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藴渝院士訪談：我與中國科大生命學院前世今生_風聞

八十歲的施藴渝院士在過去五十二年中，為中國生物物理學科與中國科大生命學科做出了傑出貢獻。她長期為科大生物系人才培養嘔心瀝血，為8系引進人才而四處奔走，她的卓越貢獻校友師生銘記在心。

以下重刊《中國科大生命科學六十年》和《回望一甲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命科學訪談錄》部分對施老師的訪談。

相比南京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校1920年代即已成立的生物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的生命科學發展得要晚得多，長期以來，其規模也小得多，甚至一度失去了獨立建制。但是，它卻克服種種困難，發展了多個新興學科，培養了眾多優秀人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它為什麼能夠如此？這裏面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帶着這些疑惑，我們訪談了科大生命科學學院施藴渝教授。

施藴渝，女，生物物理學與結構生物學家。1942年生於重慶，1960年考入科大生物物理系，1965年畢業，被分配到衞生部中醫研究院工作，1970年起至今在科大任教，1979 -1981年在意大利羅馬大學化學系及意大利CNRS結構化學實驗室進修，後來還曾作為訪問學者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物理化學系、法國CNRS酶學與結構生物學實驗室、法國理論化學實驗室進修或合作研究。早年主要從事生物大分子分子動力學模擬及與蛋白質分子設計及藥物設計有關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學的研究，近年主要用結構生物學方法（核磁共振波譜學和結晶學）研究基因表達調控（特別是表觀遺傳調控）與細胞命運決定的分子機理，有諸多創新性成就，於199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8年至2002年，她擔任科大生命科學學院首任院長。可以説，她見證了科大生命科學幾乎全部的發展歷程。

在這次訪談中，施院士對科大生命科學的歷史進行了回顧和總結：它可分為在北京創業、隨科大下遷合肥、獨立建系、建立生命科學學院四個階段；在每個階段，系或專業或學院的老師，尤其是負責人均有其發展思路，均遇到了不小的困難，甚至因不可抗外力，機構瀕臨解體，但由於在科大創業之初形成並傳承下來的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和不屈不撓、精誠團結的精神，他們艱苦奮鬥、咬牙堅持了下來，在出人才、出成果方面取得佳績，並終於在20世紀末隨着國家經濟形勢的好轉，苦盡甘來，走向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圖1 施藴渝院士（2012年11月）

受訪人：施藴渝

訪談人：熊衞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

整理人：姚琴、熊衞民

訪談時間：2017年1月6日下午

訪談地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所繫結合”專家樓

熊衞民（以下簡稱“熊”）：施院士，您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生物物理系建系初期的學生，然後又長期在系裏從事教學、科研與管理工作，可以説，您幾乎見證了系裏以及後來的生命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生科院）的每一次重大事件。我們今天過來拜訪您，是想請您為我們梳理生科院的發展脈絡。

第一階段（1958-1970）：在北京創業

生物物理系的創立

施藴渝（以下簡稱“施”）：好的。需要先説明一下，我是1960年入學, 1965年大學畢業，那時我還是學生，對生物物理系的早期情況沒有早年在科大生物物理系工作的老師們，如莊鼎 老師瞭解得深刻——莊鼎老師1958年從北大生物系畢業後就被分配到了科大生物物理系——所以，關於建系時的情況你們可以詳細詢問莊鼎及其他的老師。另外，我在1965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中醫研究院經絡研究所，到1970年才回到科大工作。1965—1970年之間系裏發生的事情你們可以向莊鼎、蔡志旭、雷少瓊、餘明琨、壽天德 、陳惠然、劉兢、孔憲惠等人求證。

接下來我就按照時間順序梳理一下這段歷史。科大生物物理系與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幾乎同時創辦。事實上，生物物理系的創辦，比生物物理所的創辦還要略早一點點 。這是貝時璋 先生2003年對我與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陳竺説的。當時貝老已百歲高齡，雖然身體依然健朗，但聽力很差，幾乎聽不清我們的問話，另外他吐字也不清晰，於是，我們便與他用紙筆交談。貝老説，科大在國內率先建立起生物物理系 ，並且能夠肯定的是，這個系的建立早於生物物理所的建立。在國際上，科大生物物理系的成立也是相當早的。

建校以後，根據“全院辦校，所繫結合”的辦學方針，由中科院各所所長兼任科大各系主任，貝老被任命為生物物理系主任。

圖2 貝時璋先生（1953年）

熊：這個方針是學校層面上的，對生物物理系來説，它是否形成了自己的辦系理念？

施：應當説生物物理系確實形成了自己的辦系理念。貝老的理念是瞄準學科前沿，打牢數理基礎。這是有別於其他高校的生物系的。當時全國已經有很多院校開辦了生物系，北大、浙大、南大、武大、北師大的生物系均實力雄厚。

熊：關於貝老的辦系理念，還望您能詳細介紹一下。

施：一是瞄準學科前沿。當時全國各高校的生物系已經在傳統生物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科大再設立類似的生物系就沒有多少新意，也不一定能開創出新的學科方向。1950年代末，國際上也在講生物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發展.貝老帶領大家建立起生物物理系，這就是瞄準前沿，做近現代生物學的教學和研究。所裏與系裏的很多老師開創或推動了結構生物學、酶學、神經生物學、宇宙生物學、放射生物學等新興生物學分支學科、前沿學科的發展。我們繫有很多同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了生物物理所，後來都在各自領域做出了重要成果。例如，1959級的陳潤生 ，現在是生物信息學的學科帶頭人；1964級的陳霖 ，是腦與認知科學的學科帶頭人，他們在畢業後始終瞄準學科前沿，開拓出我國重要的學科新領域。

二是打牢數理化基礎，貝老提出，生物物理系的學生不僅要學好生物學知識，還要打牢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的基礎。那時我們還沒有計算機，所以沒學計算機的課程，但我們還是學了無線電電子學。不但要學數理化課程，還要和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的學生一塊學。最終我們的專業課就被壓縮得很少，而基礎課佔的比例很大，以至於我們的課程就被笑稱為“四不像”。課程量大、時間緊、任務重，學生時代的我們還是比較辛苦的。

熊：科大畢業生的理科基礎紮實是有口皆碑的。

施：是的。生物物理學是交叉學科，僅靠傳統的生物學知識是遠遠不夠的。貝老很有遠見，他認為科學的發展日新月異，生物學更甚，而科學的發展變化又始終建立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這些學科的基礎上，學生們在校期間打牢數理化基礎，將來不論科學怎麼發展變化，他們都能夠很快地融會貫通。立足根本才能把握大局。貝老派生物物理所沈淑敏研究員，具體管中國科大生物物理系的教學工作，從教學計劃，課程設置，教師安排，學生畢業實習，沈淑敏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功不可沒。

圖3 5912級同學在科大校園（採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5912圖文集》）

“胖王”與“瘦王”

施：生物物理系的畢業生中還有很多事情值得説。以結構生物學為例，生物物理所成立後與物理所展開合作，那時候清華大學還沒有生物系 ，北大生物系也沒有結構生物學，物理所的幾位先生，如樑棟材 、林政炯等將結構生物學創建了起來。林政炯是物理所的還是生物物理所的？

熊：是生物物理所的。他到物理所進修。

施：是了，林政炯是去進修的，他們主要做胰島素晶體學。毋庸置疑，樑棟材先生、林政炯先生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梁先生起初在物理所工作，由於他從中山大學畢業以後前往英國學習了胰島素晶體學，因此兩所合作後，他也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在胰島素三維結構解析研究中有兩人——王家槐 和王大成 ——起到了骨幹作用，他們都是科大生物物理系1958級，也即第一屆的學生。王家槐——我認為是我們老三屆學生裏最優秀的學生，他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優秀，後來在胰島素晶體結構測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熊：他後來去了哈佛大學。

施：他在哈佛醫學院當教授。王大成畢業後也一直從事這方面工作，出了很多成果。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逐漸開展國際交流，當我們與國際上的專家談到胰島素時，他們就能想到“二王”——瘦王王家槐與胖王王大成在其中做的重要工作。

圖4 王大成在製作胰島素晶體結構模型

他們之所以能獲得這樣的認可，當然離不開梁先生與林先生的指導、他們自身的努力和機遇，另一方面也得歸功於他們接受的教育。剛剛我提到貝老的辦系理念是“瞄準學科前沿，打牢數理化基礎”，王家槐與王大成從1958年入學直到1963年畢業，這5年時間裏他們並沒有學過晶體學，況且那時候晶體學的學科體系尚不成熟，不能拿來授課，但他們在大學期間已經打下了紮實基本功，畢業後只要稍加學習就能快速地進入狀態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圖5 1983 年王家槐、陳逸詩、王志珍、華慶新（左起）在上海（採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5912圖文集》）

從生物物理系走出的其他院士

施：生物物理學必不可少的基礎是物理學，學生打下良好數理基礎有助於他今後的科研工作。生物物理系畢業的學生中，很多人被分配到了生物物理所，有五人在所裏工作並先後當選為中科院院士。例如1959級的陳潤生，他是生物信息學的學科帶頭人。在傳統生物學裏是沒有生物信息學的，陳潤生畢業後把RNA研究與生物信息學結合了起來，在生物信息學和理論生物學方面多有建樹。他的研究對象是蛋白質、RNA，他的研究方法涉及數學、物理，還得用計算機編程。當時國內的科研工作者，單純學物理或生物的人很多，但同時精通物理、生物的人就不多，於是他在這方面就佔了優勢。

老五屆的陳霖，他於1964年入學，1965年學習了一年，在文化大革命發生前他還沒有畢業。

熊：只上了兩年課嗎？

施：算到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應該是兩年。他基本學完了基礎課，然後，學校教學受到嚴重影響。陳霖在學校多待了一年，最終於1970年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後，他一直從事腦與認知科學的研究，改革開放後，他率先在Science雜誌上發表了論文，目前已是國內認知科學的學科帶頭人。

再以我本人的經歷作點補充説明。我們學生時代所學知識與我們畢業之後所做工作不能畫等號。我畢業後才接觸到核磁共振波譜，這也是結構生物學的研究方法之一。結構生物學主要採用物理手段，用X射線晶體衍射分析、核磁共振技術、冷凍電鏡技術等來研究生物大分子的功能和結構。核磁共振波譜的誕生時間晚於晶體學。上世紀30年代，晶體學開始發展。到了40年代，物理學家才發現核磁共振現象， 50年代有機化學家用它做小分子研究，直到1976年，瑞士的恩斯特（R.Ernst）教授用密度算符演化理論，把核磁技術從一維譜發展成二維譜直至多維譜，生物學才真正使用核磁共振波譜作為一種生物大分子結構生物學的研究手段。1991年恩斯特教授也因這一重要貢獻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與他同在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工（學院）的烏特里希（Kurt Wuthrich ）教授受到啓發，將該理論和實驗方法拿來研究生物大分子，實際上它發展的目的也是為了研究生物大分子問題（生物小分子的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就解決了），80年代初他發表了相關文章。我出國後學習到了這些方法，90年代中期我便開始在國內用多維核磁共振波譜方法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結構與功能。

我研究工作的另一個領域是生物大分子的分子動力學模擬。40年代國際上因為要研究原子彈爆炸而開始做計算機模擬，後來這個方法被用於研究液相中的化學分子——因為液相分子環境比氣相分子環境複雜得多，生物大分子在溶液中就更為複雜。1976年哈佛大學化學系的卡普拉斯（Martin Karplus）開始做生物大分子的分子動力學模擬。2013年，他與萊維特（Michael Levitt）及瓦謝爾（Arieh Warshel）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熊：你們在大學時不可能學到這些新學科。

施：是的，你説得沒錯。和現在大部分的科研工作者不一樣，我們那個年代的畢業生大多是工作或出國後才接觸到了自己的研究課題。不能説我們是國際上的學科帶頭人，但是我們確實是國內這方面的學科帶頭人。後來從事這個學科研究的人越來越多，這個學科也就發展起來了。

熊：生物物理系的建立是不是與“兩彈一星”有關？

施：確實和“兩彈一星”有關。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建立初期是為“兩彈一星”服務的，幾乎每個系都與它有關。生物物理系也不例外，其中原子彈爆炸需要放射生物學，載人航天進入太空，需要宇宙生物學。像當年的“小狗飛天”就是由生物物理所負責的。我們系一批畢業生後來長期在五院從事宇航員的選拔、培訓工作，為我國載人航天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老三屆畢業生

熊：生物物理系老三屆畢業生的分配情況是怎樣的？

施：1958級和1959級的學生大都被分到了生物物理所，還有一部分被分到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我們是1960級學生，畢業的時間是1965年，情況有些特殊，國內政治形勢有一些變化。

熊：從舊報紙可以看出， 1964年前後批判的調門就已經很高了。

施：有一部分學生被分到了生物物理所，但人數不是很多。另有一二十位被分到湖北省作為接班人培養。那一年，不管我們被分到哪個單位，首先都要去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四清”運動還沒結束，“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除少數幾人因家庭出身問題沒回北京外，其餘去湖北的十多人回到北京進入了生物物理所。這是1960級的情況。

生物物理所於1958年成立，那幾年急需擴充人才，除了從其他各高校招收了少量畢業生外，其餘的均為科大生物物理系1958、1959、1960級的學生，後來這批畢業生陸續成為所裏的骨幹。如1959級的王書榮，他研究視覺生理，擔任生物物理所所長及中國生物物理學會理事長多年，還有1959級的沈俊賢，他研究聽覺生理，擔任中國生物物理學會秘書長多年，他們都對中國生物物理事業作出重要貢獻。又如1960級的王貴海，他在生物物理所工作期間參加了酵母丙氨酸tRNA人工全合成工作，後擔任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局局長多年。這也就是説，生物物理所通過“所繫結合”哺育了科大生物物理系，系裏的學生畢業後又反哺了生物物理所。

這是科大生物物理系的第一階段，第一階段就是從貝先生的學術思想到實際的課程設置，他的辦學理念，然後到實際的效果。1964年學校改革，生物物理系併入物理系，成為物理系生物物理專業。

第二階段（1970-1978）：隨科大下遷合肥

施：1970-1978年是第二個階段。眾所周知，1970年科大被迫下遷，隨後開始了第二次創業。關於下遷，我覺得還有個歸屬問題值得説一下。科大在北京建校的時候，是舉全國、全中科院的力量來支持的。當時分管國防科委的聶榮臻副總理很重視科大，所以科大多個系裏的總支書記、行政幹事等是從軍隊調來的，中科院也安排了許多人過來做兼職教師。科大創立初，我們一入校就被要求學習抗大 的……

熊：抗大的精神？

施：是的，抗大精神。音樂家呂驥曾為抗大校歌作曲。1958年，他也為科大校歌《永恆的東風》譜了曲。科大未搬遷時仍直屬於中國科學院。科大下遷合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此時全北京只剩下了6所高校，其他高校均撤離了北京。下遷後的某段時間裏，科大失去了中央的有利資源，甚至一度失去了中科院的支持——它曾被分配給三機部。好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科院召開工作會議，科大重新歸屬中科院 。

只是在回遷北京的問題上，科大不得不抱有遺憾了。文革結束後，除地質學院（現中國地質大學）的一小部分駐紮礦區沒有回遷北京外，當年遷出北京的高校都陸續回遷了。但是科大的原址——玉泉路已劃歸高能所，科大搬回去不易，自此便紮根合肥了。

下遷先遣部隊曾去往安慶市（安慶是安徽省的前省會，1952年安徽省會才遷往合肥）。1970年初，先遣部隊向安徽省軍區李德生司令員彙報在安慶地委黨校辦學不合適，李德生同意了科大師生的要求，決定把科大安排在合肥原合肥師範學院的舊址。這場搬家很徹底，1970年夏秋時節，綠皮火車將所有師生與書籍、儀器拉來了合肥。1970年的合肥給我的印象是：即便是作為市中心的三孝口、四牌樓，也只零星坐落着幾棟破敗的木頭房。我心想，這省會城市合肥怎麼都比不上我們江蘇的一個縣城？科大在原合肥師範學院的校園安定了下來。觀之校園，有農民在放牛；觀之校外，宿松路往外遍佈農田與水塘，與農村無異。如今的合肥已今非昔比了，不論是高新區、政務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還是濱湖新區都在日新月異，即使是老城區也舊貌換新顏了。

科大下遷時，絕大部分老師留在了北京，只一小部分老師隨遷過來。這一小部分遷來的教師也分成兩撥，部分老師家人在北京，於是他們陸續離開科大回到了北京，最終只有極少數老師真正留在了合肥。生物物理系這邊有蔡志旭、雷少瓊、鍾龍雲、孫家美、王賢舜等老師。物理系（這裏應理解為物理方向）一直是科大的大系，師資更加雄厚，隨遷的隊伍中有錢臨照、張裕恆等這些業務能力很強的教師。此時生物物理系已經併入物理系成為生物物理專業，同物理系的物理專業相比，我們這邊的人才流失情況更加嚴重，莊鼎老師、趙昆老師、範寶榮老師、楊天麟老師、李振坤老師、趙文老師、包承遠老師、餘明琨老師等陸續回了北京，剩餘的老師都十分年輕，資歷較淺，以生物物理系來論，1958、1959、1960級的這幾批學生迅速成為了教師骨幹。

七十年代中期，學校面臨重重困難，瀕臨解體，當時的校黨委書記劉達做出創舉——辦回爐班，用以補充師資，他把科大因“文革”耽誤而未畢業的幾屆學生、其他高校1961-1965級學生，以科大的學生為主，集中學習，並安排全校最好的教師，對這些學生強化訓練。是這批人二次創業使科大得以在困境中重新崛起。這裏面有精神因素值得説説。前面已經提過，我們一入校後就被要求學習“抗大精神”，所以同學們的使命感非常強，大家普遍自覺地認為我們應該為國家科技事業做出貢獻。1970年代後期，曾經風光的科大回遷無望、瀕臨解體，我們這一輩人的危機感自然加強，決心以高標準、嚴要求來辦一所瞄準國際前沿的少而精的高水平大學，像是憋了一股子韌勁，決心做出最好的東西，不甘於讓它淪落為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學。

招收工農兵學員

熊：科大的工農兵學員也有自己的特色。

施：培養出素質過硬的學生是一所好大學的立足之本，1972年，科大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採用四年制學制。部分學員的底子薄弱、基礎不紮實，我們便從中學的課程開始授課、夯實基礎，隨後再實施大學的教學計劃，絲毫不曾懈怠。對學員們來説，在校學習的時間緊、任務重，但他們並沒有太大抱怨，確實做到了刻苦學習。生物物理專業的饒子和 （1973級）、滕脈坤（1975級）等人畢業後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得很好。推及整個物理系，那幾年培養的工農兵學員，後來甚至共出現了兩名院士，分別是沈保根 （1973級）與饒子和。科研圈裏，沈保根、饒子和、滕脈坤、張榮光（1973級），企業界，李西廷（1973級）、崔濤（1975級）等都發展得很好。大家對沈保根和饒子和比較熟悉，今天就不多加贅述。滕脈坤畢業後留校，他在行政和科研方面都做得不錯，曾任生命科學學院黨總支書記、副院長，關於學院方面的事情你們可以去問問他；崔濤目前是美國普洛麥格（Promega）公司在中國地區的總負責人；李西廷在深圳創辦了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前曾向校醫院捐了許多醫療器械。張榮光與饒子和同班，在我印象中1973級的生物物理專業只招收了十多名學員。張榮光學習成績好，是班上的第一名，他畢業後被分到了上海生化所。該所所長是曹天欽院士 。曹先生非常有遠見，他認為生化所內已將生物化學做得很好，但缺少結構生物學的課題組。他便將張榮光、嚴有為等人派往北京，到生物物理所樑棟材先生那兒學習蛋白質晶體學。後來張榮光出國深造。他最先去了美國芝加哥大學，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就發表了第一篇Science文章。在耶魯大學完成博士後工作後，他在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任職。“QR計劃”開展後不久，饒子和就把他引進回國，由他負責了上海光源生物大分子5線6站建設，那時國內尚不瞭解這套全自動化的數據收集模式，應當説張榮光的這項工作對我國的蛋白質晶體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熊：想不到工農兵學員還能出這麼多人才。

施：我們下遷到合肥以後，度過了最困難的一段時間，師資短缺、學生稀少，若跟物理系（指當時物理系的其他專業）或者化學系相比，我們的工農兵學員的人數比他們少得多。但學員成才比例一點兒也不少。

熊：這是為什麼？是你們把嚴謹的精神灌注到工農兵學員頭腦裏面去了？

施：在科研方面，他們畢業後基本都在做學科新方向。他們出國留學或者做訪問學者，回國後所做的領域在當時並不成熟，這也算是抓住了機遇。

熊：我一直在思考，一個人的成才有諸多因素，並不見得學校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可否認，學校打下的基礎還是有其重要性的。

施：我的看法是學校基礎很重要。學校對外宣傳的口號是“千生一院士”，但若計算各個系的院士出產率，以生物物理系進行統計，這個比率就會高得驚人。從1958級到工農兵學員們全部畢業，我們總共培養了二百五十幾人，已有六人當選為院士。

熊：這是千生二十四院士啊，比“千生一院士”高多了！

施：雖然這只是一個統計數字，但生物物理系的學生的成才比例高還是有跡可循的。我覺得最關鍵的因素是科大感染給同學們以奮鬥精神，且這種精神傳承了下來。自1958級開始，每一屆的學生在入校後都自覺地給自己賦予了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當年我們本科一畢業就被分配工作，大部分人並未受過正規的研究生教育，但當我們走上教學崗位，在教學之餘，我們一點點地摸索着開始了科學研究。後來也把這樣刻苦鑽研的精神傳給了學生們。還有兩個重要因素是：我們培養的學生在前沿交叉學科有優勢；我們與生物物理所進行了所繫結合。

年輕教師的機遇

施：以我們班（生物物理系1960級）為例，我、劉兢 等大批人在畢業半年前就被派往北京香山參加“四清”運動，半年後我畢業被分到中醫研究院，又參加了一年的“四清”運動。1966—1970年，我在中醫研究院做實習研究員，也並沒有接觸更多的科研。1970年學校開始南遷，我回到母校，從助教做起。“文革”結束，教師們向中科院吵着要遷回北京的時候，方毅副總理做出批示：立足合肥、辦好科大。中科院給予科大兩大優惠政策，一是撥款建房，二是送年輕教員出國深造。年輕教師們包括我在內便着手準備出國考試——教育部外語考試，之後便順利出國了。

熊：您是哪一年出去的？

施：1979年5月份走的，1981年5月份回來。1979年元旦之前，學校讓我去參加教育部外語考試，通過後決定派我我公費出國。

熊：前期準備了很久？

施：我們要準備考試，之後聯繫國家、單位，有許多雜事。

熊：我想插入一個問題，我最近正好在做一篇留學史的文章，心中有一些困惑。像你們這批很早就出國的是不是屬於國家公派？

施：都是國家公派。

熊：當時去美國，國家給每人每月發多少錢？

施：我獲得出國資格時，咱們國家還沒有與美國建交，所以，我沒去美國，而是去了意大利。我在意大利的情況是：剛開始沒撥錢，後來每個月撥給我們很少一部分錢。

熊：剛開始是報銷制？

施：對，實報實銷。當時包括我在內，共有四人被公派到意大利羅馬大學。使館將我們四人安排在一間小旅館裏，我們週一至週五在學生食堂吃飯，實報實銷。在學生食堂吃飯價格便宜，在我印象中一頓只要300個里拉。但是有幾種情況會改變我們的吃飯方式：一是意大利人的店鋪每週末關門兩天，遇到漫長的寒暑假，大多數當地人都去海濱度假，食堂也關門；二是意大利工人經常鬧罷工。每逢這些情況，食堂關門，旅館不讓自己做飯，我們只得去街上的飯店吃飯然後打出條子，憑此條再去報銷。國家給我們每人每月的生活費（相當於零花錢）很少——僅相當於100元人民幣。印象中有一年夏天最悲慘，時值暑假，羅馬人正在度假，實驗室關門，我們幾人無處可去，只能在廣場上隨處轉轉。大家非常想吃冰激凌，但都猶豫不決，最後終於狠了狠心每人買了一個蛋卷冰激凌。畢竟那個時候我們的固有思維是省錢，然後用結餘的錢至少往家裏帶回“三大件”——冰箱、洗衣機、電視。

熊：當時是不是有一個政策——若從國外獲得獎學金，需要將其上繳給使館？

施：我不清楚，至少在意大利這邊沒有聽説。我只知道我們的生活費比獲得獎學金的那些人要少。實報實銷的方式可能持續了一年，後來就變成每月撥款，自己去領。

熊：比過去是不是好了一些？

施：確實好一點了。後來我找到了一個由教會創辦、出租給外國留學生的公寓，那裏有一間公共廚房。除中午仍在學校食堂吃飯外，其餘時間我們都選擇自己買菜做飯。大家省吃儉用，生活上基本沒有困難。第一次的留學生活大致是這樣的。

我們是公派出國，做訪問學者，政府支持我們兩年的出國經費。1981年前後，除極個別人外，其他人都如期回國。1980年代早期的政治形勢是，不回國幾乎就等於叛國。1980年代中期以來，形勢慢慢改變，出國方式也變得多樣，普通人只要拿到國外的資助便可以出國，也有許多人通過自費留學實現了出國夢。形勢改變，思想改變，出國方式改變，人們對待回國問題也變得更開明瞭。

科大人在這般際遇下因禍得福,在改革開放前夕就獲得了出國學習的機會，儘管如此，縱觀上世紀整個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科學和教育在整體上仍舊十分困難。

熊：投入很少。

施：國家投入很少。科大紮根合肥後，各個系的教師少，得到所裏的支持力度小，與當年在北京時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申請經費也是一個難題。那時我的同班同學們大都在生物物理所工作，在樑棟材、鄒承魯 等老一輩科學家的帶領下，他們經費比較寬裕，只要安心做研究就好。科大這邊的情況嘛，拿我們生物物理專業來説，教師很年輕，大都是沒有接受過研究生教育的本科畢業生，想要做的課題又是在國內無人知曉的新興學科，回國後很難申請到經費，在很多方面我們都要自己想辦法爭取。現在已經有了“青年專家”、“百人”等計劃，引進人才能夠使用啓動費等資金快速開展研究。1980年代可不是這樣。我1981年回國，1985年才申請到第一筆經費——5萬元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自然科學基金委成立已逾三十年，近日邀請我們撰寫一些文章，我便提了一個建議，希望基金委能夠加大力度支持有想法的年輕人，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年輕人，而不應當過於集中投放給北上廣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提出這些建議還是基於我自身的經歷。我們出國的時候完全遵從政府指派，有一種“兩眼一抹黑”就出國了的感覺。也許當時接觸的並不是國際上最好的實驗室，與現在站在高起點、從國際一流實驗室學成回國的“傑青”們不可同日而語，但我們確實開闊了眼界，瞭解了國際前沿，熟悉了儀器的操作。畢竟在學生時代我們都是認真讀書的好學生，雖然畢業後不再有老師手把手的指導，但我們在獨立的科研工作中反而摸索得出了很多經驗。

引進教學骨幹

施：既然是做院史，我覺得你們不能只關注產生了幾位院士，在教學方面也有諸多事情值得探討。“文革”中後期，生物物理專業的教師由三批人構成，一批人是建校後就被招聘過來的老教師，一批是1958級、1959級、1960級的畢業生，另一批人是由老五屆學生組成的年輕教師，當時還引進了一批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外校老五屆的學生來補充師資，可惜的是他們中大多數人在1980年代出國後就沒有回科大。

為了擴充教師隊伍，我們引進了多名骨幹教師，如徐洵 、孫玉温、李振剛、申為敏、潘仁瑞、康蓮娣、魯任龍、顧月華等。徐洵老師畢業於中國醫科大學，負責生化課程，曾於1990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科大生物系第一位博士生導師，她於1990年代回到福建廈門，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孫玉温老師是華西醫學院（現在的川大醫學院）的研究生，負責生理課程，曾任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如今已是80多歲的高齡，身體狀況不太好。李振剛老師本是北師大的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負責分子遺傳學的教學，曾任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前幾年去世了。潘仁瑞老師北大畢業，他也承擔生物化學課的教學。康蓮娣是我們生物物理系1959級的學生，她回校後承擔我們的生物學教學。魯任龍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顧月華畢業於東北師大，他們承擔了我們學院早期的細胞生物學課程。這些老師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在心。

熊：李振剛老師是不是經歷了很多坎坷？

施：李振剛老師比我們年長許多。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生物學本科畢業後留校繼續攻讀研究生。他學習好、能力強、為人熱忱，在班級擔任團支部書記，若能順利畢業，本是前途光明，不料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據説那年他們班被分配了一個右派指標，要打倒另外一個人，作為團支部書記的李振剛提前得到消息，便向那人通風報信。最後是李振剛被打成右派並被髮配到內蒙古，他那時的女朋友、後來的愛人吳秋英則被調去了新疆。他的經歷很像一部老電影——《天雲山傳奇》，後來他們全家曾特地去觀看那場電影。

熊：他是怎麼來科大的呢？

施：劉達實行老五屆回爐政策時，生物物理系1963級學生徐耀忠聞訊歸來。在進修班裏，他跟我們説起他在內蒙古五源河套地區當中學老師的經歷，也説起了李振剛的事。雖然經歷坎坷，李振剛在內蒙古依舊保持着極好的業務習慣——他長期都用手頭結餘的錢訂閲《遺傳學報》，“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夕就在《遺傳學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那時候我們既不會做科研又不會發表文章，如此一比較，大家也都認定了李振剛老師有較好的業務能力。此時“文革”雖已結束，但全國還未給右派平反，好在科大思想解放，而生物系又急於擴充師資隊伍，就把他和吳秋英老師調來了。應當説，這些“文革”中後期調來的教師們為1977年之後的教學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階段（1978-1998）：獨立建系

老一輩教師的堅守

施：1978年，生物物理專業撤出物理系，建立生物系。這是第三個階段。這一年，生物系邁進了新的時期。

建系時正值改革開放前後，科大各個方面仍然十分困難，各系均如此，生物系也不例外。多虧教師們同舟共濟，我們才艱難地走了下來。這是當時所有教師的功勞。學生、生物系、學校都不能忘記他們。如今這些人垂暮老矣。有的人已經去世，還健在者也已是耄耋之年，他們從年輕時就住在科大東區的老房子裏，老房子沒有電梯，他們的子女又不在身邊，生活上有許多困難。

這些年，科大宣傳了很多學生成才的事蹟，但卻忽略了這些老教師們的貢獻，畢竟他們都是勤勤懇懇工作了一輩子的職工，學校方面應當重視他們的晚年生活。

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

施：這一階段，科大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莊小威 絕對是其中出類拔萃的。2012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201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成為中科院外籍院士中最年輕的。

生物系培養的學生裏也出了很多人才。同莊小威一樣，駱利羣 也是少年班學生，也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他曾在生物系就讀過。有意思的是，雖然莊小威是從科大物理系畢業，但這她和駱利羣一樣，目前也在從事生物方向的研究。另外CUSBEA（中美聯合招考生物化學研究生項目） 考試也值得一提。眾所周知，在李政道發起的CUSPEA（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考試 中，科大的學生獨佔鰲頭，在稍後由吳瑞發起的CUSBEA計劃中，科大的學生依然表現出色。不論是學物理還是學生物，這批人都陸續成才。在國外，學物理的人很多後來選擇了轉行——他們去了華爾街從事金融行業或是轉到IT行業。而學生物的人大多堅持科研，有很多當了教授，如1978級管俊林，1979級王洲，1981級的何生、周強、劉奮勇，1982級的羅坤忻，還有1984級的楊丹洲、1986級的任斌、1991級可愛龍等。

另外還有一大批人是國內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如馬紅 入選“特聘專家”，曾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蔣澄宇是“長江學者”，還是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協和醫學院基礎醫學院副院長；1977級的牛立文，曾擔任科大生命科學院院長，目前擔任安徽省政協副主席；1980級的朱學良，現在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分子細胞生物學重點實驗室主任；等等，這樣的傑出人才還有很多。在企業界的有1985級的吳亦兵、曹涵、周代星等。周逸峯是1978級少年班學生，也在生物系就讀，他記憶力好，腦袋裏有份名單，不妨去問問他。儘管學校的宣傳部、校友會對我們的畢業生進行了一定宣傳，但生命科學學院自身的宣傳力度不夠，大家看不到這些年生物系的學生成才情況。

熊：您隨口即説出了這麼多優秀人才出來。是不是建立生物系後，科大的生命學科獲得了很大發展？

施：2000年以前，由於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剛剛起步，百廢待興。縱觀國內高校或科研機構，包括北大、清華或者是生物物理所在內都存在經費短缺等困難。但科大與之相比，這種困難相差的不是一個數量級。

熊：盧嘉錫、周光召兩任院長期間，中科院的經濟狀況都不太好。直到1990年代末，“知識創新工程”啓動後，情況才得以好轉。

施：1990年代的科大生物系經歷了一段艱難時期，不但基礎設施依舊落後，骨幹教師也在流失。先是徐詢老師因不適應合肥氣候而回到了福建（1990年），然後，系主任壽天德因家庭原因回到了上海（1997年）。與此同時，不少資深教師也陸續到了退休年齡。最終，系裏只剩下了一些資歷相對較淺的教師。

第四階段（1998-至今）：建立生命科學學院

搭建公共儀器平台 引進優秀人才

施：1990年代後期，國家經濟形勢好轉，對科學、教育的投資加大，包括科大在內的多所高校加大了發展步伐。科大生命學科也抓住了這個機會。1998年，正式成立科大生命學院，由我擔任第一任院長。

在此前後，科大先後入圍教育部的“211工程”、“985工程”和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得到的經費支持上升了一個較大的台階。令我們受益最多的是學校搭建起來的公共儀器平台。

熊：此前科大難道沒有？

施：此前，中科院每年都給各研究所配備最好的儀器設備，而這些卻是同屬於中科院系統的科大所不能享有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科學院、教育部、財政部三方推諉，而科大深受影響。

千禧年前後，教育界與科學界在引進人才方面也展現出一些新氣象：科學院推出“百人計劃”，教育部設立“長江學者”。迫於生命科學學院成立初期教師隊伍的凋零，我們比其他學院更早地引進了人才——先後引進了姚雪彪、吳緬、田志剛、史慶華、周江寧、向成斌、孫寶林、劉海燕等人，姚雪彪、田志剛、史慶華、劉海燕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家傑出青年基金資助，其中田志剛於今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隨着國家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合肥的城市面貌也日益現代化，原來不願意回國的學生回國了，有一些到了科大，到了生命科學院。不僅如此，若他們在國外沒能做出較好的科研成果，即使想回國也還無法獲得一席較好的位置呢。這裏面體現了人才引進與國家發展之間的密切聯繫。

不同階段的特點

熊：您對科大生命科學幾十年的發展做了梳理，並對第一個階段的特點做出很好的總結。請您對後面幾個階段也做些總結。

施：第二個階段，生物物理系併入物理系成為生物物理專業。系裏的老師們大多是留校的1959級、1960級畢業生。此時我們已遷入合肥，大家在一起商量學科發展方向，最終達成了堅持辦學、瞄準前沿、緊抓教學的一致意見。

第一個特點依舊是瞄準前沿。陳霖是老五屆回爐生，他在科大任教時就開始研究認知科學，屬國際上較早一批研究者，他逐漸培養出一批做認知科學的學生。壽天德研究神經生物學。他讀書期間也沒有受過很專業的訓練，後來到中國科學院生理所進修視覺生理學，再後來在視覺學科裏做出了成績。

第二個特點是團結。生物系致力於發展前沿學科，當時並不被國內的同行看好，老師們年輕資歷淺，申請經費與國內重大科研項目時困難重重。生物系老師的凝聚力極強，最終想出了由一位老師牽頭申請課題，其餘老師提供最大幫助的辦法爭取到了多個課題。徐詢、王培之與我三人分別申請的課題 均得以入選“863計劃”。

第三個特點是加強所繫結合。徐詢老師主講生化課，幾乎每年都邀請生化所的研究員來給科大的學生上課。生化所的老師引進原版教材授課，1977—1981級的學生受益頗多，在CUSBEA考試中屢獲佳績。我們還連續五、六年邀請樑棟材先生過來教蛋白質晶體學。每次梁先生都會在學校住一個多月，給大家上課。後來我們把牛立文、滕脈坤送到梁先生實驗室進修，在之前派往所裏進修的學生明確表示無法建立起蛋白晶體學的情況下，他們倆硬是一點一滴的建立起了蛋白晶體學。在梁先生的嚴格要求下，牛立文學得很好，四年碩士畢業後便回到生物系接替梁先生講授蛋白質晶體學，講得非常好，在國內是很有特色的課程。

熊：你們主要與生化所還是生物物理所進行“所繫結合”？

施：與生化所和生物物理所都有較多交流。

熊：鄒承魯先生是不是較少來合肥講課？

施：雖然兼任過一段時間的副系主任，但鄒先生與科大的關係不密切。梁先生與生物系聯繫更緊密一些。

第三個階段是生物物理專業從物理系分出，成立生物系。這時我們眼界寬闊了一些，不再侷限於生物物理，而是把專業擴展為三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生物物理學與神經生物學。

熊：學科是不斷變化和拓展的。最初生物物理系主要研究宇宙生物學、放射生物學，到後來成立生物系時，你們就沒把它們當成主要學科了？

施：沒有。我再補充一點，早年畢業的學生（包括1958、1959、1960級），有一批被分到了生物物理所，另一批被分到了五院，後者對中國早期的載人航天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楊利偉乘神舟五號上天時他們大部分人都退休了，但他們實際參與了這批宇航員的選拔和培訓，並搭建起基礎框架，我這裏有一張他們與楊利偉的合照。

圖6 2008年10月15日，部分科大6012級同學和楊利偉合影

熊：我接觸過507所的人。有點可惜的是，做放射生物學和宇宙生物學的，有不少沒怎麼發表文章。

施：那個時候做這些項目不容易發文章，而且宇宙生物學是大科學項目的一部分，有別於一般的科研。

熊：我接觸過生物物理所做放射生物學的研究人員。他們追蹤生物接受輻射之後的生理變化，追蹤時間長達十年、二十年，但又因為涉及保密，一直都不能發文章。他們自己對此也感覺很遺憾。

施：我們科大這邊後來沒人做這方面，一沒條件，二沒相關性。

熊：你們當年還是有很多人學這兩個專業。

施：我們學的專業課比較簡單，沒涉及多少精深的知識。當時宇宙生物學等並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

熊：對當時的生物物理所來説，放射生物學非常重要。它有專門的研究室？

施：對，有個研究室。

熊：但是對學校來説它並不算一門學科？

施：在當年沒有。第四個階段，生物系開設了“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和“生物物理學與神經生物學”三個專業方向後，我們的強項依舊與生物物理相關，如結構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其他領域就不太強。成立生命學院的時候，我們重點引進了從事細胞生物學的人才，像吳緬、姚雪彪等；神經生物學方面，壽天德侷限於電生理研究；周江寧與醫學結合；免疫學方面，引進了田志剛、魏海明，自此學科的方向開始變得多樣化。

發展思路

熊：建立學院之初，你們還是一個規模很小、面很窄的機構，僅僅經過十來年，你們即成果疊出，變得全國知名。這應當説是比較成功。我很想了解你們的發展思路，以及具體的做法。

施：我只當了一屆共五年的院長。然後牛立文當了一屆、田志剛當了一屆，再下面就是薛天——現在的院長。當然我們有自己的發展思路，但我認為，生科院的發展，首先應歸功於整個的形勢。如果沒有“211”、“985”、“知識創新”這些工程保證公共實驗平台的建設，沒有中科院的“百人計劃”、教育部的“長江學者”計劃、中組部的“支持”等保證人才的引進，很難想象生科院的發展。甚至國際形勢也很重要。我們前面培養了那麼多的學生，請都請不回來；2008年美國、歐洲發生金融危機，科研經費申請困難，願意回來的人也就越來越多了。這些外在的形勢，我覺得是最主要的，學校、學院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下面我談談自己的發展理念。科大沒有像北大清華有那麼多的經費。我認為，要辦好學院，引進好的人才是第一位的要務。有了人你才可能申請到錢，對不對？然後才可能發展新學科方向。

第二，要注意拓展新的學科生長點。我們原來只有生物物理專業，且主要為宇宙生物學、放射生物學方向；變成生物系後，先是把方向轉變為結構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尤其是電生理學），然後又把方向往細胞生物學、免疫學、遺傳與生殖生物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方向拓展。為了發展新的學科生長點，我們注意引進這方面的人才，譬如姚雪彪、吳緬等就是細胞生物學方面的人才，田志剛是免疫學方面的人才，史慶華是遺傳與生殖生物學方面的人才，向成斌是植物學的人才。再後來我們又引進了更多領域的學科帶頭人，而學院的研究面也就越來越廣泛了。

在建設公共實驗平台、引進人才方面，領導班子的作風很重要。作為領導，一定不能有私心，不能只是為了擴張我自己的方向、擴張我自己的實驗室，不能只是考慮我這個專業和我個人的發展。必須考慮大家的發展，整個學院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服眾，才能避免衝突。應當説，生科院的幾屆領導班子總的説來還是不錯的，因而學院在大部分時候都比較和諧。

熊：外在形勢、國家發展的大背景當然重要，可很多機構都面臨同樣的背景啊。發展狀況迥異，恐怕更多的還是取決於各自的理念和措施。

施：我只幹了一屆，2002年我60歲就不幹了。這段時間，我的觀點是：第一，在其位必須謀其政。就我個人而言，我的本職工作原本只是做好自己的教學和科研。做了院長後，就必須考慮考慮大家的利益，就必須考慮學院的發展。譬如，要爭取資源蓋生物樓、建公共實驗平台、引進人才等。若在其位不謀其政，就必然會耽誤大家的事。我現在對某些人有批評，主要是説他們不作為，在其位不謀其政。第二，在其位時，你不能為自己謀利。第三，許多事情都要提前做準備。中國的事情，要麼不來，要麼突然來，譬如突然叫你申報什麼，或寫一個報告或規劃，只給你一兩個星期的時間。你要是事先沒準備，沒計劃，這個機會很可能就丟掉了。

新聞來源：中國科大生命學院。標題為新創基金會修改。以上系《中國科大生命科學六十年》和《回望一甲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命科學訪談錄》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科大新創校友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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