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防疫感悟：小政府的難為與可為_風聞

舒時 | 文

隨着香港疫情逐步受控，最近，朋友圈裏，不少自媒體開始轉發香港抗疫成功的分析，裏面不乏對港式抗疫裏的動態清零、全員核酸等措施的評論。而且，某日筆者很詫異地看到，香港的抗疫成果被內地官媒也點讚了。

這可真是過去多年未見的稀罕事。

近幾年來，在內地媒體裏的香港，更多的是一個愛鬧、不爭氣而且扶不起來的沒落城市形象。即便在抗疫期間，港府也多次被海內外媒體批評。

就在3月29日，香港《信報》還評論説，面對疫情，西方是躺平，中國內地是站立，香港則是仰卧起坐——指港府對於全民檢測態度左右搖擺。一方面，它想效法內地落實動態清零，另一方面，卻不斷推遲全民檢測直至最後乾脆宣佈“暫緩”。

現在，香港居然被官媒公開點贊，這給內地讀者的感觀頗有了一點點後進“模範生”的模樣。有不少內地朋友開始來詢問，你們的生活是不是恢復正常了，還有人在微信朋友圈稱讚港府做得好。

港府採取了什麼措施？

對於港府形象的“逆轉”，我覺得不應該歸為誰或是某個機構的功勞，唯一值得感謝的是“一國兩制”，賦予香港靈活變通的機會。

在今年第五波疫情暴發初期，港府一開始給人感覺總是“慢半拍”，各種“落後捱打”的局面。例如今年春節以來，由國泰機師羣體違反隔離政策開始，先後引暴了“望月樓組羣”“維園廣場跳舞組羣”“陸田園餐廳組羣”及“洪為民生日派對事件”；最終，在香港海景絲麗酒店發生內部交叉感染而形成的“檢疫酒店組羣”導致第五波疫情全面大暴發。

在上述事件中，港府在面臨全港強檢、社區封閉及社交限制等措施方面，一再釋放自我矛盾的政策信號。

到了3月中，在疫情出現迅速擴散之際，特首林鄭月娥敢於頂住各方壓力，在確診病例仍然看不到峯值的時候，轉變思路，不再盲目追求密集的強制核酸檢測，並鼓勵輕症或無症狀者自我隔離、在家等待自我康復，而不是直衝醫院急診室，從而有機會將有限的醫療資源用於重症患者。

同時，港府一反過往的“懶政”形象，採取積極主動措施，上門為第五波疫情的“重災區”養老院接種疫苗，並及時進口帕克斯洛維德（Paxlovid）和莫納皮拉韋（Molnupiravir）兩款新冠口服抗病毒藥物，向公立醫院和普通私家診所免費提供。

港府特別強調兩點：

一是配藥快。私家診所在工作日的當天下午4點前提出的藥物需求，將在第2個工作日內得到處理；

二是免費。港府要求私家診所不可就新冠口服藥物向病人收取任何費用，即這些藥服的費用全部由港府買單。

上述政策有助於大大緩解公立醫院的壓力，而且居家隔離也彌補了港府方艙醫院牀位數量不足的問題。

作為一直處於香港疫區的小市民，我個人比較直觀的感受是：進入4月以來，香港形勢的確在好轉。街上的車流和人流明顯增加了，菜市場的蔬菜價格基本恢復原價了。小區附近的救護車出現頻率也大大降低了——3月最嚴重的時期，幾乎每天都能見到三至五輛救護車（或是消防車）停靠在附近的某個屋苑旁邊等待接人；但是近一週，已經好幾天沒有見到這些車輛。

4月15日是尤其值得紀念的一天，當天新增案例降至千以下。這意味着特首林鄭月娥從當天起，不需要每天出來向記者彙報疫情數字，並直面記者各種無情刁鑽的追問了。

隨着疫情明顯受控，港府也遵循之前的計劃，於4月21日有限度放開社交限制令，並開放學校面授課及部分公共場所。

慶幸的是，迄今為止，這種開放還沒有帶來新增病例的增長——4月21日新增病例628宗，隨後兩天分別是574宗和523宗。到4月24日，新增案例已降至429宗。也就是説，放寬社交禁令並沒有令疫情進一步惡化。

從港府披露的數據來看，有299間學校已經恢復面授課堂，其中累計有12間學校呈報曾出現陽性個案，佔復課學校的4%，涉及8名學生和7名老師。因為大部分個案都不是在學校感染，因此沒有引發學校案例暴增的擔憂。

簡單來説，香港奧密克戎的高峯時段已經過去。

政府難免犯錯 貴在及時糾錯變通

今天，當不少人説需要為“香港”點贊時，我覺得有些困惑。香港只是個城市，如果真要點贊真要感謝，應該是具體的人或機構。

香港疫情的緩解，毫無疑問應該感謝內地方方面面對香港的照顧和無私援助。作為港漂，如果真要給“香港”點贊，我可能更願意給那些來援助香港的內地醫護點贊，給那些送貨的兩地物流人員和司機點贊。當然，還要給香港本地的醫護人員點贊，給香港社區的義工點贊，也給我家裏願意放棄休假期而不出門聚會的菲傭工人姐姐點贊……而不是首選給港府點贊。

對於港府，香港坊間的評價實際上迄今為止仍然是譭譽參半。

“毀”的是痛惜港府在疫情發生之初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事實上它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甚至有極大機會大大降低死亡率，可惜，由於初期“佛系”抗疫，港府錯失了控制死亡率的良機，置大量未接種疫苗的老人於危險的境地（具體可見筆者上一篇文章《港式抗疫生活的一線記錄》）。

這裏不妨看看港府自己的統計數據：截至4月24日，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計陽性個案1189229宗，9036人離世，死亡率為0.76%——香港的死亡率偏高，是因為只要死亡前的28日曾經是陽性，都會被計入是新冠死亡案例，而不論病人是因為其他病因導致的死亡。

那些離世的，絕大多數是老人，而養老院尤其是重災區。還記得在疫情期間，香港媒體每天披露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時，都會介紹其中有哪些是百歲老人——當時我和家人都相當震驚：在香港生活了快20年，從來沒想過這裏有這麼多的百歲老人。

如果港府能早點派醫療隊上門為這些養老院的老人打疫苗（港媒披露養老院老人最初疫苗接種率僅20%），如果港府在疫情之初，便能及時採取措施阻斷養老院內部的傳染源，或將未被傳染的老人及時轉移保護起來，如果港府能及時為那些有長期病的老人家提供足夠的醫療預防措施……香港的死亡率會比目前披露的要更低。

在付出數千條人命後，港府才終於幡然醒悟，主動採取多項措施：例如，派出專門的醫療隊上門勸導老人打疫苗；對全香港的養老院進行多輪的疫苗接種；對養老院也開始採取閉環管理；將養老院的部分老人轉移至防疫條件較好的暫託中心。

此外，港府還拿出真金白銀，從香港本地及內地急聘上千名護工，進行培訓後即派往養老院去照顧老人；港府還加強分層診斷治療，從公立醫院中專門劃出數家醫院，作為定點新冠醫院，儘量集中資源救治老弱……

這些措施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

不得不説，香港的官僚體系儘管也有反應滯緩的時候，但其自我糾錯和靈活變通的能力，仍然是值得稱許的。

內地讀者可能會説，上述措施難道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嗎？

事實上，香港是“小政府”，即便是特首，手中的權限也有限，想採取“變通”政策前，往往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立法會各黨派議員的態度、從法律上是否可行、公務員體系內部是否願意支持、底層社區的區議員是否能配合、政策執行時是否有足夠資質的供應商或是專業人員，港府的預算是否足夠、是否會引發香港媒體的輿論監督等。

舉例來説，香港的養老院並沒有為員工提供宿舍，因此要實現“閉環管理”，往往需要為員工租用酒店，而且需要這些養老院的員工同意放棄回家與家人團聚的機會。而租用酒店的費用由誰承擔？如何説服員工放棄與家人團聚？這些在香港都不是容易拍板決策的問題。至少，都不是可以憑藉政府某個級別官員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做到的。

在香港，為養老院等機構提供上門疫苗接種服務的外展隊，其工作人員主要是來自營運小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醫療機構，這些機構中有不少是營利性質。究竟如何遴選這些商業服務機構，以什麼標準聘請……港府內部需要克服冗長的行政流程，儘快確定服務機構數量和名單，才能完成外展隊的配置工作。

由於香港的養老院工作人員嚴重不足，港府還提出，要從內地徵聘護工千名，以增援養老院人手。港府開出的薪酬不低，月薪約3.1萬港元（合人民幣2.5萬元）。這些護工招聘門檻不高，只需負責餵飯、穿衣等基本日常護理工作，招聘時沒有什麼學歷或資格限制，只需會説廣東話，在香港接受至少三天的訓練即可以上崗。

但是引入內地勞工在香港商界一直是敏感話題，根據香港的“補充勞工計劃”政策，香港僱主聘請員工時，必須優先聘用香港本地人；如果確實無法在香港聘得所需人手（需要先有4周的本地招聘期），才可以輸入勞工——但這些外來勞工的收入不能低於香港本地行業中位數水平，而且所有“補充勞工計劃”之內的外來勞工都不能自動續約，合同結束必須返回原居住地。

為了能順利推進內地護工的聘請流程，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個人網站上特別解釋，養老院聘請內地護理時，可以暫時豁免“補充勞工計劃”下的限制，同時暫時豁免就每宗申請諮詢香港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羅致光還特別強調，“有關措施只在未來3個月內適用”。

從上述政策的變通，以及真金白銀的付出，我們可以看到港府的抗疫決心，正是這種決心，才使得它克服了多年的官僚主義頑疾，短期內提升抗疫的效率，這從側面體現了香港這個小政府“錯，然後能改”的優點。

港式“封樓強檢”，內地難模仿

雖然港府的抗疫措施在近期取得明顯的成效，但筆者認為，港府的“封鎖”及強檢模式是香港的經濟和法治特色決定的，內地地方政府很難模仿。

香港雖然也強調“動態清零”，但港式的“動態清零”和內地大城市目前所採取的動態清零措施似乎大相徑庭，完全是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本地實際情況決定的。

先説強制檢測吧。動態清零往往需要配合“強制檢測”，並且針對檢測結果有較強有力的隔離措施。

港式的“強制檢測”主要是針對那些曾經在有疫情感染場所停留的人員提出的要求，這種檢測又因場所性質而不同，主要分為公共場所和私人屋苑兩類。

有一段時間，港府把確診病人曾經停留過的飯店、商場、體育設施等都會列入強制檢測範疇。這樣，曾經去過上述場所的人，理論上都必須接受強制核酸檢測。

然而這種“強制”實在稱不上“強制”。因為跟蹤記錄個人場所逗留信息的軟件app，並不會定位到個人手機號或是該手機號對應的實名，這意味着，不自覺的人很容易就可以逃避檢測，“強制”一説形同虛設。

在香港的檢測地點，往往是被檢測人員主動告訴檢測人員，自己是因為什麼事件或是某月某日曾經在某個場所停留，因此需要進行檢測。而做核酸檢測的護工，基本上是照單全收，被檢測人員説的是什麼原因、地點、日期，他們只是照填，幾乎沒什麼核查。

到3月份，隨着確診數量急升，港府擔心過多的強制檢測反而引發傳染，因此大幅降低“強制檢測”的標準，到最後，更發展到允許居民自己用檢測棒測試，然後主動在政府規定的網站上呈報“陽性”結果（陰性的不需要申報）。

應該很難想象，內地地方政府或是有關部門會願意採取香港這種完全憑自願、完全憑自覺的“強制”檢測流程。

與檢測相關的全面流調排查在香港也很難推行，因為香港人非常關注個人隱私權。

港府推出一款“安心出行”軟件，要求手機持有人在進入某些特定場所時需要掃碼，並且會記錄這一行程。

但是上述軟件只是記錄手機持有人在那些需要“安心出行”掃碼才能進入的場所，這些場所大部分是政府公共場所，或是政府要求掃碼記錄的場所。

而該程序並不開啓GPS定位功能，程序對收集的個人資料也只會被保存在手機內，並且超過規定的保存時間（通常是31天）便會自動刪除。

簡單來説，如果用户不小心將手機重置，或是將“安心出行”軟件刪除後重裝，便會將過往所有的行程記錄清除殆盡。

港府對於私人屋苑或是居民樓的強檢，往往伴隨“封鎖”，因此要複雜得多。

對居民樓的封鎖和強檢，通常是靠港府下設的多部門協作完成。根據港府官員向立法會議員所做的解釋説明，通常封鎖一個大樓，會有包括房屋署、警務處、衞生署、民政事務署、社會福利署、康樂文化事務署、水務署、機電工程署、運輸署、香港海關、保安局以及醫療輔助隊等多個部門的政府職員參與。

港府每天就每座樓宇會動員約230個人員進行相關工作。相關潔淨及保安服務承辦商也增加了清潔工人和保安員，以應付大量清潔及人流控制工作。

具體來説，房屋署會進行統籌安排，食品衞生局會負責定需要進行圍封強檢的大廈、安排檢測承辦商、決定每天檢測次數，以及根據檢測結果決定能否解封及解封的時間和安排等。

如果碰上樓裏有行動特別困難的人士，房屋署會聯絡檢測承辦商，安排上門採樣。如果封鎖的時間較長，政府會安排每日三次為大廈居民派送餐盒，對於有特別需要的住户，港府會安排特別餐盒，包括清真食物及素食。

為方便被封鎖大廈內的居民瞭解信息，政府會開通多條熱線電話，專門回答大樓內的居民諮詢。

**對比之下，香港公共場所的強檢，在內地讀者看起來，可能更像是一種口頭上的“強制”；而香港針對私人屋苑的封鎖強檢，形式上雖然有點像上海的小區封閉管理，但是期限要短得多，而且港府採取多部門協調，並且外聘第三方服務承辦商共同配合，這種做法比單純依靠居委會和志願者，有很大不同。**在港式封鎖強檢模式之下，由於是港府提供三餐送上門，因此基本上也不存在需要囤積蔬菜等問題。

與這些強檢配套的是“港式隔離”措施，一開始會採取住院進入隔離病房或是方艙等措施，後來由於數量激增，港府更多鼓勵輕症或是無症狀患者的自我居家隔離。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並不存在類似內地居委會的機構，因此很難掌控基層市民的日常活動，碰到封鎖大廈這種任務，也只能由政府不同部門的人員自己去完成。

香港也有自己的基層社區組織，即每個行政區的區議會，裏面的區議員可能是最“接近”內地居委會主任的公職人員。但根據香港法律，區議會只能就該區的福利事宜、區內公共設施和服務、區內公共工程的預算等提供建議。

香港的區議員通常是由不同的香港政黨成員組成，他們並非公務員，而且要面臨換屆選舉的壓力。為了獲得連任或是有機會參與更高層次的競選，這些區議員並不會乖乖地聽從港府官員的行政指令，相反，他們更關注區內選民的意見。所以區議員及他們的團隊不會（也不能）去封鎖某屋苑（法律上和主觀意願上都行不通），他們更有可能只是擔任為居民服務的義工角色，例如為被封鎖的大廈居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務，以期穩定自己選區的選票。

最後還需要指出一點，香港人對於不認識的外來人員上門敲門普遍表現出反感。平時，即便是小區的保安或是管理處員工上門敲門，很多居民也都懶得開大門説話，最多隻會隔着鐵門溝通。在疫情期間，甚至可能連門都不願意開。

從港府封鎖住宅樓所涉及的公職人員數量、不同部門協同配合的複雜程度，以及居民的配合難度等來看，對香港私人屋苑的封鎖和強檢，要比在內地艱難得多。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是在香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港府工作人員也很難對多幢大廈同時進行封鎖強檢。

説到這裏，還得感謝“一國兩制”的香港賦予林鄭月娥更多的選擇權和自主權。根據港媒介紹，內地前期抗疫頗為成功，有不少人認為香港也應該學習內地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儘快實現動態清零；但顯然林鄭有自己的想法。

林鄭3月21日在記者會上不點名地指出，有些立法會議員經常要求港府進行“全民檢測”，認為政府“有心做就做到”，但她表示，連內地專家來港視察後都承認，香港有一些條件與內地相差很遠，如果強行做起來，代價很大，效果亦成疑問，林鄭呼籲這些立法會議員需要反思。

根據港媒對一些議員的採訪，不少人仍然認為，如果林鄭在第五波疫情初期便採取強制檢測，然後實現動態清零，疫情不會演變至3月的規模。但是顯然，林鄭最終更傾向於聽取港府醫療專家及防疫專業人士的建議。

**在筆者看來，香港所堅持的“動態清零”政策並非強調“清零”，而是強調“動態”。**它更多體現於港府適時調整政策方向，例如主動提升疫苗接種率、將醫療資源進行重點分配，強化對重症的防範和治療，以及強化對於養老院的精準接種安排和有效隔離措施，從而將容易爆發重症和死亡的風險點進行清除，最終去實現動態清零的目標。

在這個過程中，港府從特首、問責官員直至具體的辦案專員，都保持與媒體的及時溝通，這也使得他們能從香港媒體中獲得各階層的意見，獲悉社團組織、供應商、承辦商面臨的問題，也從媒體採訪中瞭解到許多基層居民的現實問題。

有香港記者向筆者反饋，曾經在凌晨12點向特首辦和香港新聞辦發去採訪要求，居然不到10分鐘便獲得了所需要的反饋。港府新聞處不僅電郵回覆，值班新聞主任還直接打手提電話回覆記者的問題，並耐心地對記者擬採訪的其他部門進行牽線搭橋。香港政府對於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筆者經常閲讀香港本地報紙，老實説，這些媒體上的評論和意見，並非都具備建設性，有時與政府不合拍的立法會議員甚至會發布尖鋭乃至情緒化的批評，但這些報道仍然有助於特首和她的工作團隊及時發現各方所關注的問題，發現政府工作的不足，從而作出及時的調整。

從市民角度看來，香港議員和特首或她的抗疫問責團隊在媒體上的激烈辯駁，更多隻是政治家間的口角之爭。小市民只希望未來港府能繼續堅守“一國兩制”所賦予的靈活性，保持自我糾錯的靈敏度，在政策出現偏差時，能及時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以專業的態度化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