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主席為何説話語權就是領導權？_風聞

話語權無論自身強大和弱小，都是必須爭的！

原編者按：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關於話語權和三種話語形式的論述值得我們重點研究和學習。話語領導權是話語的旨歸，三種話語形式分別是中國化話語、調查研究話語、羣眾話語。新時代我們研究延安時期毛澤東對話語權的科學釋義與智慧理解，既幫助我們理解與把握好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話語實質、話語內容、話語形式等，又提醒我們要高度重視話語的作用，努力講好中國故事，還啓發我們一定要注重利用好新的話語工具、話語方式，積極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的發展與創新。

《説文解字》中講道：“話，合會言善也”，[1](P492)“語，論也”，[1](P469)《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話語，“言語，説的話。”[2](P562)由此可見，話語即語言、言語（文字）和表達方式的統一，是一定社會語境中人們相互溝通的具體行動。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話語權及其作用，對於新時代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具有重要啓示。

一、話語領導權是話語的旨歸

延安時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話語奴化、國民黨的話語誹謗、第三方勢力的話語曲解，毛澤東要求我們黨必須佔領抗日戰爭話語高地，全面奪取抗日話語領導權，併為此闡發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1.抗日話語權就是抗戰領導權

話語權即説話的權利和權力。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話語權，認為抗日話語權是抗日領導權的重要表現，要求中國共產黨要注重用抗日話語權爭取抗日戰爭領導權。

話語權影響着領導權。抗日戰爭初期，國內外錯誤言論氾濫，抗戰領導權不分明。毛澤東要求“共產黨應該以自己積極的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反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3](P537)並提出一系列爭取羣眾領導權的話語，如“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4](P511)“兵民是勝利之本”，[4](P509)要求“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4](P481)毛澤東高度重視話語，清楚話語宣傳、話語闡釋在革命中的作用，要求注重利用話語的作用調動人民羣眾的積極性，努力在引導與教育人民羣眾中獲得抗日戰爭的領導權。

話語權是宣傳羣眾的結果。毛澤東認識到“領導權不是向人能要來的，更不是強迫就能實現的，而是要在實際利益上、在羣眾的政治經驗上，使羣眾懂得哪一個黨好……要根據羣眾的實際情況去講”。[5](P59-60)延安時期他要求中國共產黨要善於講好自己的故事，並認為只有從人民羣眾角度考慮，真正代表人民羣眾利益發言，才能贏得人民羣眾支持。“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羣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義的。”[6](P376)在充分的羣眾宣傳與羣眾動員中，中國共產黨得到了羣眾的認同與贊成，同時也就取得領導中國革命的話語權。

話語權以實際行動為基礎。話語是行動的話語，話語必須以事實和行動為基礎。毛澤東意識到話語都是現實性行動話語，延安時期他要求中國共產黨只有做好抗日戰爭全面部署和全面行動，才能掌握抗日戰爭領導權。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很快發出全國宣言，號召各黨各派各階層加強團結、抵抗日寇；洛川會議上，毛澤東發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提出戰勝日寇的十大救國綱領，要求全中國人民要站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國共合作後，中國共產黨一邊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話語，揭露日本的奴化話語、國民黨的誣陷話語，一邊積極開展對紅軍的改編與派遣，積極尋找作戰機會，全面部署作戰方略，取得了平型關大捷、夜襲陽明堡等勝利，有力地增強了中國共產黨話語的真實性。

2.抗日話語權的基本內涵

話語權説到底就是説話的權利和話語影響力的綜合表達。延安時期毛澤東要求中國共產黨重視黨內話語權、領導人民羣眾話語權和抗戰話語先導權等。

毛澤東高度重視黨內話語權。黨內話語權是黨內領導權的表現，張國燾到達延安後，到處散佈右傾機會主義話語，嚴重削弱黨的領導權，為此中央專門形成《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等文件批評張國燾的錯誤；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後，多次印發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大力宣揚“一切都要經過統一戰線”等錯誤話語，毛澤東看到王明的錯誤話語就是他錯誤思想的體現，為此他一邊積極開展理論批判，一邊加強黨內話語的統一，正如他後來所講：抗日時期我們同王明爭論，從1937年爭到1938年，我們講十大綱領，王明講六大綱領。王明的做法實際上就是照抄的做法，中國革命不能成功。[7](P371)王明的錯誤話語駁倒了，黨內才逐漸真正形成統一的黨內話語權。

毛澤東高度重視領導人民羣眾的話語權。人民羣眾即“居民的大多數”，通常沒有明確的階級意識，也不擔任領導職務，屬於社會革命中需要調動、培養、教育的對象。延安時期毛澤東要求“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8](P35)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戰爭是民眾的戰爭”“當兵保家鄉”“有國才有家”“三三制”“擁政愛民”“擁軍優屬”等話語，全面調動人民羣眾參與抗日戰爭的積極性；經濟上提出“發展經濟、保證供給”“公私兼顧、軍民兼顧”“保證軍需，充裕民生”“集中領導、分散經營”“減租減息”“擁軍優撫”“給人民羣眾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等，真正讓人民羣眾懂得中國共產黨的話語就是人民羣眾話語；文化上中國共產黨積極開展文藝宣傳，提出建立文藝軍隊，積極譜寫人民歌曲、人民戲劇，如《黃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開荒》《南泥灣》等文藝作品，使得“全國人民信任共產黨的言行，實高出於信任國內任何黨派的言行。”[8](P247)黨的話語與人民羣眾話語實現了統一，人民羣眾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源泉。

毛澤東注重利用話語先導權取得抗日戰爭領導權。話語先導權即率先發言的權利。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很快發表四個通電（《中央關於盧溝橋事變後華北工作方針問題給北方局的指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宋哲元等電》《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蔣委員長電》），號召各黨各派各階層必須加強團結、抵抗日寇，請求將人民抗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並請受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我們黨還立刻做出《中央關於目前形勢的指示》，毛澤東寫出《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等，率先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話語，得到全國人民的高度認同。

**3.**抗日話語權是主動爭取的結果

話語權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爭取來的。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話語權，主動爭取抗日話語權。

注重與共產國際確立應有的話語權。遵義會議的成果是在我們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但由於習慣的力量，許多人思想上還沒有完全解脱以往的約束。延安時期毛澤東認識到中國革命要成功必須徹底破除對共產國際指示的迷信，為此，他一邊安排任弼時等人做好向共產國際的彙報工作，一邊開展學哲學、用哲學活動，使黨員幹部真正從思想深處認識到認識從實踐中來，必須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逐步破除對蘇聯迷信。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實際上就是針對共產國際和黨內教條主義話語而言。“毛澤東思想”的正式提出更是如此，正如胡喬木回憶到：“為什麼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提毛澤東思想這就是對着蘇共的。共產國際儘管解散了，但是共產國際的影子、它對中國黨的影響始終沒有斷”。[9](P10)

注重與國民黨爭取抗戰發言權。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爭取抗日戰爭話語權。第一，他強調黨必須把握住八路軍軍隊領導權。國共合作方針確定後，毛澤東很快寫出《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等，積極指導紅軍完成改編，1938年5月毛澤東專門寫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為八路軍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提出基本方針；第二，他注重黨對全國人民的話語引導權。1938年5月他寫作《論持久戰》，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使國人能清醒認識中國現實；第三，針對國民黨《中國之命運》錯誤話語，他專門寫作《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的未來、中國的革命作出詳細分析，並指明我們要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國民黨話語形成鮮明對比。

主動開展黨內話語體系建構。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黨內話語建設：第一，他提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總方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求我們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4](P534)第二，提出我們要以實事求是為指導思想，構建黨內實事求是話語體系，正如他講：“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4](P522)第三，提出為人民服務話語，指出中國共產黨革命目的就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P1004)甘於當人民的勤務員，敢於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第四，提出中國共產黨要堅持“獨立自主”話語。抗戰時期面對國民黨經濟封鎖，他提出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則，黨政軍民學在獨立自主話語的引領下，齊心協力開展大生產運動，成功解決了黨和革命的經濟問題，極大地增強了黨的話語威力。

二、中國化話語是話語的基本形式

話語形式是實現話語權的載體。“中國化話語”就是延安時期最流行的話語形式之一。話語要發揮出作用，必須和具體實情相結合。延安時期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話語必須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必須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走中國化道路。

1.馬克思主義內涵的中國化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話語是毛澤東話語思想的重中之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形成與發展與毛澤東話語思想的形成是同一過程，馬克思主義內涵的中國化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逐步走向成熟。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毛澤東曾講道：“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着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4](P533)延安時期在黨的領導下，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積極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積極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積極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著作，並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在話語傳播中的作用。毛澤東説：“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10](P837)今天我們翻開毛澤東著作發現有許多古籍、古語、典故、詩集，總能被他巧妙地和中國革命話語結合起來，或闡述一個政治原則，或講述一個哲學道理，或論證一個軍事策略，或借鑑一個歷史經驗，給人很強的話語感染力和話語説服力。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只有經過民族化才能在革命中發揮作用，就如毛澤東所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傢俱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4](P534)為此他推動全黨開展學習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近代史、馬克思主義理論等活動，並注重將其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一邊注重研究中國國情，一邊注重研究中華民族，真正使馬克思主義融入民族之中。黨員幹部通過認真學習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後，真正提升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現實的瞭解，逐步培養起黨員幹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瞭解中國社會現實的能力。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體現人民性。話語只有通俗易懂、簡單明瞭，才能被羣眾接受，才能實現教育羣眾、領導羣眾的目的。為了方便羣眾理解馬克思主義話語，毛澤東既注重引經據典，又注重開展創新性發展。如“實事求是”“多謀善斷”“任人唯賢”“對立統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相反相成”“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等都是馬克思主義走向人民的體現，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又易於人民羣眾的把握與理解。

2.馬克思主義表達方式的中國化

話語是特定環境下特定思想的話語。馬克思主義話語要傳播出去，必須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善於使用中國化、通俗化的表達方式。

毛澤東善用中國化的通俗理論傳播深刻理論。延安時期，為了更好地傳播中國共產黨話語，毛澤東積極撰寫文章、發表講演、登台講課，努力推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形成。首先，他用通俗大眾的方式，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做了分析，提出認識從實踐中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指明中國共產黨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思考中國革命問題；其次，毛澤東對中國抗日戰爭作出簡單通俗的解釋，有力地批判了國內外“亡國論”和“速勝論”，贏得了抗日戰爭的話語領導權；最後，毛澤東用簡單明瞭的話語對中國社會做了全面分析與展望，如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指出中國革命要分兩步完成，逐步建立獨立、自由、統一、和平與幸福的新中國。

毛澤東要求話語傳播要和當地人民的實際生活相結合。陝甘寧邊區羣眾文化水平相對落後，大多數人不識字，為了做好話語傳播，毛澤東要求“統統把文盲消滅掉”，[5](P111)村村辦教育、辦識字組，辦好《邊區羣眾報》，多刊登地方事件、地方人物，多探索適合當地的話語傳播方式，真正和羣眾結合起來。他還要求挑選優秀人員、可靠人員做宣傳員，進而保證話語的正確立場；要求政治部要具體做出宣傳質量要求，並給予及時指導與培訓，保障話語宣傳員能正確傳達黨的聲音；要求話語宣傳單的內容必須接地氣，要多反映羣眾生活，多講羣眾話語，而且要求文字要簡短，通俗易懂，儘量讓當地人民羣眾看得到、聽得懂，理解到位。

毛澤東強調要做好敵佔區的話語傳播與宣傳。中國化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內容和形式上的中國化，還有充分利用好中國一切資源、一切地域、一切實際的涵義。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過程中也要注重對敵佔區的相關工作。敵佔區形勢嚴峻，為了做好話語宣傳，毛澤東提出“除有計劃地在敵人經過道路兩旁多寫切合某現實部隊的標語之外，還要將傳單存儲於沿路黨部及羣眾機關手中，候敵軍經過時，巧妙地傳達給他們”。[11](P101-102)他要求“在敵區的宣傳工作，亦應採用許多合法形式去進行”，[5](P164)充分利用好合法報紙、正規刊物、多樣書籍等工具廣泛聯繫與團結一切羣眾。

三、調查研究話語是真實可信的話語

調查研究是共產黨人理解實情、探索真理的基本途徑，關係到革命的成敗、人心的得失，因此調查研究對語言的要求首先是以真實可信為主要標準。毛澤東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分析話語，既看到話語的真實性，又看到話語的虛掩性，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注重講真實可信的調查研究話語。

**1.**調查研究話語是使人信服的話語

調查研究話語是真實反映現實的話語。話語是事實的表達，但是話語具有兩面性，中國共產黨要求話語要有事實依據，講調查研究話語。調查研究話語即要求我們講話者必須經過深入的現場考察，並運用各種途徑、方式和方法，真實瞭解客觀事物真相，必須經過深入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甄別與思考，然後得出正確的結論，就如毛澤東所講：“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8](P109)明確指出要發言，必須先做調查研究，多講調查研究話語，多講真實可信的話語。

調查研究話語是經過斟酌的話語。話語可以有多重解釋，毛澤東要求面對話語我們必須透過現象看實質，把握話語背後的真實含義。延安時期毛澤東指出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10](P802)要求全黨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真正幹實事、講實話，不能不瞭解現實就亂髮言論，他提醒道：“黨內許多同志，還不瞭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12](P360)抗戰前期，國內持“亡國論”和“速勝論”者們不瞭解中國現實，話語囂張，瞎議論、亂講話，為了應對這些錯誤話語的攻擊與搗亂，毛澤東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10](P802)

調查研究話語是調查研究的結果。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展調查研究活動，親自為《農村調查》寫“序和跋”，並且以黨的名義組織了兩支調研隊伍，他們調研時間長、地方廣，得到大量一手資料，張聞天寫成《出發歸來記》，對調查研究過程做了詳細分析。調研隊伍還深入隴東地區，真正瞭解了中國農民、中國農村、中國心理、中國問題，得到大量一手資料，為黨的政策方針的制定做出重要貢獻。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全黨開展了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整風運動。整風運動的過程就是提倡調查研究的過程，全面提升了黨員幹部實事求是，説老實話、幹老實事、做老實人的意識和能力。

2.調查研究話語是有事實依據的話語

話語有真話語與假話語，而且真話語往往是在與假話語的鬥爭中形成的，有事實依據的話語才是經得起考驗的話語。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話語是事實的澄清，事實是話語的基礎，他曾提出：“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説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11](P85)反對任意批判幹部、審查干部，提出開展黨內批評，要注重證據，防止冤假錯案。

延安時期，日寇以“大東亞共榮圈”為話語幌子，通過大肆發行報紙、雜誌及新聞、廣播，宣傳迷信、盲從、落後理念，並強迫中國人學習日文，希望以日文代替漢語，妄圖建立奴化話語系統。面對日寇的虛假宣傳及其險惡用心，毛澤東提醒中國人民要開展調查研究，看清日寇話語的實質，“所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和平解決’的言論，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詞句，都不過是掩蓋其戰爭準備的煙幕彈”。[4](P373)相信通過調查研究，能認清日寇虛假宣傳的真實面目。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大提特提“溶共、限共、防共”，大肆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任意宣揚中國共產黨殺人放火、慘無人道，給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造成極大損害。對此，毛澤東相信調查研究是鑑別話語、分辨事實的手段，積極鼓勵黨外人士、記者團、考察團到陝甘寧邊區參觀、調研。他告訴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不要輕信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污衊話語，要真正走出去，看個究竟，“現在官方文件中，還在説紅軍殺人放火……這些話他們已經説了十年了……説話的人固然有他説話的自由，可是全中國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實的自由”。[11](https://mp.weixin.qq.com/s/P489)經過美國記者斯諾、史沫特萊等人的調查研究，真實客觀瞭解和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經過幹部學習、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等一系列舉措，中國共產黨人真正養成了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習慣和思維方式，真正注重從實際出發講真話、講實話、幹實事。

**3.**調查研究話語是知行統一的話語

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促進思想與行動、話語與內容統一的過程，調查研究話語就是説與做相統一的話語。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面對國民黨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堅持調查研究，做到知行統一。

毛澤東在陝北公學開學典禮上曾講道：“我們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幹部……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乾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12](P63)實際上，當時根據地經濟異常困難，黨中央卻堅持在革命根據地創辦了30多所學校，專門培養革命所需要的各級各類人才；1939年中國共產黨發佈《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整理與鞏固新部隊的訓令》，指出注重做好新部隊訓練，注重黨政軍民的團結，注重提升軍隊的軍事能力；如面對晉西南事件，毛澤東一邊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全黨在日本帝國主義被打跑之前，必須依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繼續同國民黨合作，一邊積極處理軍事摩擦。

國民黨所謂的《中央提示案》發表後，我們黨發表“新十二條”，加強青年教育，同時主動調新四軍到黃河以北，繼續開展革命；面對國民黨的全面封鎖，中國共產黨一邊開展反封鎖教育，一邊積極開展大生產運動，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實自己話語的正確性。由於中國共產黨抗日決心之堅定，抗日行動之得力，合作誠心之真實，講的話都是調查研究話語，才深得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與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話語逐步成為抗戰時期中國最有實力和説服力的話語。

四、羣眾話語是中國共產黨的話語範本

話語的傳播力和生命力來自聯繫羣眾，為羣眾喜聞樂見。羣眾話語是毛澤東對話語的基本要求。延安時期他高度重視羣眾話語，指出“我們是革命黨，是為羣眾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羣眾的語言，那就辦不好。”[10](P837)黨員幹部要注重學習羣眾話語，走羣眾路線。

**1.**羣眾話語內容豐富

毛澤東認為人民羣眾是話語的主要創造者。話語是對實踐的現實性反映，羣眾是社會實踐的首要參與者，最懂得社會現實，所以他們的語言最豐富、最生動、最通俗。延安時期，毛澤東指出羣眾從事的社會實踐最豐富，豐富的實踐能創造豐富的話語；羣眾羣體大，主體豐富，創造的詞彙豐富、生動活潑、靈活多樣，有生活氣息；羣眾話語簡單明瞭、通俗易懂、方便理解、易於把握；羣眾話語樸素大方、切實有力、形式多樣，他要求黨員幹部要認真學習羣眾話語，多寫生動活潑富有活力的話語，多采用羣眾話語表達羣眾心理、羣眾習俗，只有這樣我們黨的話語才能被羣眾理解，真正和羣眾走在一起。

2.羣眾話語即大眾化話語

延安時期，毛澤東看到羣眾話語就是大眾化話語。文藝座談會上他指出，大眾化就是要求我們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與農民的思想打成一片，真正實現情感融合，善於用羣眾話語表達羣眾心聲。[10](P850-851)話語只有讓羣眾聽懂、聽進去、接受、認同、贊成，才能展示話語引領羣眾、教育羣眾，指導羣眾的作用，所以毛澤東講，“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4](P708)要求文學家和藝術家，必須到羣眾中去，必須長時間地無條件地到羣眾生活中去，只有充分了解他們的生活，感悟他們的心理，體味他們的意義，學習他們的語言，才能講出大眾化話語，引起羣眾共鳴，和羣眾打成一片，這實際上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的本質要求。

**3.**羣眾話語體現中國共產黨初心

羣眾話語體現羣眾利益，表達羣眾心聲，符合羣眾要求，延安時期毛澤東指出羣眾話語方式是中國共產黨話語的主要方式。

羣眾話語語詞豐富多彩。延安時期毛澤東狠批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並認為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不懂羣眾話語的表現，就如他羅列黨八股的罪狀：“語言無味，像個癟三……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沒有和人民羣眾接觸過，語言不豐富……”[10](P837)羣眾話語語詞豐富多彩，表達通俗，話語簡單，道理深刻，容易被人理解，是黨接近羣眾的主要方式。延安時期黨員幹部經過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等歷練，宣傳方式開始接近羣眾，報道內容開始走進羣眾，逐步學會用羣眾話語表達自己的工作。

羣眾話語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話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給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價值話語和道德要求，他講到，“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P1004)首先，必須懂得人民羣眾的心聲，瞭解人民羣眾的問題，多講人民羣眾想聽愛聽的話語；其次，要幫助人民羣眾謀劃好利益、講解好政策，真正讓人民羣眾感到中國共產黨是他們的忠實代表，願意將自己的事情交給黨，願意將自己的問題交給黨，願意跟黨走，聽黨指揮。

羣眾話語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話語。羣眾話語是羣言堂、百家戲、大合唱，即人人都是話語主體、人人都有話語權利，大家集體討論、共同商量、共同解決問題。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羣眾的利益，反映人民羣眾意願，善於使用羣眾話語與羣眾交談，善於講羣眾聽懂、想聽、愛聽的“自家話”，是羣眾與黨密切聯繫，親為一家的話語表達，也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話語。毛澤東高度重視羣眾話語，強調黨要善於講羣眾話語，就如他講到，“在羣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羣眾就越不買你的賬。”[10](P851)所以我們首先要給羣眾説話的權利，讓羣眾願意説話；其次，話語表達方式要符合羣眾文化層次與意願，話語要讓羣眾聽得懂、聽得進；最後，要讓羣眾對黨的話語有反映，有想法，有表達，有回饋，真正實現黨羣話語交互。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會講故事、講好故事十分重要”。[13](P22)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於話語權和話語形式的論述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建構的重要理論來源，對新時代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實力、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有着重要指導意義。首先，我們要看到話語是思想的話語，話語領導權是領導權的重要體現，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14](P24)努力通過話語建設提升黨的全面領導能力；其次，我們要注重發展與提升體現人民性的話語，人民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的本質要求，我們必須堅持人民立場，做人民的忠實代言人；再次，我們要看到在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同樣必須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有夯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才有底氣和實力；最後，我們要注重利用新時代的話語媒介與話語方式，努力向世界和人民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大發展。

註釋：

[1]許慎.説文解字，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8.

[2]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4]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澤東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7]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胡喬木回憶毛澤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習近平.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4]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常改香，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哲學博士後，延安大學政管學院副教授；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