨礙，它從一個草創狀態不斷迭代進化。

以上這些都説明量化是可能的，我們需要的是修改這些量化中割裂的孤立的思維和方法，並將它們置於一個統一的邏輯框架中。

這是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

我不覺得精神應該列入熵的計算

其次，坐牢、結婚、生子、上班、出軌、生病，僅僅只是不同狀態，就像氣體、液體和固體，然後根據粘稠度啥的加個調整係數就行了，這個係數慢慢測。只要樣本足夠多，個別個例可忽略不計，只統計影響較大的幾個狀態就行，同時考慮焓變對社會的反作用，再判斷這些反應是不是可以自發反應，以確定是否加入此變量，就能宏觀意義上解決。而且，熵和焓概念不能混，比如你説的GDP，我覺得這是焓的範疇，可能還要引入新的概念，但精神應該從熵中剝離出去，可以認為是內能，而且他畢竟是個副產品。

但一切的一切，其實現階段意義都不大，我們的生產力還沒達到那個高度，或者，算力還沒達到要求，變量太多。生產力還是要匹配生產關係，這個可能是眼下更急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