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書店居然推這些書,簡介重要看後頭_風聞
秋八月-2022-05-02 21:34
微信上朋友轉發的,看簡介,前面倒還沒問題,看到後來。。。。。
勞動節的憂思
原創 先知書店 千字文華 2022-05-01 17:22
▲圖中展示的3個時間段分別代表“1907年、1999年 、2022年”我們知道,一年中最重要的幾個法定節假日,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基於歷史傳統的文化符號。比如,春節、清明節、中秋節,主要在家庭和社會層面;
第二類:基於愛國傳統的政治符號。比如,端午節、國慶節,最終指向集體和國家層面。
然而,還有一個特殊的存在,那就是“五一勞動節”——
它雖是舶來品,但卻在中國被發揚光大,畢竟,我們的勞動人民最勤勞,且數量最多;
它與階級、權利這些政治概念有關,但卻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愛國,而是從一開始就藴含着世界主義的因子。
五一,這個曾為勞動者“慶生的日子”,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眼中,意義並不相同。
◎爭回來的“權利日”
勞動節可追溯到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工人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的示威和罷工遊行。1889年7月,由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代表大會,決定把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將5月1日確定為勞動節。
沿着這一敍事,勞動節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從剝削階級的資本家手中,爭奪回休息權利的紀念日,它是以鬥爭反抗剝削獲得的獎賞。這一深入骨髓的認知,集中在“階級鬥爭一刻也不能放鬆”的那幾十年。但近些年,在一些年輕化的互聯網平台上,這一思潮的音量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詛咒説,“每個資本家,都是絕佳的路燈掛飾”。
◎功能性的“黃金週”
不過,在絕大多數80、90後的印象中,五一還有一個更接地氣的稱謂,“五一黃金週”,——在這七天,消費、旅遊的“功能性”,遠大於這一節日的紀念意義。與之對應的,是1999—2008年,中國市場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黃金十年。
期間,勞資衝突雖時有曝光,但市場經濟為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創造了自由遷徙,自由擇業的機會,取而代之的是國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城市置業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讓世界注目的GDP每年近兩位數的增速。
彼時,奇怪的現象出現了:一邊是“剝削者”越來越多,一邊卻是與剝削者鬥爭的聲音越來越微弱。或許,這正應了那句“意志很堅定,但身體很誠實。”對此,有不少觀察家甚至指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將徹底取代革命年代的話語體系,成為新的敍事邏輯。
**◎**被靜默、想勞動而不得的“煎熬”
然而,眼下這個五一,疫情,或者説抗疫,好像剝離了一切的功能、態度與意義。這不只源自最近某些極端化、一刀切的管控,所造成的物資短缺、經濟停擺和恐慌。其實,三年了,我們早已習慣了積極地檢測、謹慎地發言;主動地關注新聞,自覺地減少外出。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看到:很多因疫情而設的臨時性措施、臨時性機構,日漸常態化,甚至主導了一切,而原本常態化了多少年的工作與生活方式、生老病死、聚散離合,卻越來越成為另一種特殊化的存在;而曾被稱為“人類新器官”的智能手機,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操控,正在讓每個人深陷“網格化生存”的抑鬱和恐懼之中。
被靜默的假期,“黃金週”自然是沒有了。勞動、工作的機會,也在斷崖式的減少——平均壽命本就只有三年的中小微企業,有幾家能熬過三年疫情的雪上加霜?就連大廠、巨頭,都在紛紛裁員,斷臂求存。無數人看到的是背後萬千家庭的生計,因為一旦企業沒了,市場沒了,工作和收入就沒了。
然而,“企業沒了,收入就沒了”,這是一個所有人都相信的常識嗎?經濟社會領域的種種怪相,只是因為疫情所致嗎?疫情結束後,經濟民生一旦塌陷,企業家能逃脱“路燈掛飾”的厄運嗎?
這些問題,有些答案似乎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但我們更需要的,是思考這些問題暫時還不知道的視角和框架——能讓我們看得更久遠,甚至捕捉到更多可能性的東西。
沿着這個邏輯,有幸找到了兩部關於“資本主義”的書:《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和四卷本的《劍橋資本主義史》,前者是錢穎一教授幾年前推薦並引進國內的一本老書,後者則剛出版問世。
兩本書的共同之處,是顛覆了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刻板認識,提供了一套在政治、經濟的雙重維度下,關於歷史與現狀的分析解釋框架。不同的是,前者更聚焦於金融和對現實問題的應對,而後者則是一部視角獨特、氣勢恢弘的新全球通史。藉助兩本書的主要洞察,加上近幾年來,大國衝突、大選年、全球疫情等“黑天鵝”事件在經濟社會領域與思想市場的投射,不難發現:
**“企業沒了,工作也就沒了”,這個樸素的道理,不過是過去短短三十多年,極其有限的市場經濟的實踐教授給我們的基本常識。**而主導中國兩千年曆史中絕大部分時間段的,既不是這個樸素的道理,甚至也不是奉為主流的剝削敍事下的“資本主義”,而是可總結為三句話的“常識”:
“學成文武藝,授予帝王家”“天下人才,盡入我彀中”,一切皆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是農業文明的底層密碼,造就的是一個內核極其簡單,但結構卻極其穩定的封閉社會。其主要特徵控制貿易,限制經濟、政治權利,甚至抹殺公平競爭的秩序。因此,即便外部環境、技術條件的鉅變,偶爾能掀開它外面的殼,卻很難撼動它內在的核。
因此,過去四十年市場經濟的實踐,不僅短暫,也非常偶然,而與之匹配的觀念系統——《劍橋資本主義史》將之概括為保護私有產權、強化市場型政府共同組成的一種開放秩序,在中國最多也只是破題,還遠未生根發芽。
因此,“企業沒了,收入也就沒了”並非從來便如此的常識,相反,它隨時面臨着逆轉的可能。為了避免誤讀,這裏必須先補充幾條書裏的基本背景知識,《劍橋資本主義史》中的“資本主義”——
**◎**它約等於“開放社會的觀念和秩序系統”,而非那個被貼上剝削標籤的資本主義;
**◎**它的反義詞,是上面提到的封閉社會,包括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符合其特徵的社會形態,而非Socialism。
**◎**它不是歷史發展到某個階段,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自有人類社會始,就存在於各種社會形態中,塑造文明,修復危機與災禍的機制,它不專屬於某一時代或國家,更不會和“西方世界”畫上等號。
即便做了知識補充,由於對於“資本主義”這四個字的認知過於根深蒂固,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只好用“開放社會”替代《劍橋資本主義史》中的“資本主義”。
當我們接受了開放社會的一整套觀念和秩序,就很難再接受重回沒有市場、沒有企業、沒有自由選擇的年代;同樣的道理,那些觀念還停留在農業文明時代,或者滿腦子聖王思想的人,也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定要有市場、要有企業、要有自由選擇一樣——讓洞悉一切的天才代為選擇、引領前行,再輔助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又快又好地建設一個理想國,不香嗎?
對此,近些年我們聽到最多的是“不但很香,而且還很行”。即便有質疑,也多從與之相反的同一維度的社會形態或“主義”來爭辯。但我們知道,同一個維度的競爭,要麼誰也很難説服誰,要麼贏者通吃。
《劍橋資本主義史》從更高的維度,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只有一套能夠讓財富持續創造出來的觀念和秩序,才是人類文明應始終追求與捍衞的。這裏的財富,是物質財富、知識財富、制度財富的總和。**這一看似平淡無奇的維度,更高的維度究竟何在?
▲《劍橋資本主義史》書影
首先,這裏的兩個關鍵詞,“創造”與“持續”,都可以被量化,被比較。從而避免了大量善於操縱人性、善於畫大餅的野心家長期以善之名行惡。
比如,如果民眾長期吃不飽肚子,聽起來再好的“理想”,臆造出再多的假想敵,也不會有人再相信。二戰結束後,曾經一牆之隔的東、西德國的歷史,便是明證。因為人們會比較——與左鄰右舍比較,與過去比較。一個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地方,一切都是遮羞布。
其次,創造不重要,持續的創造才更重要。因為孤立的創造,可以是某個時間點、某個天才的傑作,但能讓創造持續下去的環境或秩序,才是創造的源頭活水。反過來也可以説,不能持續創造財富的地方,並不是因為沒有誕生天才,而是那裏的環境或者秩序,不是將天才變成庸才,就是將天才從造福人類的領域,趕到了毀滅世界的墳場。
比如,盛產天才的德國,18、19世紀誕生了無數世界級的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而20世紀,法西斯主義改變了德國的環境和土壤,將德國變成了軍事天才的批量生產基地,卻也成了世界的噩夢。
論歷史的長度和文明的早熟程度,中國都獨一無二。然而,提及思想、制度、技術,無論哪一維度的顛覆式創造,不可否認的是,軸心時代之後我們長期處於“單曲循環”狀態。可見,我們最緊缺的,還不是有創造力的天才,而是能讓創造持續下去的環境或秩序。
然而,比秩序缺失更嚴重的,是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才是問題根本之所在。其實,《劍橋資本主義史》一書中的開放秩序,在我們身邊短暫的野蠻生長早就結束了。不是因為疫情阻隔,世界才變成現在這樣,疫情最多是一柄再合適不過的催化劑,讓世界加速變成現在這樣。
疫情是病毒傳染造成的問題,如果科學不死,疫情的結束,終究是個時間的問題,但疫情之後的世界,如何變得不更糟糕,卻終究是個觀念重塑的問題,因此,讀《劍橋資本主義史》對當下的疫情於事無補,但卻可以幫我們看到疫情之後更久遠、也更重要的東西。
雖然,作為財富最終源泉的開放社會及其秩序,要比“誰是財富的創造者”更為重要,但最後我們還是要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因為財富的真正作者,必須要與財富的源泉邏輯完全自洽,而且,誰是財富的真正作者,更直接關乎到疫情之後,大到經濟社會,小到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能否迴歸基本的秩序。
提及財富的創造,腦海裏浮現最多的,應該是以下三個畫面:
◎ 中國唐朝大詩人杜甫從長安趕赴奉先縣,沿途所見皆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慘象。
◎ 大約一千年後,英國的資本家,為了讓剝削工人、榨取剩餘價值的遊戲繼續玩下去,寧可把牛奶倒掉,也不給窮人喝。
◎ 70年代末,中國安徽小崗村,似乎在一夜之間,從曾經的缺吃少穿,魔術一般的成為率先解決温飽的典型。同樣的土地,同樣的農民,同樣的技術、同樣的政策,分水嶺只是18位農民冒着生命危險,在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
▲1978年小崗村十八位農民按下的紅手印,被譽為“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除了這三個具象的畫面,關於財富創造基本理論,大致包括:
**◎**最根深蒂固的,恐怕非勞動創造價值論莫屬。由於太熟悉,無需再贅述。
**◎**接受度更高的,恐怕是生產要素論。簡單的説,將創造財富所需要的勞動、土地、資本、技術、信息(政策),統稱為生產要素。五大生產要素,哪個更重要呢?曾經,相比勞動、新古典增長理論更看重“技術”的重要性。當代,西方學界一般認為各要素增長下的“均衡理論”,比任何一個獨立要素都更重要,而國內,看似更重視勞動(人力),但實際上,搶風口的公司更看重“資本”,其他的更看重政策。
**◎**更有解釋力的,應該是企業家精神驅動下的生產要素論。何為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冒險、創新的精神活動——基於警覺、判斷、想象力等稟賦,隨時想打破現有市場均衡的冒險和創新。先要有企業家精神,才可能有後面匹配生產要素,開展生產和經營的活動。
**如果説財富的創造,是從“無”到“有”的過程,那麼,企業家精神,就是那個看不見,甚至無法言説的“無”,但是,沒有這個“無”,後面再多的生產要素,都無法進入到生產經營環節的“有”。**財富的創造,根據創新程度,可分為套利型交易、顛覆式創新和微創新。
小崗村改革前後,生產要素的形式與數量,並無任何形式的變化,是“敢為天下先”的企業家精神,以及對附加在土地這一生產要素上的政策,所做的顛覆式創新,這才有了新的財富湧現——比聯產承辦後,土地上長出更多的糧食重要一萬倍的,是這18位農民,為中國改革開放創造出的制度財富、知識財富。
在蘋果手機誕生之前,三星、諾基亞是最好的手機——市場是均衡的,如果問喬布斯之外的所有人,他們需要的,不過是一台更好、更便宜的諾基亞或者三星。喬布斯對手機的想象力,才是蘋果手機的開始。而喬布斯的想象力與企業家精神,不僅創造了一款讓全世界尖叫的產品,締造了一個商業帝國,更開創了一個重新鏈接世界的智能時代。
總之,企業家精神才是財富的真正創造者,所有的生產要素,只是必要的素材。兩者絕不是同等重要的並列關係,更像汽車的發動機與方向盤、輪胎、汽油等配件的關係。有了發動機(企業家精神),其他配件(生產要素)自然會有人生產,但如果順序顛倒過來,汽車永遠造不出來。
**企業家精神創造財富的邏輯,同樣適用人類制度財富、知識財富的創造。事實上,即便理解人類已有的制度財富、知識財富,就離不開警覺、判斷、想象力,更遑論新的創造。**研發一項新技術,最多遭遇對手的不正當競爭,但提出一種新思想,開創一項新制度,要遭遇的,可能就不是競爭,而是生命危險。宗教領域有耶穌、科學領域有布魯諾,政治領域有無數個譚嗣同。
所以,真正造福人類的知識財富、制度財富的創造,遠比其他創造活動更需要冒險精神,因此,愈加的稀缺和寶貴。
最後,全文連起來説:企業家精神是財富創造的發動機;而開放社會的觀念和秩序,才是企業家精神的源泉。回到當下,與其説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企業家,不如説,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喚醒企業家精神,尤其是能創造知識財富、制度財富的企業家精神。否則,再多的企業家也會灰飛煙滅,某一時間段財富井噴,終究走不出週期性清零的宿命。
真正的企業家一定具備企業家精神,但企業家精神屬於所有財富形態的創造者,而非企業家所獨享。而能保護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是開放社會的一整套觀念與秩序。**這也是收藏《劍橋資本主義史》《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價值所繫。**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兩套書中兼備的觀點、視角等思想價值、學術價值、現實價值外,這套最新出版的“劍橋系明星產品”《劍橋資本主義史》還集齊了劍橋、牛津、哈佛等名校二十多位資深學者、大家巨擘的“集體智慧”,對所涉主題亦有廣博而深刻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