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是個青銅，實際是個王者，太監弄權的背後，並不是明孝宗昏庸_風聞

明孝宗

一般印象中，明代諸帝中只有明孝宗是明代中後期的明君，是明宣宗死後唯一的明主，孝宗朝政治的特色就是君臣共治、皇帝垂拱。明孝宗給人一種軟弱君主、被限制君權、被文臣能氣吐血卻不敢強硬的感覺。但能當上皇帝的人並非都是傻白甜，孝宗和文臣集團爭權的關鍵一招就是孝宗放任李廣弄權。李廣弄權一般被認為是孝宗賢明政治的污點，但這並非是孝宗昏庸，而是孝宗有意為之。

一、憲宗的遺產

孝宗弘治帝於1478年登基，他登基之初面對的情況是憲宗朝宦官弄權的積弊。憲宗崇信太監，太監汪直一人之下，屢屢率軍北伐，一度又總領京師十二團營，類似北京軍區總司令。雖然汪直在1483年就被文官集團踢出政局，但憲宗對太監的信任仍沒有改變，大太監梁芳依舊縱橫朝野。應該説憲宗朝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宦官主導，文臣處於從屬地位。

憲宗

孝宗早年喪母，是在太監保護下得以活命並登上太子之位的，這就註定了孝宗對太監的信任和親近。可孝宗在當太子期間，不參與政務，只是和文臣讀書，這又養成了孝宗愛讀書、信文臣、尊儒學的風氣。而憲宗時期，憲宗愛煉丹、愛求仙、愛方士，宮廷上下多齋醮等迷信活動，這又讓孝宗染上了佛老思想。這三種思想伴隨着孝宗朝政治始終。

文臣集團見到孝宗登基時，萬象更新，尤其是因為文臣集團和孝宗的親近關係，這就給了文臣集團以幻想，認為孝宗可以是儒家經典中那種勤勞社稷、遠離奸佞、賢明通達、廣開言路的君主，至少他也該是遠離宦官，親近文臣的明君。所以孝宗登基之始，就面臨着文官集團的洶洶壓力。

明代大臣

二、孝宗由聖明到怠政

1478年憲宗一死，文臣集團馬上對宦官進行反擊，御史姜洪在弘治帝登基的當月就上書要求“禁近習”（禁止宦官參政），打響了文臣進攻宦官的第一槍。對此奏章，孝宗拒絕批准，從這就可以看出孝宗從內心深處對宦官集團還是抱有親近和信任的。但孝宗還是將憲宗時在宮內為非作歹的幾名佞信，比如太監梁芳、妖道李孜省、外戚萬喜等人及其黨羽千餘人“謫戍有差”，同時將外朝首輔萬安（他和宮中勢力極度親近）罷免，增補東宮舊臣徐溥等人入內閣，六部堂官也進行了人事更迭，淘汰了老弱和無能，增補了能臣和清流。朝鮮朝貢使目睹了這一更迭，所以《李朝實錄》評價“明天子在上而勤於政治”，“以先朝老宦皆移置於先皇陵側。朝廷庶務皆委於賢士大夫”，大讚皇帝“聖明”。

明孝宗

可沒過多久孝宗態度就變了。如前所述，孝宗自幼深受佛道等求仙、煉丹思想影響，加上孝宗太孝順，“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在兩宮太后耳提面命之下，孝宗很快也沉溺煉丹、方術之中。《明實錄》中説，弘治二年（1489年），孝宗已經怠政，堵塞言路；弘治三年（1490），午朝停止。朝鮮朝貢使在弘治五年（1492年）時來朝，見到“皇帝不豫……今紀綱不嚴，雨暘不若，年穀不登，民甚困窮。曏者朝會，朝臣各以位次序立，莫敢私語，今則或聚立私語。以此知紀綱不嚴也”。所謂“皇帝不豫”，就是皇帝不健康、不舒服。什麼原因呢？聯繫後面説的“（皇帝）天顏殊瘦，非有疾也”，所以很可能是吃丹藥吃的。由此可以把弘治二年到弘治三年這段時間視為弘治怠政之始。聯繫《明史》説弘治八年（1495年）皇帝“視朝漸晏”，熱衷齋醮，亦可側證孝宗已經完全沉溺於方術。

明孝宗

三、怠政如何維持皇權

皇權是一個帝王絲毫不敢放棄的權力，即便這個皇帝再賢明、再無慾無求；而制衡則是維持皇權的絕佳手段。但在皇帝怠政之下，決策多出於內閣，而內閣輔臣多為孝宗東宮時期的老師，所以皇帝受制於內閣，皇帝的主張受到內閣限制，這又反過來加劇了孝宗怠政。

其實孝宗怠政也可以理解，畢竟吃丹藥把身體吃壞了，精力不濟，無法主政，所以只能把有限的精力繼續拿去求仙煉丹，但又不能放棄皇權。在這種情況下，太監政治又被拿到了前台。歷來都認為孝宗賢明，孝宗朝是明代太監政治的低谷，但事實並非如此。李廣就是孝宗在求仙之餘，控制文官、鞏固皇權的手段。

明代太監

內官監太監李廣“以丹術符水見寵任”，就是説他以皇帝道友的身份得到皇帝信任後崛起，他憑藉和皇帝親近的機會，獲得政治發言權。李廣鞏固權勢的方法如同憲宗朝的宦官，以傳奉官為方法，“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所謂傳奉官，就是以太監傳旨任命，不需要吏部、內閣審議，直接當官的選官程序，皇帝看重誰誰就當官，但皇帝瞭解的人不多，所以大多由親信太監推薦。李廣有推薦傳奉官的資格，外朝部分人士瞬間開始攀附李廣，“駙馬貴戚事之如父，總兵鎮守呼之為公”，李廣的閹黨終於形成，閹黨和內閣、清流開始分庭抗禮。

而在內宮，雖然李廣只是內官監太監，但其權勢壓過司禮監，表現就是本該是司禮監下屬的東廠，其廠督竟然由李廣來決定，“掌東廠者皆（李廣的）私人”。這可以看作孝宗分割司禮監權力的一種表現。

如此，從孝宗放縱李廣弄權於內外朝來看，並非孝宗昏庸，而是孝宗面對日漸勢大的文官集團而收權的一種措施。

明代太監

四、被認可的宦官政治

《明史》中對孝宗朝政治有大肆讚美之語，其中一個論點就是“是時，中官多守法”，然後據此推斷孝宗朝宦官實際被壓制，是明代宦官政治的低潮。在《明史·宦官傳》中列舉了弘治朝諸多地方鎮守太監，説他們在地方“皆廉潔愛民”，甚至朝廷六部都説應該給這些鎮守太監“賜敕旌勵”。這一方面證明，孝宗在挑選握有實權的鎮守宦官時比較慎重，選取的都是素質高、能力高、比較清明的太監，把他們下放到地方，至少他們不敢欺上瞞下，不會出現魚肉鄉里、擠壓科舉行政官員權力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如同《明史》所説的“中官多守法”，並不是説在弘治朝宦官處於被壓制的狀態，相反，諸多地方鎮守太監能留名青史恰恰説明，在孝宗朝的政治結構中，科舉官僚認可了宦官政治的繼續存在。

明代太監

文史君説

其實在傳統作者，如《明史》作者的觀念中，宦官的善惡已經同宦官是否干政、弄權畫上了等號。如果宦官中“忠清守法”之人佔多，那麼他們就會斷定這個時期“宦權低落”。比如孝宗時期明明有李廣弄權，但朝臣依舊認為此時宦權低落。而如果宦官集團中幹壞事的佔多數，尤其是太監頭目們結黨營私、弄權舞弊，那麼他們就會認為此時“宦權高漲”。這就是“宦官善惡論”。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傳統作者筆下，會出現孝宗朝政治清明、君臣共治、宦權不興的美好幻想。宦官是明代皇權政治的支柱之一，不可能被拋棄，孝宗朝根本不存在宦官被冷藏、被放棄、被壓制的情況。當宦官被拋棄的時候，只能是明朝已經或即將滅亡之時。

參考文獻

《明孝宗實錄》，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

孟森：《明史講義》，中華書局2009年。

郭厚安：《弘治皇帝大傳》，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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