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興亡之道：不在國庫多少，唯在百姓苦樂_風聞

    歷史是前人的“百科全書”，是今人的最好營養劑。當今領袖2014年在德國訪問期間對科爾伯基金會發表演講，引用了18世紀德國啓蒙運動時期的文學大師來辛之言，“歷史不應該是記憶的負擔，而應該是理智的啓迪。”他再三叮囑，要學歷史，學好正史，從中汲取人生智慧和治國理政智慧。

    正史的核心要義之一便是告訴後人國家的興亡之道。中國人常説，“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從《史記》到《明史》，傳統的“二十四正史”教授了哪些國之興亡的道理呢？在下文，我將以時間為序，摘錄隻言片語，以窺正史大道之樸素精華。

（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記錄了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約公元前719—前645年）的一段話，他説：“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六親，是指父、母、兄、弟、妻、子；四維，是指禮、義、廉、恥。管仲認為，禮義廉恥四維是國家這座大廈的四根重要支柱，如果四維不張顯，國家就會滅亡。同時，他又認為，雖然四維很重要，但禮義廉恥的培養，卻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基礎，只有先保障老百姓倉廩充實，衣食充足，然後才能使他們知榮辱、懂禮儀。管仲把老百姓的基本物質需求作為進行道德教化的前提，這種思想是極其深刻的。

    管仲這個人雖然有很多小毛病，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卻從來不含糊。他一開始輔佐公子糾，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奪齊國的王位，管仲曾經用箭射傷過公子小白，後來，在這場爭奪戰中，公子糾被殺，公子小白繼承王位，公子小白就是齊桓公。管仲並沒有殉公子糾而死，而是轉投齊桓公門下。齊桓公不計前嫌，重用管仲為相，在管仲的幫助下，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戰國時期，大思想家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前289年）曾在管仲這一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制民之產”的主張。孟子建議統治者分給老百姓一定的土地，讓他們能夠對上足以贍養父母，對下足以蓄養妻子，年景好的時候能夠吃飽，年景不好的時候不至於餓死，只有這樣老百姓才能接受道德的教化，懂得禮義廉恥，統治者的統治也才能穩固。

    這句話還見於《史記·貨殖列傳》。從今天來看，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思想，雖然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境況產生了一定積極影響。管仲以此指導思想來輔佐齊桓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使我們充分認識到了注重滿足老百姓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地位。

（二）“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

    這是《漢書·賈誼傳》中引用的賈誼（公元前200年—前168年）對漢文帝説的一句話。賈誼就是那位寫下《過秦論》的西漢名士，他曾因受人陷害，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四年之後，漢文帝才再次想起他來，把他召回京城長安，委以重任，拜為太子梁懷王太傅。賈誼上任之初，就上書漢文帝表達自己對當時政事的看法，這道奏疏就是著名的《陳政事疏》。上面這句話便出自此《疏》。

    在此《疏》中，賈誼獨具慧眼地提出，表面上看來，當時似乎天下太平，百姓和樂，一派盛世景象，但實際上無形中卻藴藏着極大的不安定因素。賈誼使用了一個比喻來説明當時西漢統治者的境況，他們就像是在火堆上堆積柴草用來作為牀，雖然火暫時還沒有燒到上面，但總有一天火會燒起來。他進一步指出，不安定因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匈奴的崛起，正在威脅北部邊疆的安全；二是隨着各個諸侯王勢力越來越大，中央政府已經難以控制局面，若再不採取措施，等他們羽翼豐滿，必然會犯上作亂。而對這種危機四伏的狀況，賈誼建議漢文帝，首先，應該採取措施削弱各地諸侯王的勢力，把政權收歸中央，以絕後患。其次，實行禮法並制。

    賈誼認為：“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道德教化與法律制裁是統治者鞏固政權、穩定統治不可或缺的兩種重要手段，雖然禮與法在社會作用上有根本的不同，“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的社會功能是防患於未然，法的社會作用是懲治於已後，但這恰好一內一外、一前一後，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統治策略，禮離不開法，法離不開禮，只有禮法並治、刑德兼用，才是真正的治國之道。

    賈誼當時提出禮法並治的思想，雖然目的是維護西漢統治者的利益，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直到今天，它仍然對我們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起着一定的作用。

（三）“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

    《後漢書·傅燮傳》記載，東漢末年的忠臣傅燮勸進天子時説了這句話。據史載，公元184年，鉅鹿人張角以太平道為旗幟，叫響了“均貧富”的口號，發動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史稱黃巾起義。傅燮曾與皇甫嵩一起領兵討伐起義，起行之前，他上書天子説：“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

    傅燮認為，像張角那樣的農民起義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奸臣當道與像宦官那樣的近臣專權，若是上下同心，天子能夠做到親賢臣、遠小人，即使國家有暫時的困難，也會在萬眾一心下得以解決。但若是外臣拼死在外，內臣構讒在內，使有功不能賞，有失不能罰，那麼，誰還會為國家賣命呢？真到了那時候，國家就可以説是真的不可救藥、無力迴天了。

    縱觀中國幾千年，傅燮所言可謂是至理名言。歷史上，哪一個朝代的滅亡不是由內因導致的呢？

    傅燮之言主要從國家的角度來説的。這條格言也適合於個人。當人們遇到挫折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總喜歡憤世嫉俗，不是覺得社會對他不公平，就是覺得別人怎麼都那麼壞呢。然而，追根究底，根本原因還是在自己，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説的咎由自取的意思。所以，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年）主張“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更是提出了“反求諸己”的觀點。

    孟子説：“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意思是説，當我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不要怨天尤人，應該多從自身來尋找原因，只是憤世嫉俗是沒有用的，應該奮發圖強才對。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人世間許多難辦的事情就會迎刃而解。

（四）“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這是曹操的謀士何夔的話（《三國志·魏書十二·何夔傳》）。何夔自幼喪父，與母親和哥哥共同生活，以孝友見稱於當世。袁術曾經多次請他出來做官，但他覺得袁術這個人上不應天時，下不順民意，不成大器，一直沒有答應。以防何夔被別人所用，袁術強行把他留在自己身邊。東漢建安二年（197年），袁術與橋蕤一起攻打蘄陽，當時守蘄陽的是曹操，袁術讓何夔去勸降曹操，何夔不從，並逃到深山裏藏了起來。建安三年（198年），何夔終為曹操所用。

    當時有傳言，袁術的軍隊發生了叛亂，曹操問何夔這個傳言是否屬實。何夔説：“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袁術既不能順天，又不能取信於民，肯定不能得志於天下。古語云，失去道義的君主，連親戚也會背叛他，何況是他的手下呢？我認為，這些傳言肯定是真的。”曹操説：“我也認為這些傳言是真的，但理由與你不同，我的理由是像你這樣的人都不能為他所用，他能不亂嗎？”曹某人的嘴就是甜啊。

    何夔所説的“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與孟子曾説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異曲同工之妙，爭取天下須具備三個重要條件，即天時、地利與人和。何夔所言就涉及到了天時與人和這兩個最重要的方面。豈止是取天下，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任何事情，也須具備天時與人和。所謂順天時，也就是順應時勢，不要逆天而行；所謂人和，也就是取信於民。只有順天應人，才能心想事成。

（五）“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

    這是吳國大將陸遜勸説孫權的話（載於《三國志·吳書十三·陸遜傳》）。陸遜（183年—245年）是繼周瑜、呂蒙之後的吳國重臣，他曾在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設計取荊州、擒關羽，又曾在吳黃武元年（222年）火燒蜀軍四十餘營，打敗劉備，致使蜀軍自此一蹶不振。因他為吳國屢立大功，深為孫權所倚重，而他對孫權也是忠心耿耿，多次上書勸説孫權放棄不明智的決策。

    有一次，孫權想派兵攻取夷州與朱崖（大致是今天的琉球羣島和海南島），陸遜聽説此事，上書勸諫孫權應該“蓄力而後動”，他説：“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養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在陸遜看來，吳國當前的要務不是征伐夷州與朱崖，而是育養士民，發展農業，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孫權最終採納了他的建議，取消了攻打夷州與朱崖的念頭。

    三國時遼東地方割據軍閥公孫淵背離盟約，孫權又想派兵討伐，陸遜又上書勸諫，他説：“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陸遜以為，吳國目前有蜀與魏兩大強敵壓境，不應該意氣用事，貿然遠征，這不僅不會有什麼結果，還有可能陷吳國於險地，因此，他勸孫權若想圖謀天下，就必須忍讓，以免得不償失，將來悔恨莫及。

    我們常講，“小不忍則亂大謀”。做大事的人就應該學會忍讓，不要因小失大。想當年，韓信能忍胯下之辱，張良能橋下拾鞋，兩人在此後的有生之年都建立了不朽功業，這便是此言最好的註腳。

（六）“為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

    這是《宋書》史臣評價江夷等人的話。在前文，我們剛討論了“倉廩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話中把“倉廩實”與“衣食足”放在禮樂文明之前，認為百姓基本物質生活的滿足是施行禮樂教化的前提。然而，《宋書·江夷傳》卻提出了“食不如信”，前後會不會是自相矛盾了？

    其實，這兩句話沒有矛盾，僅僅是各自討論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倉廩實，衣食足”是從百姓方面講的，而“為國之道，食不如信”則是從統治者的角度講的。從百姓的角度講，當然首先是吃飽穿暖；而從統治者角度講，則首要問題是取信於民，其中，讓百姓吃飽穿暖也是取信於民的一種方式。

    古今中外，對於治理國家來説，取信於民是最重要的，若不能取信於民，即使統治者能讓百姓衣食充足，也不能絕對保證政權安穩。

    正是從這層意義考慮，儒家非常重視信，孔子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在《論語·顏淵》中，孔子的學生子貢與孔子有一段對話，可以充分説明“信”為什麼在治理國家中如此重要。子貢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孔子説：“使老百姓有充足的食物，使國家有充足的軍隊，取信於民，做到這三個方面就可以了。”子貢又問：“假若非要去掉一個的話，那應該先去掉哪一個呢？”孔子説：“那就先去掉軍隊吧。”子貢又問：“要是不得已，剩下的兩個也不能同時做到，哪一個應該放在前面呢？”孔子説：“那就去掉糧食吧，自古以來人都會死去，但如果不能取信於民，國家是立不住的。”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正是“為國之道，食不如信”的背書。

    關於後半句的“立人之道，先質後文”，講的是做人的道理，“質”指的是人內在的道德修養，“文”指的是人外表的修飾，孔子曾説：“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在孔子看來，一個真正道德高尚的君子，應該是文質彬彬的，也就是説，應該是既有道德修養，又有外在文采，若質勝過文，人就會有點粗野；若文勝過質，人就會虛華不實，所以最好兩者兼備。如果兩者不能兼備，那麼要以質為主。

（七）“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

    貞觀十一年（637年），監察御史馬周向唐太宗上書，先是説：“貞觀初年，陛下率天下人崇尚節儉，那時候一匹絹才換一斗米，天下順從。老百姓深知陛下愛憐他們，所以人人自安，毫無怨言。但近幾年來，連年豐收，一匹絹可以換十多石糧食，老百姓都認為陛下不再愛憐他們，深有怨言。”接着，馬周説了這句千古名言“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這件事記載於《舊唐書·馬周傳》。

    史載，馬周當時列舉歷史上的許多例子，來説明“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的道理。他説，“隋朝時在洛口倉儲存的糧食，後來被李密得到；在東都所積蓄的布帛，後來被王世充佔有；而在西京的府庫，被唐朝建國者所用，到現在還沒有用完。”眾所周知，隋朝的積蓄不能説不多，但仍然滅亡了，這充分説明國家興亡，並不在於國家財富積累的多少；反之，若國家積累財富越多，遇到動亂年代，反而會被反叛者所利用，反受其害。國家興亡的關鍵在於老百姓的苦樂，也就是民心，若讓百姓怨恨之心積累過多，既不利於國家的安定，又有損於國家的興盛。

    深明大義的馬周勸諫唐太宗要關心百姓疾苦，以百姓的苦樂為苦樂，這正是他深受聖明君主器重的原因，也與他的寒苦出身和為人有關。馬周幼喪父母，家貧好學，精通詩傳，但由於落拓而不被州里所重。唐高祖武德年間（618—625年），馬周任博州助教，每天只知飲酒作樂，不管講授之事，因此受到刺史達奚恕的責備，一氣之下，馬周拂袖而去。其後，他遊歷於曹州與卞州之間，又受到浚儀縣令崔賢的羞辱，感嘆之下西遊長安。到了長安之後，馬周暫時寄居在中郎將常何家中。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讓羣臣上書各言為政得失，常何因是武官，不懂經學，馬周便替常何陳述二十餘事，奏與唐太宗。唐太宗一見，非常高興，就問常何，常何這才説出真相，於是，唐太宗便召見馬周。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讓馬周擔任監察御史。

（八）“物不極則不反，惡不極則不亡”

    這是《舊五代史·唐書·莊宗紀一》所載的後唐莊宗李存勖的一句話。李存勖為晉王李克用的長子，李克用是沙陀部酋長李國昌的兒子，李國昌原名朱邪赤心，李家父子多次幫助李唐王朝鎮壓暴亂（最大規模一次是黃巢起義），後被賜姓李。唐朝末年，李克用曾與朱温爭奪地盤與權力，朱温獲勝，奪取了李唐天下。李克用為此耿耿於懷，李存勖卻勸其父説：“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系神道。家世三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反，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祗。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為沮喪！”

    李存勖清楚地看到，政權的興衰更替是永恆不變的規律，他們李家三代盡忠於唐王朝，為了力挽狂瀾，已經盡心盡力，無愧於天地良心，唐王朝不可救，這都是天命所致。而朱温氣數也將盡了，只要他們韜光隱晦，養精蓄鋭，等待朱温的衰敗就行了，沒有必要憂慮擔心。

    果然，李克用死後，李存勖不斷加強軍事力量，並南下打敗了朱温建立的後梁，於魏州（河北大名西）稱帝，建國號唐，史稱後唐，李存勖就是後唐莊宗。滅梁以後，後唐定都洛陽。

    這裏李存勖勸説李克用，運用了一個物極必反的道理，這是很富有哲理性的。在《老子》第三十六章中，老子説：“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意思是説，要想使一個東西合起來，就應該先張開它；要想使一個事物衰落，就必須先使它強盛，物極必反，當它強盛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會衰落；要想廢除某種東西，就必須先使它興亡；要想奪取某種東西，必須先給與它某種東西。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迫使地方走向極端，達到頂峯的狀態，然後運用物極必反的道理，讓它自然衰落，然後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無為而得天下。

    歷史留下的教訓常常是“可笑”的。李存勖懂得以正理勸説其父，卻不懂得持身恆久的道理。李存勖建政後，終日與戲子、宦官為伍，荒廢朝政，叛亂四起而不得善終。真可謂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九）“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

    這是一句常常被人提起又常常很快被遺忘的話，語出《金史·世宗本紀上》，是金世宗完顏雍的肺腑之言。

    據史載，在金世宗執政的大定十一年（1171年），尚書省上奏金世宗，説汾陽軍節度副使牛信昌趁過生日之際，大肆收取屬下的饋贈，按照大金國的法律，應該罷免他的官職，但是金世宗卻説：“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金世宗沒有聽取尚書省的奏請，隨後説的話卻振聾發聵。他認為，上樑不正下樑歪，尚書省和樞密院的官員在過生日的時候，也是大肆收取饋贈而不治罪，現在一個小官有這種行為就要罷免他，這未免太不公平，若要言是法紀，就應該從朝廷上層開始。

    金世宗確實可稱得上是一位較為賢明的君主。史載，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年），金熙宗被完顏阿骨打的孫子完顏亮殺死，完顏亮稱帝，史稱海陵王。海陵王執政後，政事昏亂，窮兵黷武，引起各地不滿。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大局攻宋，女真部猛安（軍政長官職）完顏福壽臨陣叛亂，逃回遼陽，擁立完顏雍即位。自從完顏阿骨打以來，金國先後展開了與遼、北宋、南宋的戰爭，致使百姓深受戰爭之苦，尤其是海陵王執政時，賦役繁重，盜賊盈野，兵甲並起，國家混亂，產生了“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復之愛”的慘狀。金世宗即位後，“崇孝悌，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孳孳為治，夜以繼日”。在大定年間（1161—1189年），金國上下和安，百姓安居樂業，呈現出一派繁榮昌盛的局面，金世宗也因此史稱“小堯舜”。

    再用孔子的一句來註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統治者推行任何的法令，都應該自下而上，重在以身作則，否則就不可能成功！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舊唐書·魏徵傳》）歷史的智慧之海浩瀚無邊，無法窮盡，銘記隻言片語足以警示未來。

    最後，我友邦以德國前總理勃蘭特的一句話結束此文，“誰忘記歷史，誰就會在靈魂上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