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再勝｜面對互聯網廠的“算法治理”，“打工人”該往何處去？_風聞

編者按

近年來，在全球化、信息化、工業化、城市化的大時代背景中，勞動與勞動者的問題變得相對複雜化，圍繞相關議題眾説紛紜，但人們的核心關切無疑是明確的——如何讓勞動者重新獲得支配勞動的自主、自在、自由？“五一”勞動節之際，我們有必要重現思考這個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探索與爭鳴》近年來就互聯網勞動、數字勞動、情緒勞動以及“躺平”等問題，策劃了一系列專題討論。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時代的三重價值危機，並就“資本”針對這三重危機的應對策略而提出了數字勞動做出反抗的可能路徑。編輯部特刊出此文，與讀者共同思考。

面對互聯網廠的“算法治理”，“打工人”該往何處去？

黃再勝｜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5期

原題《人工智能時代的價值危機、資本應對與數字勞動反抗》

為方便閲讀，有刪減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近年來，隨着信息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化生存”已經成為人類生產生活的常態。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與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合發展，催生數據革命和智能經濟新形態，人類正加速邁進人工智能時代。各種算法等數字機器（digital machine）的出場，推動當代資本主義進入數字資本主義新階段。與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如影隨形的“機器問題”，在“這一次真的不一樣” 的驚歎中捲土重來，智能機器取代人的潮流正勢不可擋，資本家夢寐以求的不需要“勞動的火焰籠罩着”的無人經濟似乎不再是遙不可及。

就資本主義價值運動而言，人工智能時代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生產，不僅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實現產生現實挑戰，而且基於共有的網絡協同生產（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實踐，使得其價值本體性遭遇前所未有的生產關係變革的衝擊。利用數字機器的算法生產力，資本開始新一輪時空修復和剝奪性積累，竭力實現對大眾生命政治活動的吸納和人類生活經驗的價值化，以不斷維繫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價值構式。面對日益加深的數字奴役和算法操控，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解放，既需要警惕“無用階級”等技術悲觀論思潮，又要摒棄技術加速主義的數字烏托邦幻想，探求更加切合實際的鬥爭策略和反抗路徑。從根本上講，借鑑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數字勞動觀，洞悉人工智能時代資本主義價值運動的實踐邏輯，科學揭示其內在矛盾、剝削本質和勞動反抗路徑，不僅是開闢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題中之義，而且對於推動新時代中國智能經濟高質量發展不無鏡鑑。

人工智能時代價值運動的三重危機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通過對勞動的吸納和規訓，不斷地用對象化勞動吮吸活勞動，以實現剩餘價值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進入人工智能時代，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智能化、商品形態的數據化以及網絡協同生產的共有化，正使得當代資本主義價值運動遭遇前所未有的窘境。

（一）資本有機構成趨於無限大與“價值形成危機”

自工業資本主義以來，無償佔有他人的剩餘勞動，是資本增值運動的基本邏輯。在資本主義價值運動的無限擴張中，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促使“資本的趨勢是賦予生產的科學的性質，而直接勞動則被貶低為只是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普遍應用導致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卻使得資本增值運動遭遇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即“一方面，資本喚起科學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樣也喚起社會結合和社會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財富的創造不取決於耗費在這種創造上的勞動時間。另一方面，資本想用勞動時間去衡量這樣造出來的巨大社會力量，並把這些力量限制在為把已經創造了價值作為價值來保持所需要的限度之內”。換言之，資本在追逐自我增殖過程中，卻不可避免地引致商品價值實體“空殼化”的致命矛盾。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一旦完全自動化生產成為可能，實現了“死勞動對活勞動的最徹底替代”，商品生產中活勞動因素消失，資本有機構成趨於無限大，商品價值賴以形成的實體基礎自然化於無形。退一步講，即使刻意去維繫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價值構式，也必將產生一種甚是荒唐的情形：一方面，產品供給極其充裕；另一方面，又因無人問津而導致生產絕對過剩。普遍勞動者連出賣自身勞動力的“自由”都不復存在，又何以獲得收入用以消費！正因如此，最終消費需求日益萎縮，引發資本循環中生產和流通環節的斷裂，必將使資本主義遭遇“經濟奇點”（economic singularity），進一步將商品固有的內在矛盾對立推向極限：一方面，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各種財富得以充分湧流，經濟稀缺讓步於經濟過剩；另一方面，商品生產的價值構式日趨萎縮，資本主義價值運動的社會實在性不斷被侵蝕。於是，“資本也就促使自身這一統治生產的形式發生解體”。

（二）信息（認知）商品零邊際成本與“價值實現危機”

美國社會學家傑里米·裏夫金在暢銷書《零邊際成本社會》中預言，隨着資本主義市場競爭和技術創新，生產力發展終將躍過“終點線”，即商品生產邊際成本趨向於零。實際上，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資本主義社會進入認知資本主義新階段。信息（認知）商品生產成為資本逐利和資本積累的主要場域。相比於傳統的有形物質產品，信息（認知）商品具有典型的消費非競爭性，邊際複製成本極低甚至可忽略不計。

從商品內在矛盾的現實運動看，信息（認知）商品的零邊際成本特徵，使其商品價值決定和價值實現呈現新情況新表徵。對此，自治馬克思主義強調非物質勞動的特殊性，即工作投入與日常生活的日益融合，武斷地認為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已經不復存在。因此，進入認知資本主義階段，信息（認知）商品的價值決定已經陷入“度量危機”（crisis of measurability）。而保羅·邁森則認為，信息（認知）商品生產的零邊際成本，只是意味着其價值形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微不足計。供給充裕的信息（認知）商品生產會因遭遇“定價危機”和“利潤枯竭”而使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走向瓦解。

美國社會學家傑里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無論是從商品生產過程看，還是從商品流通過程看，一定量的活勞動投入始終是商品價值形成的實體基礎。在筆者看來，在探尋信息（認知）商品價值形成的實體因素時，上述論斷都混同了產品複製成本和商品再生產成本，只強調其邊際勞動投入，而對從構唸到商業化應用的整個產品生產週期全部勞動耗費幾無論及，在此基礎上得出信息（認知）商品價值歸零的錯誤結論。

實際上，軟件開發等商業實踐表明，信息（認知）商品複製成本雖然極低，但開發的初始成本卻往往高得令人咋舌，需要大量的複雜勞動投入。從一段時間以來社會熱議的IT界“996”現象，就窺見一斑。從商品的價值總量看，信息（認知）商品價值形成的實體基礎應該是從研發、量產、維護到更新的全部勞動投入。信息（認知）商品的個別價值，就是其商品價值總量在社會有效需求量中的均攤。相比於有形的物質商品，信息（認知）商品價值運動面臨的挑戰，既不是自治馬克思主義所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缺場；也不是保羅·邁森所強調“零邊際成本”引發的市場定價困境。從商品兩重性的對立統一看，真正的問題在於：在諸如軟件、創意等信息（認知）商品生產中，由於其複製成本極低，客觀上造就了潛在用户不經市場交換就佔有使用價值的消費可能。如此，信息（認知）商品基於交換價值的生產流通難以維繫，資本主義價值運動的市場基礎也就會隨之動搖。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互聯網平台經濟快速崛起引爆了數據革命。藉助數據分析挖掘形成的數據商品和服務，成為資本競相逐利的新寵。相比於圖書、唱片等傳統信息（認知）商品，數據商品的數字化生產和流通，可以在輕鬆的鼠標點擊瞬間完成，因而具有更加徹底的零邊際成本特徵。在“自由、免費、共享”等互聯網文化衝擊下，數據商品生產和數據資本價值運動，自然面臨更具挑戰性的“價值實現危機”衝擊。正如克里斯·安德森所言，“在數字化市場上，免費總是消費者能得到的一種選擇⋯⋯早晚有一天，數字產品王國的生產者會發現，他們一直在和免費作鬥爭”。

（三）基於共有的網絡協同生產與“價值存在危機”

“商品具有價值，是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從本體論上看，價值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其存在的前提就是人類物質生產中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普遍對立。一旦私人勞動無須通過市場交換的社會確證（social validation)，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社會分工下的勞動產品直接構成社會財富的元素，價值存在的社會生產關係基礎就會自行消失。如此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際限度不再是資本過度積累和生產相對過剩危機，而恰恰是價值本身的存在性危機了。

自工業資本主義以來，資產階級千方百計地通過對生產資料的剝奪性積累，不斷製造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不遺餘力地拓展人類物質生產商品化的時空域，以維繫資本主義資本運動的價值構式。進入認知資本主義階段，從事信息、知識、符號、情感和關係等生產的非物質勞動成為財富創造的霸權形態，資本對“普遍智能”的攫取愈發普遍而顯著。隨着信息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基於通用公共授權（GPL）和Linux式對等生產，對大眾“認知剩餘”聚合和利用而形成的“橫向規模經濟”，顯示出巨大的財富創造潛能。維基百科、免費開源軟件（FOSS）等成功實踐，無不展示出人類物質生產以社會共有邏輯替代資本邏輯的現實可能。並且，在基於共有的網絡協同生產模式中，自主的、分佈式和全球接入的勞動分配替代了資本控制下的勞動分工，極大地激發了大眾創造潛能。3D打印技術的不斷成熟和推廣應用，則進一步為人類有形物質產品生產開啓協同共享的“大眾生產”模式提供了新空間。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數據作為“新石油”，成為人類財富創造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數據的要素屬性天然地排斥資本邏輯推動的“數字圈地”、數據壟斷和數據資本化。畢竟，作為“普遍智能”物化的海量數據只有作為全社會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才能最大效率地被挖掘分析利用，實現其使用價值的充分釋放。正如塗子沛所言，“數據就像基因，掌握一個人的一個基因價值不大，但若掌握一個人的至全部人的全部基因，那價值就巨大了”。僅從大數據意義上講，人工智能時代生產條件和勞動的社會化進一步發展，“產品不再是單個直接勞動的產品，相反地，作為生產者出現的，是社會活動的結合”的生產特徵得以充分彰顯，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實踐理性也就愈發顯得狹隘了。

人工智能時代價值危機的資本應對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為應對“財富系統膨脹”和“價值系統萎縮”矛盾發展的多重挑戰，資本化“危”為“機”，利用數字網絡技術進行新一輪時空修復和剝奪性積累，竭力開闢“竊取他人剩餘勞動”的新空間，不斷推動大眾生命政治活動和人類生活經驗的價值化。其結果是，在數據革命浪潮中，資本對數字勞動的吸納和規訓以及對“普遍智能”的攫取和壟斷，悄然將資本主義價值運動危機化於無形。

（一）“價值形成危機”的資本應對

資本主義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導致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從資本價值運動過程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造成了“資本沒有意識到的矛盾”，即資本一方面“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成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財富的唯一源泉”。但生產技術擴散實踐表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是一個漸近的動態過程。就全社會商品價值形成而言，只要不同部門資本有機構成有高有低，資本就可以通過社會總剩餘勞動在部門內和部門間的按比例分割，來克服機器替代勞動而導致商品價值實體的“空殼化”。同時，資本不斷開闢低資本有機構成的新行業新部門，以儘可能地佔有更多的他人剩餘勞動，來對沖高資本有機構成部門中活勞動的減少對商品價值實體的侵蝕。二戰後，發達國家服務業興起，國際資本輸出對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變相盤剝”，以及時下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方興未艾，都是資本不斷進行的“新地理大發現”，用以化解因資本成機構成提高而引發的“價值形成危機”。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受制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機器應用的狹隘性，智能化機器體系的應用在較長時期內只是侷限於部分國家、局部地區和某些行業。進而，“機器取代人”不會對資本主義商品價值形成產生根本衝擊。因為受平均利潤率規律支配，單個資本參與社會總資本所佔有的剩餘勞動總量的分割，能夠很大程度上對沖智能化生產中商品價值實體的“空殼化”。正因如此，近年來，發達國家資本一邊不遺餘力推行所謂的工業4.0戰略，加速“機器換人”步伐；一邊又費盡心機地故伎重演，不斷尋找“竊取他人剩餘勞動”的新方式新路徑，以便把財富生產系統和價值生產系統的失衡控制在資本價值運動的有限基礎之上。

首先，歐美發達國家竭力維護和強化資本主導的新國際分工體系，通過勞動外包和技術輸出，以極不公正的國際貿易條件，不斷抽取廣大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剩餘勞動。正如福克斯指出，蘋果手機等信息數碼產品外表時尚光鮮，但其“從頭到腳”無不被“勞動的火焰籠罩着”，這些勞動包括非洲剛果金礦工的非人般奴役、中國富士康操作工單調重複的體力勞動、印度呼叫中心女員工泰勒制化的情感勞動，以及美國本土編程人員看似自由但工作卻極不穩定的腦力勞動等。在此背景下，隨着資本結構趨於無形化和金融化，在無須大規模生產投資和僱傭工人的情況下，跨國資本的盈利性卻得到極大改善，其利潤中來自外圍世界的比例日益增大。

其次，資本緊緊抓住信息網絡技術發展的歷史契機，竭力開闢“死勞動吸納活勞動”的新場域和新途徑。一方面，從資本剝削勞動的廣度看，智能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催生形態各異的數字勞動，從網絡眾包中的微勞動（micro-work）到平台用户的免費勞動，生產與消費、工作與閒暇、勞動與娛樂的界限日益模糊，資本的觸角從工作場所擴展至社會的每個角落。進入人工智能時代，資本不再滿足於僱傭勞動制下對人們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吸納，而是憑藉平台壟斷和數據抓取，實現對大眾生命政治活動的吸納，個體主體性正在被資本所工具化、規訓化和價值化，從而將資本邏輯悄然浸染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普遍的社會交往之中。另一方面，從資本剝削勞動的深度看，伴隨着具體勞動過程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數字泰勒主義應運而生，數字勞動者逃離了裝配生產線，卻又深陷App、智能算法等數字機器體系所左右的數字漩渦（digital vortex）。藉助無處不在的數字監控和數字化考核，資本不斷侵蝕勞動自主性，把數字勞工的勞動強度推向極限。

（二）“價值實現危機”的資本應對

世界正在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時期。相比於有形的物質商品，信息（認知）產品的零邊際成本特徵，滋生了不經市場交換佔有其使用價值的消費空間，極大地威脅商品的價值實現和資本積累。為確保信息（認知）商品生產有利可圖，資本不惜藉助公權的力量，極力鼓吹和推行知識產權制度，通過壟斷定價來實現資本增值的“一己私利”。實踐表明，資本主義知識產權制度的創設和推行，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信息（認知）商品價值的市場實現；而信息（認知）商品市場供給形成的人設稀缺性（artificial scarcity），為資本“名正言順”地操縱市場，獲取高額壟斷利潤打開了便利之門。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數據的要素化和數據商品的大行其道，給資本通過壟斷實現自我增殖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資本以提供免費信息服務方式在短時期內吸引和集聚巨量用户，大肆進行“數字圈地”。其中，掌握數字網絡平台的科技巨頭競相通過操作系統授用、應用程序編程接口和標準開發工具包等，精心構築“帶圍牆的花園”（walled garden），攫取和壟斷了呈指數級增長的海量數據。進一步，資本利用各種算法等數字機器，對源源不斷的人類生產生活信息進行“二次加工”，形成功能各異的數據產品或服務，用以優化生產流程、洞察消費者偏好、控制員工行為、協調外包服務、開發增值產品或直接向廣告商出售。

隨着“超級明星”企業的崛起，部門內的自由競爭日漸式微，產品競爭逐漸被平台競爭所取代。在資本主義數據商品化和資產化過程中，資本甚至無須知識產權制度的庇廕，只需憑藉數據要素資源的獨佔和數據商品“私人定製”的壟斷供給，就能不斷積聚市場權力而賺得盆滿缽滿。如此，自信息革命以來，一直困擾資本運動的“價值實現危機”難題，在數據革命引爆的數據資本化浪潮中被輕易消解。於是，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牢牢控制數據資源，成為資本最為生死攸關的事情了。

（三）“價值存在危機”的資本應對

馬克思指出，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普遍智能” 即“一般科學勞動”“自然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以及“產生於總生產中的社會組織的並表現為社會勞動的自然賜予的一般生產力”，在人類物質生產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商品生產過程中勞動的社會化持續發展，不斷加劇商品內在的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為克服“價值存在危機”，在福特製盛行的工業資本主義時期，資本竭力發展（熱動力）機器體系，將自然科學技術加以對象化，通過對人類“普遍智能”的無償利用，不斷鞏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價值構式。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各種算法等數字機器大行其道，使得資本對藴藏於大眾社會交往中的“活知識”的應用成為現實。面對基於共有的網絡協同生產模式衝擊，在剩餘價值規律之下，一方面，資本利用平台服務壟斷竭力進行新一輪“剝奪性積累”，將活躍於數字網絡空間的“普遍智能”以大數據形式收入囊中，精心構築起大眾生命政治活動和人類生活經驗價值化的私有制基礎；另一方面，資本積極打造平台經濟生態圈，通過與基於共有的網絡協同生產模式共生髮展，不經意間將人們的“認知剩餘”納入商品生產和資本積累的價值體系之中。實踐中，公共版權（copyleft）並不排斥商業應用。牢牢掌控網絡數字平台的科技巨頭，通過參與開源軟件系統開發、提供升級服務、售賣衍生軟件應用或將用户生成內容（UGC）商品化，實現以數字勞動生產條件的共有邏輯，來強化資本增殖的市場邏輯。譬如，當今90%的世界500強企業都運行GNU/Linux系統。而亞馬遜的推薦系統、谷歌的PageRank算法、大型多人在線遊戲（MMOGs）中的情景開發，無一不是人工智能時代資本無償利用民智的傑作。

人工智能時代數字勞動反抗的可能路徑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各種算法等數字機器的普遍應用，並沒有“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相反數字勞動儼然成為霸權勞動的新形態。隨着資本對大眾生命政治活動的吸納和規訓，勞動對資本數字奴役的反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全世界數字勞工聯合起來”，共同探索數字網絡新技術“為我所用”進行自我解放的可能路徑。

（一）“不穩定陷阱”與全民基本收入計劃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資本對勞動的實質性吸納進一步加深，藉助數字泰勒主義，資本一方面強化了對勞動過程的全面控制；另一方面，伴隨零工經濟的興起，資本竭力推行工作“優步化”（Uberisation），加劇了普通勞動者就業和收入不穩定，也產生了更富彈性的勞動後備軍。從長遠看 “無人經濟”成為常態，普通勞動者甚至連出賣自身勞動力的“自由”也化為虛無。鑑於此，當下熱議的全民基本收入計劃（UBI），就是要通過對資本利得和機器人徵税，讓社會所有人都能分享“人工智能紅利”，使社會每一份子獲得最起碼的基本生活保障。並且，通過對資本壟斷利潤的再分配，也能使那些遊離於僱傭勞動制之外，熱衷於“數字共有”（digital commons）事業的人們免於生存之憂。從本質上講，UBI就是大眾從事生命政治生產而獲取的社會工資。誠然，UBI依然根植於貨幣與抽象勞動編織的價值之網中，因而其反抗資本的實踐功效有限。但在其“炸燬”資本主義所有制基礎的物質條件還遠不具備，“機器問題”又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再一次向我們撲來時，至少在有組織的勞動反抗還未到來之際，普羅眾生自身的勞動力再生產能夠得以維持，也使得基於共有的網絡協同生產等“共產主義因素”不至於在仍處強勢的資本剝奪性積累中湮滅。

財經記者安妮·勞瑞（Annie Lowrey）在其新書《給人民發錢：全民基本收入將如何終結貧困、革新工作、重塑世界》中，探究了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

（二）數據要素生產與數字勞動的主體確認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數據對於數字機器的價值就如同電力、煤炭等對於熱動力機器之作用。在政治經濟學語境下，資本竭力宣稱數據是一種“就在那裏”尚待發掘的“自然資源”。西方左翼則堅稱，數據作為“原料”也即“被勞動過濾過的勞動對象”，本身就是以在線用户免費勞動為代表的數字勞動的結晶。在筆者看來，至少就用户生成內容形成的數據（volunteered data）而言，眾多在線用户數字勞動的價值貢獻沒有得到認可而備受資本剝削。面對人工智能時代資本的數字奴役和算法操控，勞動反抗的現實策略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數字網絡技術，建立數字工會、培育互助社區和搭建維權平台，以彙集億萬用户之力的集體行動，扭轉資本主導下的數據不平等，切實維護和促進數字勞工權益。現實中，遍佈倫敦、班加羅爾、聖保羅、開普敦、舊金山等世界各地的網約司機針對優步的有組織鬥爭，已經開始呈現聯合之勢。同時，在用户、平台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多邊博弈中，要建立數據要素生產激勵兼容機制，推動數據商品化和資產化的政府規制，遏制資本的數據濫用和算法歧視。

（三）“平台合作主義”與數字勞動自治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合作制依然是能夠限制私有資本權力的制度形式之一。當下，數字勞工集體行動起來，構建形式多樣、自我管理和自我僱傭的勞動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s），是最終擺脱資本數字剝削，實現勞動解放的良途。尤其是零工經濟的輕資產特徵，為數字勞動協同合作、共享自治提供了新機遇。實踐中，平台型勞動合作社通過共建、共治、共享，不僅可以使身陷“不穩定陷阱”的數字勞工獲得穩定的勞動福利保障；而且勞動自治能夠促使他們重新找回在零工經濟“狂歡”中被資本蠶食的就業體面與工作自尊。面對人工智能時代資本的競爭甚至“圍獵”，要讓關乎數字勞工福祉的“平台合作主義”呈“燎原”之勢，就必須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在平台共性技術開發、金融支持、數字勞工自組織建設、政府規制等方面共同發力，精心培塑助力平台型勞動經濟生存發展的良性生態圈。

圖源cfp

中國發展智能經濟如何對待數字勞動

進入新時代，大力發展智能產業和智能經濟，是中國從容應對世界經濟發展新格局，着力培塑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不置可否，當前我國智能經濟發展總體上由資本邏輯所主導。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化挑戰為機遇，在維護數字勞動權益、防範數據壟斷和算法操控，以及促進智能經濟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等方面，為全球智能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經驗。

（一）數字勞動價值貢獻與勞工權益保護

近年來，我國智能經濟發展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為充分挖掘人口紅利，實現更充分就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數據標註員、遊戲礦工等眾包微勞動到任務中國（TaskCN）和豬八戒網的威客；從滴滴出行、閃送等為代表的網約零工到微信平台、大眾點評等在線用户，形態各異的數字勞動已經成為數據驅動價值創造的新源泉。堅決維護數字勞工權益，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我國智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健全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對此，首先，可以鼓勵、支持和引導互聯網科技領頭企業先行先試，尊重和確認平台用户的數據貢獻，探索建立針對活躍用户的數字勞動價值補償機制，規範和促進數據要素生產的高質量供給。其次，着力化解零工經濟中勞動權益實現的不穩定化問題，探索建立統一的網約勞動權益建設平台，明晰平台經濟利益相關方義務和責任，確保數字勞動權益建設主體不落空、數字勞動權益保障隨人走。再次，鼓勵和支持“數字工會”的建設，完善平台企業利益相關方協商機制，促進智能經濟高質量就業和勞資關係和諧。

（二）推動數據資產化與完善數據規制

近年來，我國數據產業化和產業數據化蓬勃發展，智能經濟質量提升，數據資產化進程迅速推進。以BAT為代表的科技領先企業提供了行業洞察、營銷支持、輿情分析、引擎推薦、API數據市場等多樣化數據服務，對經濟社會的創新驅動、融合帶動作用顯著增強。但同時，在數據交易和數據服務供給中，也存在數據過度採集濫用、數據孤島、非法交易、用户數據泄露等行業痼疾。構建公正、透明、可持續的數據生產流通生態體系，迫切需要完善數據規制，既要促進企業合規，又要激發新業態新產品創新。為此，應密切追蹤國外數據規制的有益經驗和成熟做法，在數據交易規制創新上，建立覆蓋數據全生命週期的數據交易規範體制機制，促進形成多邊互信、良性互動的數據交易生態體系；在算法治理規制創新上，探索算法審查和算法問責的監管模式，消除算法偏見，促進算法“透明可釋”，引導算法科技向善。在數據服務競爭監管上，完善平台經濟反壟斷規制，促進市場領先型平台企業國際競爭力提升與初創公司成長空間拓展的動態平衡。

（三）優化資本格局與促進智能經濟所有制形式多樣化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總體上看，近年來我國智能經濟特別是平台經濟的疾速發展，非公有制企業獨領風騷，成為新業態新產品創新的主力軍。從根本上講，迎接數據革命的挑戰，防範和遏制“贏者通吃”平台壟斷，營造數據交易和數據服務市場公平競爭環境，需要優化智能經濟資本格局、促進多種所有制形式平台企業共同發展。從政策路徑看，一方面，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應引導和鼓勵市場領先平台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推動企業履行維護數據正義和促進算法透明等方面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可借鑑國外平台型勞動經濟的發展經驗，以零工經濟為突破口，分地區分行業鼓勵和支持勞動自治或公有資本主導的平台企業發展，重點在基礎平台、創業融資、税收支持和法律服務等方面打出政策組合拳，不斷促進我國智能經濟資本結構佈局的動態優化和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