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30：市場化的南派國企_風聞

本文嘗試分析一下在珠江口東岸地區創新網絡中，國企，或者説具體指南派國企，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在2011年所撰的《深圳自主創新史》中，我們曾將深圳的創新產業發展，概括為三個時代：賽格引領時代、華為引領時代、騰訊引領時代。現在回頭看來，這樣的歷史分期法顯然是有很大問題的，比如，是否存在一個“騰訊引領時代”，這是有疑問的；而用“賽格引領時代”來概括1997之前深圳電子工業的發展，似乎也不夠準確。

但在深圳電子工業發展的初期，確實存在着一個以國企為主導的階段。

一

1990年代中後期，學術界曾使用“南派國企”的名詞，用以總結珠三角地區若干介入科技製造領域的國有企業如康佳、長城、賽格、三九、TCL、格力、之特點。

所謂“南派國企”，據總結有幾個特點：國家並無巨大規模的投資，而是以較小的投資，從小企業發展起來；企業並非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成長壯大，而是經受了市場經濟的洗禮，經過殘酷的市場競爭而發展起來；這些企業由一批優秀的國資經理人帶領下才得以發展壯大，並建立了較為適應市場需要的公司治理結構。

我倒是認為南派國企的定義可以稍微放寬一點，不僅限於地方國企，也不僅限於1980年之後發展起來的國企，也不僅限於科技企業。凡是在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下靠提高競爭力而發展起來的南方國企，皆可稱之為“南派國企”。

這裏面自然包括一些央企，既包括在香港這個自由市場經濟中成長起來的央企如華潤、招商局、港中旅，也包括在深圳特區的市場競爭中發展起來的央企如中航深圳集團、華僑城集團（含康佳集團）、中廣核、招商銀行、三九集團、長城科技、中海地產等。

當然更多是地方國企，這包括廣東的粵海集團、深圳的賽格集團、先科集團、特發集團、深業集團、農產品、深國投等，珠海的格力、華髮集團等，廣州的越秀集團、萬寶電器、廣藥、珠江啤酒，惠州的TCL、麥科特，佛山的健力寶集團、國星光電、佛塑科技等等。

有成功的典型，也有失敗的教訓。有些國企消失了，有些則轉製為混合所有制或民企。這些都應該是市場經濟的常態。但從這些市場變遷的常態中，我們也可以總結出一些規律。

**其一，**那些在市場競爭中有出色表現的南派國企，大都是尊重市場規律，認真研究市場需求，重視人才和技術研發，開發出適銷對路的產品。而被淘汰者，除了產業或行業大變遷的因素之外，則往往是跟不上市場變化的要求。

**其二，**南派國企中的優秀者，大都改變了原來僵化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進行了股份制改革，建立了健全的董事會、經營班子和監事會的權力分立機制，採取了合適的薪酬激勵制度，有些甚至採取了“期權激勵制度”、“員工持股制度”，許多南派國企選擇通過上市來改革內部治理結構，而其中的TCL則最後實施了MBO計劃。

**其三，**在市場上走得較遠的南派國企，確實也有偶然因素，即幸運地遇到了選擇了一些有超強企業家精神的國企職業經理人，這比如招商銀行的馬蔚華、TCL的李東生、中興通訊的侯為貴、格力集團的朱江洪、董明珠等。而有些國企之所以家道中落，也往往是由於上級主管單位不恰當地介入國企領導人更迭，選用了能力不強的幹部所致。

**其四，**以深圳的國企為例，無論是央企還是地方國企，都積極地參與了深圳每一波的產業發展，尤其是創新產業發展，並在產業發展興衰的規律中，找到了企業的生存路徑。

在1990年代初期，深圳電子產業發展的重心是當時市場紅火的視聽電子產品。這是“先科”大賺其錢的時代，康佳和TCL這樣的國企也因而可以成為中國彩電市場的霸主。而賽格集團所重金投入的彩管和玻殼項目，也正是彩電的核心零部件。TCL後來進入的面板行業，是同樣邏輯。

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深圳電子產業發展的重心是計算機生產。那也是為電腦提供重要零部件的深圳開發科技的黃金時代。聯想集團其實也是一個身在北方的南派國企，柳傳志創業之前，曾拎着皮包在深圳倒賣電腦，這應該是他的市場意識的最初來源。

但是當深圳電子工業的重心轉到了手機時代時，南派國企幾乎全都退出了，或者説跟不上了。康佳、TCL都曾推出過其手機產品，但最終都失敗了，退出了市場。

其五，當時的南派國企，具有最熱情的積極性與外資進行合作或合資。康佳和TCL最初都是中港合資的電子工廠，先科與荷蘭飛利浦合作，賽格與三星、日立以及意法半導體等等。通過中外合資與合作，這些國企獲得了當時先進的技術和管理輸入，迅速打開了自己的眼界，提高了自己的全球市場競爭力。

南派國企是否後來整體衰落了？或者説再後來，南派國企已與北派國企混同化了，不再有“南派國企”這一概念？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二

我們大約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深圳創新科技產業最初的發韌，即是從電子工業開始；在深圳最初發展電子工業時，在一窮二白之時，率先在在深圳投資電子工業的，即是國有企業，既有央企，也有地方國企；它們在深圳生根發芽，看中的是可以在最早打開國門的深圳特區，獲得資本主義體系的資金、技術，以及先進的電子元器件，而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獲得了發展機會。

當然不僅僅是國有企業，深圳的民營科技企業也在這一過程中創業和發展起來，也同樣是通過與外資企業的合作，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在這過程中超過國有企業成為主力軍，並進一步將自己納入到全球價值鏈之中，使深圳最初成為全球價值鏈的末端——生產基地，後來又提升為亞洲生產網絡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部分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科技巨頭，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鏈主企業。

雖然現在的深圳科技製造企業中，國企已不再居主要地位，但仍然是重要組成部分，比如中興通訊（仍然具有國企性質），以及中航國際旗下的天馬微電子、深南電路，賽格旗下的賽意法、深愛半導體等，仍然是深圳ICT產業鏈上重要一環。我們更不能忘記的是，在篳路藍縷之初，南派國企為深圳科技製造業立下的汗馬功勞。

如之前文章所述，從梁湘、李灝、厲有為等人決定發展深圳電子工業開始，就不斷有央企或國企南下深圳發展電子工業，在深圳建市後的前十年扮演了深圳工業的主要角色。這其中，以帶有電子工業部、航天工業部、中科院基因的支系企業為代表。

其中電子工業部支系企業，最早的是1979年，當時的第四機械工業部（即後電子工業部）從廣州750廠抽調一批技術骨幹到深圳組建深圳電子裝配廠，這就是後來的深圳愛華電子有限公司。

電子部系統企業，除了賽格之外，還有中國最早的計算機生產企業長城計算機，中國最早的音視頻企業先科電子等等，當然賽格集團和先科集團後來就成為深圳地方國資企業，在深圳電子工業發展中，承擔了鋪路石角色。

賽格集團的首任和第二任董事長馬福元、王殿甫（他們兩位原都是電子工業部的幹部）在80年代到90年代力推的四大基礎工程，彩管、玻殼、半導體、晶體管，它們是大型國企和外資兩股力量的合力。類似的還有先科和飛利浦，長城和IBM，他們一度精誠合作，最後又大都分道揚鑣。

賽格集團的四大工程：

第一大工程是中日合資的彩管項目。1989年5月，賽格集團以企業名義與日本老牌電子企業——日立公司合資興辦了“賽格日立公司”。該項目總投資1.6億美元，年產量初定為160萬隻彩管，這在當時是國內彩電行業屈指可數的大型項目。有數據顯示，從1991年開工之日起至2004年7月，賽格日立累計生產出54釐米彩管3000多萬隻，到2004年1月9日，賽格日立提前歸還了貸款本息合計1.75億美元。是中國彩電行業早年的領軍型企業。

第二大工程是為賽格日立彩色顯像管配套的玻殼項目，中電康力玻璃有限公司。這也是一家與韓國康寧玻璃合資（中國電子是第一大股東，持股40%）的公司，成立於1989年8月20日，註冊資本4400萬美元，總投資達23億元，生產15英寸到36英寸的彩色顯像管玻殼，生產規模達到年產1380億隻。該項目在當時是我國上世紀80年代電子工業一次性投資最多、規模最大的電子企業，也是廣東省的超大型企業。

賽格中康項目1992年底投產運營。到1994年，中康公司當年即實現產值4.22億元，銷售收入3.7億元，1995年實現利潤1.19億元，是當年深圳的盈利大户。

深愛半導體及賽意法集成電路項目，在《于幼軍與深圳芯片產業》一文中已有涉及，不再詳述。

如果説賽格歷史上四大工程對深圳電子產業發展的作用和貢獻，都隨着市場競爭加劇，以及產業變遷而已日漸被人淡忘的話，它的第二大貢獻，深圳電子配套市場的產生和發展，至今仍福廕着深圳以及華南整個電子行業。

先科集團則是葉華明的主要作品。1984年5月7日，深圳市政府批文同意籌建“先科”公司，而葉華明則決定引進激光視盤機產品，1984年11月，深圳市政府組團隊考察荷蘭飛利浦公司，就LD視盤的生產和技術轉讓、視盤放送機的組裝及技術轉讓達成協議，這是先科公司也是深圳市首個高科技產品引進合同。1986年先科工廠在八卦嶺工業區動工，1988年先科又與飛利浦成立合資公司，1989年先科生產出中國第一張激光視盤，1990年8月生產出中國大陸首張CD，1991年3月生產中國大陸首張LD視盤。

1990年葉華明辭去深圳市科委主任職務，之後於1992年12月成立先科企業集團，出任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1994年先科研製生產中國大陸第一台VCD，1997年又研製出中國大陸首批DVD放送機和光盤。

先科集團是1990年代末深圳國資的代表性企業之一，可惜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就迅速衰敗了。

航天工業部支系企業最初主要是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1983年11月其和北京計算機總公司聯合投資成立的全國第一家液晶顯示器及液晶模塊設計與製造的專業公司——深圳天馬微電子有公司，後來又興辦軟件企業中航電腦公司，以及生產印刷電路板的深南電路有限公司，以及現在中興通訊公司的前身中興半導體公司等等。中航技（現中航國際，中航工業集團旗下唯一民品子公司）旗下企業組建了深圳中航集團，佔到了中航國際半壁江山。

1987年，深圳中航（當時叫深圳工貿中心）與331廠聯合創辦深南電路公司，雙方除投入少量的註冊資金和開辦費以外，沒有在設備和技術上投入一分錢。而是由雙方擔保，通過銀行以租賃的方式借得180萬美元。從美國引進生產多層印刷線板的設備、技術和原器件。五年還本付息後，深圳中航成功獲得了價值1300萬人民幣的深南電路公司的產權。此時的深南電路，產品達到了美國軍標和UL標準，國內外市場一致看好。當時國內生產導彈需要進口的柔性線路板也由深南取代。未花國家一分錢，辦起一個高科技廠，還直接為航空科研生產服務。這在當時的航空工業部下屬企業中還是首例。

中科院系企業有1985年成立的中國科健有限公司（該公司1994年上市，成為深交所第一家上市的科技公司），以及深圳聯想電腦有限公司等等。

此外總參通信兵部在深圳投資成立洪嶺電器加工廠（即深圳電器有限公司）

除了國家部級單位早年佈局深圳之外，內地各省市電子工業部門也都有紛紛在深圳落子。比如廣東電子工業局、哈爾濱無線電四廠、南京無線電集團公司等。

大批國企駐地深圳，為一窮二白的深圳帶來了第一批創業人才。

1979年下半年，掀起了一股廣東省以及國家各部委、局在深圳佈局企業的風潮，這一年來到深圳的廣東省屬企業包括：7月30日，省電子局決定，在深圳特區建立對外加工生產基地，將粵北三間小三線廠（8500廠，8532廠，8571廠）遷至深圳組建新廠；9月18日，省計委批覆，同意在深圳市設立廣東省電子裝配廠，隸屬省電子工業局領導。9月29日，省計委批覆，省電子裝配廠改名為深圳華強電子工業公司（華強集團後來私有化）。

1979年3月15日廣東省華僑農場管理局與香港港華電子企業有限公司在北京簽約設立光明華僑電子工廠。當年12月，經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批准，深圳特區華僑城經濟發展總公司再次簽約與香港港華電子企業有限公司合資經營，成立一家合資企業“廣東光明華僑電子工業公司”，主要生產經營收錄機，電視機等產品。廣東光明華僑電子工業公司由此成為深圳第一家合資企業，它也是後來深圳康佳集團前身。

也有人指出，大多國企在最早移植深圳之後，雖很快地利用了當時的市場機遇和政策之便，將體制內的資源和優勢快速變現，成就了早期的輝煌，但是到了發展的中後期，身上的國企基因最終還是影響和決定了他們最終難以走出侷限，衰退甚至衰亡成為他們中大多數的宿命。

而中興通訊的命運，則有異於這些大多數。它出身國企，帶有體制內的餘温，但又不迷信和過度依賴體制的庇護；它充分地參與市場競爭，包括與全球最強悍的跨國公司競爭，從而使自由市場經濟的種子一開始就植入了他的體內，使其與生俱來的國企基因發生化學反應，並最終改變和優化它身上的特質。

三

南派國企的意義絕不僅僅是作鋪路石，“化作春泥更護花”，為深圳ICT產業打下最初的產業經驗沉澱、人才基礎和與外資合作、加入全球產業鏈的路徑，更重要的是，由於它們高度追求市場化發展路徑，因此為深圳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成為中國市場經濟制度最成熟的城市，做出了探路者的貢獻。倘若它們，尤其是其中的央企，一心只追求吃政策飯、獲得超額壟斷利益，那它們將成為深圳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最大阻礙力量。所幸的是，它們大多沒有。

而深圳在中國大陸最像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是生成深莞惠地區創新網絡的最核心的制度基礎。

深圳何以市場化？其中一個主要的推力，便是深圳政府在前30年裏，不斷地主動進行政府改革和國企改革。

從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以來，深圳政府進行了不下十輪政府機構改革。其中最關鍵的我認為是1981年進行的第一次政府機構改革（而不是後來的行政三分改革和大部制改革，儘管後者在全國產生巨大影響），撤併了十幾個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國內許多研究者不明白這一行為的重要性。正是因為政府改革，取消了許多管理中觀和微觀經濟的部門，使得政府想要干預中微觀經濟就會缺少抓手。

深圳市自1997年起開始進行第一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之後陸續進行了八輪，持續地削減行政審批事項。這是從制度上斬斷政府不消停的手。當然其具體的成效尚需客觀評估和深入研究。

而由於國企改革，使得政府失去了干預中微觀經濟運行的動力。內地許多城市就是因為保有太多國有企業，而為了保護這些國有企業的利益，而頻頻地干預市場。

改革開放頭30年裏，深圳至少進行了多輪國企改革。我認為其中較為重要的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改開初期（梁湘-李灝時期），對於國有企業的定位，是為市場競爭的主體；集團化改革；在裁撤中微觀經濟管理部門的同時，將部分行業管理功能交給國企來實現。

第二次則是在李灝及厲有為-李子彬時期，主要是對國企進行股份化改制（後期甚至進行了員工持股試驗），並推動國企上市。這一輪改革後，深圳幾乎所有競爭性領域的地方國企均成為公眾上市公司，事實上是進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三次則是2003-2010年，深圳市進一步推動了國有企業的改制、佈局調整、機制轉換、資本重組等的改革。這一輪改革中，深圳對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佈局和結構調整，對在競爭性領域包括工業、貿易、建築、服務等行業的大量的劣勢國有企業，通過員工持股、改制等方式，轉變成了混合所有制企業，實現了國有資產的退出，剩下的少數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基本安全運營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領域。而後者則都發展成為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且持有若干上市子公司。部分國有企業通過上市公司的股權運營而進行佈局調整，甚至引入了外資大股東。

在這次改革中，撤銷了之前的三家國資管理公司，由國資委對市屬國有企業直接行使出資人的權利，並意圖使國資委變成中國的“淡馬錫”。當然結果可能出人意料，“深投控”在市國資委管理的十數家地方國企中一家獨大，最後不是“國資委”，而是“深投控”，成為了“中國的淡馬錫”。

這三輪國企改革，尤其是後兩輪，事實上相當程度地消解了“南派國企”這一概念。因為市場上所認知的“南派國企”，主要還是在競爭性產業領域的著名品牌企業。當深圳國資佈局大規模退出競爭性領域後，使得南派國企在深圳的陣容大減，只剩下中航深圳、華僑城（包括康佳）、三九集團（後被華潤集團收購）等央企團隊。

如果到此為止，南派國企也算為深圳的市場經濟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功成身退。但問題在於，深圳在全國最像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近年的國企（重新進入諸多競爭性領域），會對深圳的市場經濟制度環境帶來何種影響？而這會對東岸地區創新網絡造成何種影響？這是值得認真對待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