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不是法庭，誰來保護被網暴的醫生？_風聞

文 | 劉夏

沉默的愛爾眼科和王勇醫生説話了。

在中國互聯網輿論場上，有關所謂的“抗疫英雄”艾芬和上市公司愛爾眼科（300015.SZ）的糾紛一直沒有消停過——據説已經有500多天了。

這其中，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就像是祥林嫂附身，工作之餘在微博上，又是直播又是徵集“受害者”，像一個鬥士，一副誓要把對方“搞倒”的陣勢。

而作為上市公司的愛爾眼科，卻很少回應。近日，給艾芬做手術的武漢愛爾眼科醫院副院長王勇醫生，透露其已不堪被“網暴”，要起訴艾芬，而愛爾眼科隨後發聲明，支持醫生依法維權。

在中國人的俗語中，除了“店大欺客”之外，還有一句話是“客大欺店”。

在艾芬和愛爾眼科的這場糾紛中，我們看到的是後者——堂堂中國第一眼科上市公司，市值常年在2000億以上的知名企業，卻被一個患者一次次逼到了牆角。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艾芬能連續500多天“盯”着愛爾眼科不放？連孟晚舟都能通過司法途徑回到中國，艾芬和愛爾眼科的糾紛到底是有多複雜，500多天了，還沒有走法律途徑去結束“鬧劇”？究竟是什麼情況，連國家、省、市以及多家國內知名公立醫院的聯合調查組，都沒法讓同為醫療人的艾芬信服呢？

不可否認，網友都喜歡看唐吉坷德挑戰巨型風車的大戲——在作為個人的患者和作為組織的大型企業之間，人們天然地會去同情個人。

但，500多天了，我們是時候迴歸常識去看待這些問題了。

500多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綜合艾芬在網上的自述和愛爾眼科的聲明，坦白來説，這並不是一件有多麼複雜的糾紛。

在2020年5月時，艾芬通過熟人介紹前去武漢愛爾眼科醫院，進行了人工晶體植入手術治療白內障。而在術後五個月後，艾芬出現了視網膜脱落的症狀。

艾芬認為，愛爾眼科醫院手術不規範，存在過度治療，最終導致其視網膜脱落，同時懷疑愛爾眼科為其提供的病歷資料存在修改的嫌疑。

而愛爾眼科針對此事進行內部調查後發展，手術治療過程是符合規範的，“患者（艾芬）右眼視網膜脱落，與本次白內障手術無直接關聯”，同時列出了艾芬的眼部照片，稱“右眼角膜疤痕具有特徵性”，意指不存在“調換照片”一説。事實上，這一結論也得到了官方專家聯合調查組的認可。

艾芬的主治醫生王勇在自述文章裏稱，艾芬的視網膜脱落是在手術5個月後出現，與手術沒有直接關聯，而且所有病歷資料均真實，且可接受司法鑑定。

不過，在愛爾眼科公佈的自查報告裏，也承認“武漢愛爾眼科醫院在此事件上存在醫療管理規範執行不到位、責任心不強的問題。”

2021年2月，艾芬在微博上發文稱，自己已經向武漢市衞健委醫證醫管部門，遞交了“實名舉報湖北愛爾眼科總院醫療行為違法違規問題”的舉報信。

隨後，國家、省、市、區各級主管部門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專家組成員來自北京協和醫院、北京同仁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眼科醫院等各級權威機構。

但艾芬拒絕簽收政府信訪部門對其有關訴求的答覆，至今仍不接受協商調解，不做醫療鑑定，不走法律程序。

在政府和主管部門的調解未果後，艾芬的“主陣地”挪到了微博。

她在網上通過直播及發文，徵集有關愛爾眼科的“負面”消息，並且稱醫院方面對她進行了“活體摘除”，聲稱要揭露（愛爾眼科）這個集團這種牟利方式的罪惡。

另一方愛爾眼科公司則表示，在過去一年多時間裏，公司嘗試了各種方式與艾芬進行溝通。包括今年二月和三月還多次見面，但都沒有結果。

“我的訴求不光是賠我該賠的錢，我也希望他們受到該受的懲罰”。艾芬在接受一家媒體採訪時，這樣表示。

為什麼500多天都不走法律程序？

微博賬號“急診向日葵艾芬”目前粉絲209萬，是艾芬和愛爾眼科“叫板”的主要陣地。

在這500多天裏，艾芬幾乎只發和愛爾眼科相關的“負面”信息，並在網上號召網友們一起“揭發”愛爾眼科的“不良現象”。

原本只是一起普通的醫療糾紛事件，卻走向了似乎看不到盡頭的“網絡幹仗”——由於有所謂武漢“抗疫醫生”光環的加持，艾芬的209萬粉絲，很多都願意相信這位“大V”，以至於，當網上有不同的聲音出現時，都會被網友“羣起而攻之”。

北京同仁醫院眼科專家趙陽主任，從專業醫療診斷角度，在網上寫了篇評論，並認為艾醫生拒絕與醫院溝通，也並沒有申請醫療事故鑑定或者提出法律訴訟，而是選擇在個人微博上直接“審判”：愛爾眼科是為了賺錢，不必要地摘除了自己原本幾近正常的晶體，“竊以為，這個方式不可取。”

隨後趙陽在網上沒有來由地被網友攻擊，並被謾罵“這廝人品太差”。

現在在這起醫療糾紛中，我們看到的場景是：

一個三甲醫院的科室主任醫生，一個有着百萬粉絲的大V醫生，一個有着所謂“抗疫英雄”光環的醫生，在自己成為患者並和其他醫療機構出現醫療糾紛時，在網上竭力收集對方的所有負面信息，然後將這些信息在網上鋪天蓋地地傳播，無休止的在網上攻擊對方，並發動粉絲謾罵一切質疑的聲音。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已經不是站在解決問題的立場上了。

從常識出發，就像趙陽主任説的那樣，作為受害方，既然這麼想“處理”當事醫院，艾芬又為什麼不去做醫療事故鑑定，或者直接走法律程序，提出賠償訴訟？

艾芬給出的解釋是，“我要儘量收集更多的證據”。

也就是説，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裏，艾芬花了大把的時間去“幫助”別的患者維權，同時還組織各種直播，而自己卻還沒有收集迫在眉睫的“維權”證據——大家都知道，事件發生後時間越早，證據越容易收集。

而作為當事另一方，愛爾眼科聲稱願意提供相關病歷資料，並願意請艾芬找“全球任何一家有資質的第三方機構作鑑定”，相關費用由愛爾眼科來承擔。

顯然，艾芬還並不願意這麼早，把這起糾紛引向正常的合法解決途徑。

網絡不是法庭

艾芬的“快意網絡”，某種程度上來説，沒有贏家，特別是在網上引發的“網暴”，給很多人帶去不必要的傷害。

4月26日，當時給艾芬做手術的王勇醫生，在朋友圈髮長文稱，“遭受了500多天的網絡暴力，我決定站出來依法起訴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依法維護自身權利，捍衞醫生尊嚴。”

在長文中，這位艾芬的同行表示，艾芬在沒有任何鑑定認定他有問題的情況下，在網絡平台多次污衊他是“詐騙犯”並“活摘器官”。

“如果醫療鑑定認定我有責任，無論多少責任，我都將依法擔責、毫無怨言。如果醫療鑑定認定我的診療過程沒有實質性技術問題，認定我的病歷沒有造假，照片沒有p圖，那麼就請艾芬向我道歉，向與這起醫療糾紛毫無關聯卻被她網暴污衊的受害者道歉，向廣大被輿論矇騙的社會公眾道歉。”

愛爾眼科第二天也發文認為，艾芬漫長的“輿論戰”已經越界，通過自媒體對多名就職於愛爾眼科集團的醫生、以及多名與其醫療糾紛毫無關聯的工作人員、社會人士，引導流量發動造謠誹謗、栽贓構陷、侵犯隱私等事實性網絡暴力，更有甚者對有關人員的私生活進行污衊，對他們正常的工作、家庭生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影響。

事實上，在如今的網絡環境中，網暴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醫患關係作為備受關注的話題，時常成為網絡輿論討論的熱點。從網絡輿論內容看，網絡輿論具有複雜性、衝突性和難控性。很多不利於醫患關係的因素會導致假新聞、誤導輿論走向，歪曲誇大社會問題、壟斷網絡話語權。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教授提出過有限理性理論。他認為，人並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人並沒有分析、收集決策情況所需的所有信息的能力，是能力有限、理性有限的。

基於有限理性理論，醫患衝突網絡輿論的參與者無法收集全面的信息，也沒有能力對信息進行徹底的分析。

在網絡輿論中呈現的關於醫患衝突事件的信息，往往是帶有輿論主體的情緒、價值觀、利益傾向性的。

如果這種傾向是利於患者的，則更容易激起患者羣體的認同，造成網絡話語權壟斷與失衡。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會掩蓋事實真相，加劇醫患關係的惡化。

“表面上，這些輿論主體站在傳統思維中的弱勢羣體患者這一方，為他們發聲，實際上卻是為追求輿論關注，獲取經濟利益。”一篇刊於《新聞傳播》上的理論文章，一針見血指出了目前國內醫患衝突網絡輿論中的一些真實意圖。

網絡不是法庭，一些大V利用自身在網絡上的影響力，對一些事情進行“定性”甚至“定罪”，引發網暴事件，也干擾了正常的網絡秩序。

主管部門也意識到這些問題。為有效防範和解決網絡暴力問題，最近中央網信辦就加強網絡暴力治理進行專門部署。

這次專門行動，要求加大對違法違規賬號處置處罰力度，針對首發、多發、煽動和跟風發布等不同情形，分類處置網絡暴力相關賬號，會同有關部門依法追究相關人員法律責任。

同時，也要強化警示曝光和正向引導，及時公佈典型案例處置情況，推動權威機構和專業人士友善評論、理性發聲。

我們也希望網絡上能少一些“網暴”，還一個清朗網絡，也希望艾芬和愛爾眼科的糾紛，能在法律的框架下，通過合法途徑解決，避免再次引發次生傷害，構建一個正常和諧的醫患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