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腦袋”決策，反映了領導幹部什麼問題？_風聞

一個決定、一項舉措，往往事關羣眾切身利益，必須仔細斟酌，科學部署。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領導幹部“拍腦袋”決策的現象時有發生。

他們要不無視具體實際，脱離羣眾，僅憑個人習慣、經驗、喜好作決策；要不恃權自重，任性妄為，熱衷於搞“一言堂”，想一出是一出；要不違背科學規律，搞教條主義那一套，迷信老路數、抵制新法子，生搬硬套、削足適履……如此一來，造成的結果可想而知。“先天不足”的決策很容易淪為一意孤行和閉門造車的產物。往小的方面來説，解決不了人民羣眾的實際困難，造成資源浪費。往大的方面來説，一旦重大決策“脱離軌道”，不僅不能造福於民，還會嚴重損害廣大人民羣眾的切身利益，阻礙黨和國家事業的健康發展。

那麼，領導幹部如何做到科學決策？好的決策從哪裏來？習主席反覆強調，**“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學會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領。”****“決策是一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為了防止和克服決策中的隨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誤，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必須把調查研究貫穿於決策的全過程，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可見，調查研究是實現科學決策的基礎。領導幹部只有用好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自覺深入實際、深入現場、深入羣眾，將調查研究貫穿於決策的全過程，才能弄清事實真相，發現問題癥結，進而推進調研成果向實踐轉化，實現科學決策、正確決策。

説到調查研究，毛澤東同志可謂是這方面的行家裏手。他對這項工作極其重視，即使革命任務繁重，也多次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工作，並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等。他在《農村調查》一書序言裏特別強調：“必須明白：羣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並告誡黨內同志，如果我們 “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瞭解下情，卻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他還以戰略家的高瞻遠矚，發人深省地對黨的高級幹部們説：“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可以説，我們黨的調查研究傳統和作風，是在毛澤東同志的倡導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就像一座橋樑，連着真知與行動，連着信息與決策，連着黨心與民心。只有真正沉下去調查研究，才能知道“險灘”的深淺，做到心中有數，真正把“病”找準、把“脈”號準、把“方”開準。

上世紀60年代，縣委書記焦裕祿正是採用“到羣眾中去，求教於民”的調研方式，在較短時間內基本掌握了蘭考縣內澇、風沙、鹽鹼的規律，實施了治理“三害”的正確決策。在蘭考的1年多時間裏，他靠着一輛自行車和一雙鐵腳板，對全縣149個生產大隊中的120多個進行了走訪和蹲點調研，面對面向羣眾請教、同羣眾商量。這種尊重羣眾、尊重客觀規律的求實作風，生動體現了一名黨員領導幹部對黨的羣眾路線的遵循。

老一輩革命家陳雲同志亦是重視調查研究工作的典範。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多次來到家鄉上海青浦，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這裏，他不僅完成了《青浦農村調查》等高質量的調研報告，而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調查研究風格。後來，黨史專家把陳雲做調查研究的方法概括為“加減乘除法”：即用“加法”多為羣眾謀利益，用“減法”減輕羣眾的負擔，用“乘法”提高為民服務的效率，用“除法”革除不符合羣眾利益的弊端。正是因為陳雲同志努力解民憂、辦實事，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貢獻智慧與力量，才深受廣大羣眾的敬重和愛戴。習主席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110週年座談會上指出，“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是陳雲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決策之前，陳雲同志總要做大量調查研究，聽取多方面意見”。

大量實踐證明，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等各個歷史時期做好工作的重要傳家寶。正確決策離不開調查研究，精準落實少不了調查研究。領導幹部只有堅持黨的羣眾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真正“撲下身子”、“身入心至”，在作出決策前多方瞭解羣眾所思所想，廣泛徵求羣眾意見建議，找到民心的最大公約數，讓決策建立在羣眾需要、羣眾滿意、羣眾擁護的基礎之上，才能使決策更接地氣、更合實際、更有實效。

説到底，“拍腦袋”決策是領導幹部作風上的不嚴不實，是典型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決策水平考驗的是領導幹部的基本功，是衡量領導能力的重要標準。如何科學正確決策，紮紮實實推進工作？如何做一名合格稱職的領導幹部？其實，**少一些好大喜功、多一些為民理念，少一些個性隨意、多一些調查研究，少一些短期政績、多一些長遠眼光，少一些官僚做派、多一些羣眾路線，少一些推諉塞責，**多一些擔當作為，****就是這個問題的最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