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網織的網，破了_風聞

貴，不是知網唯一的“罪”

“天下苦知網久矣”，現在連中科院也用不起了。

近期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稱，從4月20日起停用CNKI數據庫，該通告表示：“2021年，中科院集團CNKI數據庫訂購總費用達到千萬級別，該數據庫高昂的訂購費用已成為中科院集團資源引進中的‘巨無霸’”。消息很快被媒體證實，被問及是否會恢復對知網的訪問時，受訪的負責人表示“至少今年沒有這個計劃”。

隨後知網方面也對此事進行了回應，稱將繼續提供正常服務，“直到2022年協議簽署並啓動服務”，言下之意即是否訂購仍有迴旋空間，具體價格和數據庫內容取決於今年的協議。

知網貴，早已是共識。據紅星新聞統計，目前至少有6所高校抱怨過知網價格高昂、漲價頻繁。但對於高校師生們來説，知網不但是學術評價體系的重要部分，還是論文查重的權威，有不滿也無可奈何。

就在中科院退訂風波剛剛平息時，知網的查重服務又被訴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日前已在杭州中院立案。

做着“取之高校，售於高校”兩頭買賣的知網，經過20多年積累，已經達成“高校市場佔有率100％”，收錄95％以上的正版中文學術資源，早在2017年其機構用户就超過了20萬家，論文全文下載量達到了一年20億次。除了“前博士後”翟天臨，沒人能在中文學術江湖裏繞開它的觸手。

當一家公司成為行業頭部，往往會構築自己的森嚴壁壘。但分享學術、獲取知識，本不該是件門檻如此高的事。

高校vs知網：無效的反抗

知網把學術論文做成了一門暴利生意。

知網母公司同方股份財報顯示，2021年上半年知網營收4.96億，毛利率為51.3％。據天眼查統計，從2005年至今，其毛利率從未低於50％，高點可達70％以上，而去年A股最賺錢的公司中國工商銀行，2021年一季度毛利率也只有46.2％。

始終能保持高利潤率的原因之一，是每年漲價，漲幅在10％上下，具體數額由各學校與知網談判，但校方通常不太有議價權，知網也不會給出明確的定價規則，理由只是“收納的文獻資源越來越多了，價格自然上浮”。

持續漲價是各大院校難以承受的心頭刺，也往往是誘發矛盾的導火索。2016年1月，武漢理工大學曾發佈公告稱“由於續訂價格漲價離譜，我校與中國知網公司的談判非常艱難”，並指出2010年到2016年知網價格總漲幅達132.86％，年均漲幅為18.98％。同年北京大學也因為同樣的理由發出過暫停續訂的公告。

不過這些抗議，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山東、雲南、湖北、安徽、河北等地多所高校都出現過停用知網又再次重啓的情況。比如武漢理工大學就在發出公告一個多月後恢復了對知網的訂購，安徽某高校圖書館負責人曾在採訪中説：“為了恢復知網，我們把學校其他小型數據庫砍掉了不少，才湊齊了購買知網的經費。”

“口氣越來越硬。”這是前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對知網的感受，他曾在北大抵制漲價時私下“請他們堅持”，還在2021年12月和廣東省幾十家高校圖書館一起和知網談判，當時知網的條件是漲12％，“一分錢都不降”，“大家説好歹降個0.1％，也不行。那麼多人也談不過，沒什麼辦法，大家都僵着。”

個人用户同樣無法承擔知網之“貴”，如果離開高校後仍想閲讀各類論文，就需要充值會員卡為每篇論文單獨付費，其中普通期刊、會議文章等按0.5元/頁計，碩博論文多年來的價格分別是15元/本和25元/本，迫於外界壓力，2021年12月降為了7.5元/本和9.5元/本。

去年7月，知網誕生了首篇被引量超過10000萬次的論文《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該文共7頁，目前下載量已達98055次，如按0.5元/頁的計費方式，僅此一篇就能產生超過34萬元的收入。

知網的底氣來自它所提供的各類文獻數據庫，其中《中國學術期刊數據庫》和《中國博碩士論文數據庫》較為常用，但為數據庫提供論文的作者們，幾乎得不到什麼報酬。

期刊文章的版權歸屬有比較複雜的歷史原因。雜誌的投稿聲明裏，通常會告訴作者一經採用雜誌社就擁有了文章的使用權和傳播權，但這種“稿約”其實是互聯網剛興起時，紙質作品的網絡傳播在法律不完善情況下的產物。嚴格意義上，“稿約”不針對任何特定的人，也不約束內容、期限、違約責任等，並不具備法律效力。2006年出台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也規定網絡轉載未經著作權人的許可就構成侵權。

但長期以來，“稿約”在社會層面默認成立，知網繞過作者和雜誌社簽訂授權協議的方式也延續至今。2006年左右，知網還增加了“獨家授權”模式，鞏固自身在論文資料庫領域的地位，那個時候如果是非獨家，學術期刊一年能收到的版權費大約3000-6000元，簽了獨家則是“五萬封頂”。

碩博論文的版權獲取與之類似，知網從高校處獲取論文版權。一本論文的扉頁都會有《學位論文版權使用授權書》，其中一條即“可以將本論文編入有關數據庫”。大部分碩、博學生不會在意版權讓渡，為了提交論文、畢業答辯，都默認簽訂。

知網有稿酬，只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計。按照掛在網站首頁的“學位論文領取稿酬通告”，從2008年開始執行的稿酬標準是博士學位論文可獲得面值400元的通用閲讀卡和100元現金，碩士論文是300元閲讀卡和60元現金。

曾有知網人士向《南方週末》透露：知網三分之二的收入來自數據庫，剩餘三分之一里很大一部分靠“查重費”。“查重”也是知網的重要業務支柱，影響着全國高校學生能否順利畢業。

在淘寶上，“知網查重”的費用是Paper、大雅等其他查重系統費用的10倍左右，查一篇論文的價格多為兩三百元。這些零散的查重服務是如何流到市場上的並無統一説法，一些淘寶賣家也不知道自己的“上線”是誰，只是遵循“一手交錢，一手拿報告”的經營法則。知網曾闢謠稱，系統只對機構開放，如高校、出版機構、科研機構等。查重系統和數據庫一樣，主要是機構用户在為知網買單。

困擾學生們的則是查重規則，高校間素有傳言説“13個字符相同即判定重複”，這並非知網公佈，但查重並不智能的爭議存在已久，諸如直接引語、著作原文等都會被判為重複，每年都有數百萬畢業生為了“降重”絞盡腦汁。

翟天臨事件後，各高校都不約而同地提高了對畢業論文的查重率要求，去年畢業季被戲稱為“天臨3年”，有網友分享稱為了降低重複率，把“科學家研究出新型結構”改成了“聰明人類研究出新型結構”，還有人稱把“處死所有小鼠”改成了“將20只小鼠就地正法”。

商業遊戲與權力崛起

知網誕生的本意，是讓學術知識的分享和查詢變得更加容易。“為世界學術信息傳播作出貢獻！”1996年的第1期《CAJ-CD導報》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盧嘉錫寫下了這番寄語。

CD光盤，是知網的前身。90年代， CD的出現為圖書館資料提供了新的存儲介質，創始人王明亮提出了《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簡稱CAJ-CD）項目的經營方案，該項目在1995年正式立項，1996年12月以電子書號的方式正式出版，據《CAJ-CD導報》記載，創刊時就已有1000多種學術期刊加入。

1998年世界銀行在《1998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了“國家知識基礎設施”（簡稱NKI）概念，王明亮提議建設“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即CNKI），這一計劃很快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肯定與重視，1999年CNKI工程被列入“火炬計劃”，科技部等五部委將其評為“國家重點新產品”。

CNKI工程的確代表着學術資源聚合與檢索的先進趨勢，有國家認可，再加上當時學術界對版權的認知不深，CNKI與各期刊的合作進展得十分順利。到1999年時，已經有3500種期刊被收錄進《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短短3年時間，CNKI已經奠定了自己獨一無二的地位。

同年CNKI開通“中國期刊網”，2002年上線《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按知網的宣傳資料描述，該數據庫的建立同樣離不開國家的支持與機構的協作。2003年“中國期刊網”改名為“中國知網”。

後來雖有一系列股權變動，知網的運營主體自始至終都是市場化的第三方企業，但與此同時，知網卻深度介入了國內學術期刊的評定。學術期刊的地位高低取決於“影響因子”，構成影響因子的核心指標是“被引率”。作為最大的學術資料庫，只有知網能提供完整的被引率、下載量等重要數據，它每年也會據此發佈《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供各期刊參考。

除了期刊，在高校工作的學者們所面臨的考核、評優等，同樣依託於論文的“影響因子”，而既有收錄、傳播作用，又能給論文影響力提供數據依據的，還是知網。儘管知網不直接參與學術評定，但任何學術評定也離不開它。

也就是説，當一個龐大如知網的資料系統形成後，它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再僅是學術傳播平台，而是會影響期刊、學者們的命運。在掌握最大傳播聲量的情況下，知網也同時擁有了一份無形的權力。

權威之下從來不乏挑戰者，近年比較知名的案例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退休教授趙德馨的訴訟。2013年，他發現自己主編的《中國經濟史辭典》在知網下載需要付費，自己十餘年來卻未收到任何使用費，另外100多篇論文也能在知網上查到，卻未經自己授權，年近九旬的趙德馨咽不下氣，決意要與知網對簿公堂。

從家屬區到圖書館20多分鐘的路程，老教授跑了30多趟，將百餘篇論文的原件找出來一一拍照取證。這些文章裏有20多篇涉及十幾位合著者，聯繫上後，在職的學者大多有所顧慮，擔心知網會不再收錄，擔心期刊迫於知網的壓力不再刊載他們的文章。甚至有一位副教授登門拜訪，來表達自己不願授權進行訴訟的無奈。

最後只有趙德馨的愛人，93歲的周秀鸞教授，和他的“大弟子”，73歲的蘇少之教授，和他一起起訴了知網，他們已經脱離了學術體系，才能沒有後顧之憂。直到2021年12月，此案二審結束，訴訟時長長達兩年半，三位老人被判勝訴，總計獲賠110餘萬元，但隨後知網下架了三人涉案的所有文章。

案件塵埃落定後知網官網刊出了道歉聲明，稱將“妥當處理趙德馨教授作品繼續在知網平台傳播的問題”，這是它成立20多年來的最大讓步。過去的侵權糾紛還包括2017年汪曾祺《受戒》訴訟、2008年78名碩博士聯名訴訟等，賠償金額不高，知網的態度都是息事寧人。

就在中科院宣佈暫停知網使用權時，趙德馨教授再次發聲：“再次上架的事從來沒跟我溝通過，這麼久了，也沒看到知網有什麼實質行動，我估計催他們也沒什麼用。”

“獲取知識不該遭遇障礙”

學術資源庫的“壟斷”與“反抗”，並不是中國特色。

全球最大的學術出版商愛思唯爾手握《細胞》《柳葉刀》等頂級期刊，每年發表25萬篇論文，這家公司從19世紀80年代起就在做學術出版生意，互聯網普及後也順理成章地打造了自己的學術資源庫，Science Direct每年下載量高達10億多篇，數量列所有資源庫第一，Scopus則涵蓋了由5000多家出版商出版發行的21000多種出版物。

愛思唯爾的LOGO是一位老人站在大樹邊摘取果實，老人象徵廣大學者，大樹象徵人類的已有知識，美好的寓意背後，在學術界“兩頭通吃”的商業模式卻正是由它開創的。

《衞報》將其模式特徵總結為“研究者供稿，卻要花錢看論文”、“科研經費沒有提高科研人員的收入，卻提高了出版商的利潤率”、“訂閲費用壓得預算喘不過氣，高校卻不敢不買”，並評價稱“縱觀人類歷史，都很難找到像學術出版一樣匪夷所思的行業”。

2019年時，美國加州大學宣佈全部10個分校中止與愛思唯爾的合作，該校整個系統每年發表約5萬篇論文，佔美國學者每年發表文章總量的約10％。一年後，麻省理工也中止了與愛思唯爾的合作。這種“集體抗議”在海外也時有發生，2016年德國一批高校、科研機構曾組成“DEAL”聯盟，共同宣佈不再與愛思唯爾續約。

衝突原因和國內高校抵制知網的原因相似：費用談不攏。2018年全年加州大學共付給愛思唯爾1100萬美元，這筆費用分為兩個部分，“訂閲費”即加州大學能在愛思唯爾的數據庫上看到文章；“處理費”則是指愛思唯爾為論文提供全網訪問平台的費用，相當於每家期刊要收的“版面費”。

加州大學的主張是隻交處理費，取消訂閲費，堅持“開放獲取”（OA）原則。在海外，OA是一種被倡導多年的學術出版模式，其要旨在於由作者承擔出版費用，文章對所有讀者免費。

2021年3月，愛思唯爾妥協了，與加州大學重新簽訂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開放獲取協議”，加州大學在其旗下2500多種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都會向讀者免費開放。事實上，2020年時加州大學已經與另一家權威出版集團《自然》達成了OA協議，在OA模式下，作為中介的出版商們就只靠作者們交的“版面費”來獲利，不再向機構用户和個人用户牟取暴利，也就在根源上杜絕了“看不起論文”的問題。當時加州大學的談判主席表示：“這些王牌期刊是OA最難攻克的難題，這是全世界在這方面邁出的第一步。”

《自然》其實是較早支持OA的期刊，早在2014年即宣佈旗下49種刊物可以免費閲讀，但當時還只是“偽開放”，付費用户在閲讀平台ReadCube上把文章分享出來，其他用户才能通過專屬鏈接瀏覽，不能複製或下載。2020年，《自然》進一步放開，和德國一家數字圖書館簽了完整的OA協議，不過OA文章的版面費高達11200美元（約合人民幣7.5萬）。2021年年底，自然發佈的OA文章突破100萬篇，佔全球OA文章的16％，是所有出版機構中最高的。

現階段，離全面普及OA模式顯然還有一定距離，除了部分機構在艱難推動，還有一些打算繞過現存體系的“盜火者”們。

社交網站Reddit的聯合創人亞倫·斯沃茨抗拒任何形式的互聯網私有化，提倡所有網絡信息都應該公平、開放，他在2008年就寫過一篇《開放獲取游擊隊宣言》，並在2011年入侵了麻省理工大學儲存學術期刊的在線系統JSTOR，被判35年監禁和100萬美元罰款。斯沃茨沒有服刑，而是在2013年選擇了自殺。

另一位黑客的命運截然不同，哈薩克斯坦黑客亞歷山德拉·埃爾巴克彥在2011年創立了盜版網站Sci-Hub：“我連買一篇論文的錢也沒有，我不得不另外想辦法讀到這些文章，最後我學會了自己動手。”

為此她和以愛思唯爾為首的巨頭們打了多年游擊戰，換域名、被起訴都是家常便飯。去年Sci-Hub迎來創立十週年，她表示自己的盜版數據庫裏已經有了8800萬篇免費論文。

2016年時，亞歷山德拉曾因為這項顛覆性的舉動被《自然》評為“年度十大科學人物”，同年《每日郵報在線》一篇文章引述她的話説，Sci-Hub最多的用户來自中國。

“知識的獲取不應遭遇任何障礙。”這是亞歷山德拉的理念，本該也是所有學術資源平台的理念。

文 | 廖藝舟

編輯 | 趙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