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應該請《中東報》主編Ghassan Charbel 來中國，讓他各處去走，去看_風聞

前幾天用短文一篇介紹《中東報》主編Ghassan Charbel在其報紙專欄發表的《當中國將台灣迴歸之日》。

有朋友注意到文中措辭為“讓分支回到本原”，英語版譯為“把樹枝帶回它的根”，高興地説，原來地球人都這麼認為啊。——其實不能這麼高興的。

要強調，這篇文章如此講述，是引起我注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精力有限，閲讀的中東媒體覆蓋面不夠廣；就我一向翻閲的經驗來説，是我第一次，在中東媒體上看到這樣的觀點。中東媒體對所謂台海問題極其狂熱，但基本所有文章和新聞都跟着西方跑，説寶島是“砍錘”之類，讓我非常生氣。還有貌似理中客的説法，描述為，中國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認為寶島是其一部分，即，我只是轉述，我不評論，那是中國自己的看法。

所以，至少在我來説，第一次，在中東媒體上，看到一位重要的媒體人如此表達。而且，英文譯文的標題是：《中國收復（regained）寶島之日》，用收復一詞，在我，也是第一次在中東媒體上看到。

讓我意外又高興的是，2022年4月28日，擁華立場鮮明的阿聯酋阿語報《海灣報》上，前埃及外交官與國際關係專家賈米爾·梅泰爾發表專欄文章《世界充滿謊言，謊言，謊言》，文章主要談烏克蘭危機，但其中有這樣的表述：“中國……恢復對其歷史的和民族的中國台灣的主權。”後半句充分運用了阿語的凝練，有點難翻，意思是：從歷史方面，從種族方面，那都是中國的台灣。

歷史性地、民族性地，台灣都是中國的台灣，這樣的表述，我也是第一次在中東媒體文章中看到。

因此，不知道是不是中東媒體上的策略有所轉變？還是作者們自己的看法變了？

（實際上，賈米爾·梅泰爾這篇文章值得專門介紹，因為他第二次自豪地提到了當年對周總理提問題的經歷。）

《當中國將台灣迴歸之日》在上述戲劇性想象之後，便轉入表達觀點，那部分就沒法翻了。作者仍然是中東精英的典型狀態，持論——在我們看來——十分怪異和混亂。

但是，作者的話語中仍然有值得注意的亮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説道：

“我對他倍感欽佩，因為他的國家成功讓數億人脱貧，實現了重大的技術飛躍，卻沒有接受華盛頓認為是繁榮、進步和穩定的唯一必由之路的模式。”

他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表達過同樣的看法。

（插播一句，2022年4月21日，阿聯酋阿語《海灣報》發表了阿里·穆罕默德·法赫魯博士的《政治實踐中的幾個問題》，主旨是倡導阿拉伯青年關心政治，其中有如此的觀點：

“當今的問題是，將中國一黨製成功地將七億國人從貧困中解救出來，與西方民主多黨制未能在其社會中消除大量貧困進行比較。政治生活中的治理基礎問題又被提出來了。”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中東作者的文章中讀到如此理性、符合實際、並且進行思考的觀點。也許，中東精英的思想狀態，連同中東媒體的風向，真的開始改變了。）

Ghassan Charbel——哈桑·沙爾拜勒既有典型性，又有超越同儕的優秀。

在典型性上，他曾經是堅定的親美派，相信美式民主、西式民主，以及西方的一切，也是反共派，對中國革命和教員充滿惡意。可，作為一名優秀的記者，他有一個優點——實事求是，於是，他能夠認識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也能感受周圍整體的輿論氛圍。結果，最近短短兩三年，他經歷了複雜的心路變化。

在2020年5月4日，他還是反華派，寫出了《絲之路與病毒之路》一文，同時攻擊俄國和中國，但主要目標在中國，立意極其惡毒。他跟着西方鼓吹的“中國威脅論”，也相信“中國決心佔據世界領導者的位置”，竟説：

“他（普京）也知道，美國在經濟與人道兩方面輸面巨大，有可能讓它退入自我療傷中，使得病毒之路完成了絲綢之路曾長期夢想的業績。”

（本作者按：“絲綢之路曾長期夢想的業績”一句非常重要，是當今——這幾年——中東媒體和精英快速建立的一套關於絲綢之路和中國的偽造歷史，大致是，把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想象成中國版的全球化工程，中國自古就夢想着“到達歐洲”——我們中國人就奇怪，到達歐洲去幹嘛？這個話題我一直想寫專文介紹的，但話題説起來比較費力氣，就一直拖着。）

不出半年，2020年11月16日，這位主編的態度便搖擺起來。他在《世界等待警察》中論證，只有美國能夠勝任世界警察這一角色，認為特朗普把中國當作頭號敵人在原則上沒錯，並把歐洲稱為“舊大陸”，直言歐洲已經出局，不可能領導世界。而文中先後説道：

“中國還沒能合格到擔任隊長或者警察。它最近的崛起既勢不可擋卻又惹人困擾。”

“只有美國這個體量的警察，能夠保護那些因畏懼中國龍而發抖的國家。”

然而，2021年1月18日，拜登就職的前兩天，他發表《疫情時代的白宮》，世界觀悄然發生了明顯變化：

“這是屬於看客的一週。屏幕上的那些影像，僅僅是因為關乎美國，才佔據了主導地位，富有吸引力。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我們尚未登陸中國影像的時代，但距之已然不遠了。自然，那一情況一旦發生，一切都會不一樣的。

美國是一本打開的書，沒有秘密。中國是個嚴酷的、神秘的、守衞森嚴的堡壘……”

此時，他已經相信了“新大女主必將登基”説，於是為世界的未來憂心忡忡。

隨後，這位主編的《印度人眼裏的中國》一文裏，一位印度出租司機承認中國在扶貧上的成就和抗疫的成功，相比之下印度應對糟糕，但又説：“當中國模式代替了美國模式的時候，世界會哭泣的。”接下來一轉，主編君為他的祖國黎巴嫩如今的困境傷感不已。而在《非洲的熱風》中，沙爾拜勒感慨，非洲曾經同中國一樣有可能騰飛，結果卻始終陷落在貧困與動盪中。

2021年4月19日，沙爾拜勒寫出了《美國及其頭號敵人》，敏鋭地認識到，中國已經證明，無需掉進西式民主的陷阱（原文如此）裏，也能讓幾億人民脱貧，能取得持續的技術進步:“中國證明，民主並非進步與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他的結論卻是，美國在過去二十年裏錯把薩達姆、卡扎菲、蘇萊曼尼等作為頭號敵人，犯了根本錯誤，中國才是那個頭號敵人。言下之意，如果美國當年弄清楚誰是頭號敵人並全力打壓，今天的形勢就會是兩樣。

一週後，4月26日，主編君發表《數字的力量與時間的武器》，大意是，在往昔，一個國家的國力靠武器與艦隊的規模來衡量，如今則全然不同，是以經濟的活力為指標，是靠“生產，商品，競爭與創新”。今天的世界瞬息萬變，統治數據擁有最終的發言權。他認為，在充分佔據時間優勢、以數據為武器方面，中國是最佳例子，“其數據讓人們畏懼，這個世界很快就會進入‘中國時代’。”由此引發的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變化，是歷史中的一段重大進程，與柏林牆倒塌、各大帝國之興起與衰落同樣重要：  

“外交部長王毅的聲明讓我一時頓住。他捍衞其國家樹立自己的模式與道路的權利。他説，民主不是可口可樂。他的意思是，當涉及到民主和生活方式時，他的國家並沒必要一定穿西方的外衣。”

然後他話鋒一轉，肯定沙特的“2030願景”計劃，竟是使用中國為例證明，沙特王儲的政治策略與經濟規劃務實、合理，能把國家乃至中東帶向振興。

在《中國廚房裏的伊朗火苗》、《大馬士革與中國窗口》、《大國一個個，小籠一隻只》裏，分別涉及伊朗、敍利亞、阿富汗時局與中國的關係，則根據他對具體每個國家的判斷，對中國的態度時而惡意，時而模糊。

《大馬士革與中國窗口》裏的作者便面無表情，一副理性分析姿態。他介紹，多年前在巴格達就聽到一位專家分析，美國早晚會離開伊拉克，而伊拉克與伊朗最終會結盟，土耳其則因為經濟利益會加強與兩伊的關係——

“如果你能把土耳其吸引進一個由伊拉克、伊朗、敍利亞、黎巴嫩組成的經濟軸心，那麼你就是把這一地區設定成了大博弈的舞台。這些國家俯瞰諸海，飽藴財富，所自豪的文化與美國文化相距極大”。

那位專家還認為，“中國更有可能與中東各國達成理解”。沙爾拜勒接着指出，“中敍外長的對話預示着兩國關係可能邁向新的一章。大馬士革的消息説，北京承諾開展一系列基礎建設計劃，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雖然還不能説那個東方大國對敍利亞準備達到俄國和伊朗那樣的支持力度，但“中國的窗口可能進一步擴大”。

為什麼在這篇文章中，沙爾拜勒語氣中立呢？因為他對敍利亞以及敍利亞的鄰國黎巴嫩——他的祖國自然抱着真心的關切。黎巴嫩其時已在崩潰邊緣，相當一部分中東精英希望中國能去拯救那個小國，如此的情緒不免會傳染給他。

很多中東文化人都是一樣的心態，一邊抱持着對美國文明的深刻信仰，一邊希望中國能夠幫助他們的國家走出泥潭，因此搖擺不定，觀點變來變去。但沙爾拜勒與他們不同的一點，就是他能夠嘗試努力認識真相，並且真的形成新的觀點、新的認識，放棄過去對美國的盲目相信。

這位《中東報》主編變得對中國非常關注，隔一段時間就寫一篇相關文章。他的觀點仍然混亂，在我們看來又荒唐又謬誤，不過，看得出來，他在努力嘗試理解。

他對教員特別惡毒，到現在也經常冒一些很惡劣的話，讓我一撞見就想揍他，但，2021年11月15日的《中國：神殿裏之人與復興之人》中，他承認，教員是讓中國首先獲得勝利，然後才有隨後的復興，也就是，勝利為復興奠定了基礎。——他的這一觀點也大可分析，實際上是呼應瞭如今中東關於中國歷史的整體論述。但，不管怎樣，他不是一味惡意地、愚昧地攻擊了。

2022年3月14日，他發表《烏克蘭陷阱與中國的鑰匙》，是典型當今中東媒體精英的文章，觀點離奇混亂，有一種被帝國主義浸透之後的蠻橫態度和決絕語氣，可，文中堅稱，唯有中國才能解決烏克蘭危機。但他談論那一觀點的語氣也很奇怪，非常強橫，似乎解決烏克蘭危機不僅非中國不可，而且對中國也是必需，中國非那麼幹不可，否則就會怎麼樣一樣。

不管他讓我們多麼不舒服，但，他是嚴肅的，認真的，最重要的是，他確實有能力不斷修正觀點，改變想法。中東媒體上很多精英可是不同，抱着又臭又爛的腐敗觀點，天天重複鼓譟，對中國只有無限的惡意。也有一些作者，特別是一些青年學者，則天馬行空，無限誇大中國，但其實只是簡單抱着帝國主義的思維。

沙爾拜勒在文章中透露，他作為記者去過很多地方。可是，從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至今沒有到過中國。

他恰恰是中國最該邀請的人啊！最應該讓他來我國，讓他到各地去走，去看。作為一個優秀的記者，他有努力接觸真相的職業素養。作為一位嚴肅的知識分子，他也有實事求是、尋求真理的精神。然而，他像許多中東人一樣，對中國毫無瞭解，存在很多誤解。因此，如果他能來到中國，看到的一切，一定會讓他非常震撼，會讓他明白，一直，他是如何沉浸在誤解中。

中東人，以及世界上大多數人，其實都是在以印度想象中國，而且認為中國只會比印度更糟——後者畢竟是民主的嘛。

他們按照帝國想象中國，須知，帝國的特點是一小撮貴族權勢無限，光耀世界，高高在上，下面是廣大的、海洋一樣的貧苦民眾。因此，他們以為，中國的成功，是幾百萬或者上千萬、二三千萬人享受榮華富貴，而其他十來億人苦成印度貧民那樣，或者，比印度貧民好一點——那就是他們理解的脱貧。

所以，如果讓沙爾拜勒來我國，如果讓他看到，在各個大小城市，在小鎮，在鄉村，普通人都活得那麼寬裕，那麼從容，那麼平靜自信，那麼柿油，那麼有尊嚴，他會非常震撼。實際上，很多外國人都已經發生過那樣的精神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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