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教授曾經嚴厲地批評《商君書》，説商鞅是最大的惡棍，大家認為這種批評合適嗎？_風聞

上海開放大學的鮑鵬山教授曾經嚴厲地批評《商君書》，説商鞅是最大的惡棍，商鞅的法律是害國害民之法，是欺負好人，縱容惡人，讓惡人統治好人，是損害人民，把國家和人民對立起來。大家覺得鮑鵬山教授這樣批評商鞅和《商君書》合適嗎？或者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鮑鵬山老師的這篇檄文呢？

善與惡説到底，都只是個道德評價。

但在歷史之中，在善惡之外，還有一個跟善惡無關的東西，叫“生產力”。

什麼叫生產力？一個歐洲殖民者就算再無惡不作，但靠着手裏的槍，幾十個人就能直接滅掉一個部落甚至一個國家。

那些被他們滅掉的國家裏，難道所有人都是壞人嗎？肯定不是。

若從道德的角度去評論，在建立之初“每個毛孔都流着血和骯髒的東西”的資本主義，那幾個國家手下的人命至少有數億條。既然如此，為什麼哪怕是馬克思這樣的人，也會承認資本主義要比封建制度是進步的？

無它，資本主義一百多年來生產出來的財富，比之前幾千年的總和還要多。

商鞅變法也是如此。

從道德上，商鞅變法到底惡還是不惡，你可以有自己的評論。這個東西就如同槍炮一樣，你別管使用者是善是惡，哪怕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拿在手裏，照樣輕鬆幹掉練了幾十年武術的絕頂高手。

而從生產力進步的角度來説，生產力進步的最直觀價值，就是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在18世紀，一個英國底層工人的飲食，甚至要比當時清朝的普通小康家庭還要好。今天，一個美國窮人能領到的救濟券，甚至要超過中國大多數人的工資。你別管美國是不是王八蛋，這就是客觀事實。

若從中國歷史來説，商朝以前及商朝前期，當時對待戰爭中的俘虜的態度基本就是殺。因為當時的土地生產能力很低，人口稍微一膨脹就容易遇到糧食危機。到商朝中後期，隨着糧食產量的增多，一部分俘虜就逃脱了被殺的厄運而成為奴隸。而到了秦漢時期，奴隸制之所以能廢除，本質上説就是因為更新的生產方式，可以讓統治者獲得更多的利益。這個更多的利益的來源，就是生產力。

如今不管是知乎上還是現實中，總有那麼一部分人，一邊説着要理性要理性，一邊卻只揮舞着道德大棒罵這個罵那個。

馬克思之所以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之一，是因為在批判資本之惡的同時，也肯定了資本對於生產力發展的正面作用，並且指出資本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仍將是主導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力量。

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它承認殖民者是王八蛋，但也承認殖民者手裏的槍是真好用。

説回到商鞅，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罵商鞅有什麼卵用呢？

你是個2000多年之後的人，所處的時代與商鞅迥然不同。你罵商鞅的政策，罵了又能如何？且不説人家都死了兩千多年，壓根就聽不到你説什麼。就算是你罵的有理，你所依仗的“自由”、“民主”之類的思想，也是這兩百年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發展之後才出現的玩意兒。你拿這玩意兒去罵兩千年前的人，到底是商鞅有問題還是你有問題？

何況，既然你連商鞅都罵了，為什麼就不罵一下夏商呢？秦國就算再殘暴，普通人動輒得咎犯法，還能比商朝那種乾點什麼事都得殺幾個奴隸祭天更野蠻？再説，秦朝至少還有軍功爵制，普通人多砍幾個人頭還有可能撈個爵位，放到夏商這可能麼？

我之前在另一個問題下面説過，我覺得現在很多人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們一邊罵儒家一邊又用儒家的觀念去做事。儒家的典型特點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個道德化的評價體系，在儒家的思想體系裏，商鞅其人是以刻薄寡恩而著稱的，因此傳統的文人對商鞅的評價一直不高，這當然是沒問題的，畢竟這就是儒家體系的正常邏輯。但如今，有些人卻一邊批判儒家，一邊卻動輒拿道德來説事，因為商鞅“殘暴”、“不仁”、“刻薄”，所以商鞅就該批倒批臭。至於商鞅變法對於當時的社會到底有沒有什麼正面意義、是如何讓秦國由弱變強的，似乎並不重要。

在這些人的解釋裏，商鞅變法帶來的秦國戰鬥力的提升，似乎只需要一個“殘暴”就可以解釋。

但如果殘暴、獨裁就是戰鬥力，那當年薩達姆敗的可是真冤。

作為一個長期對中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比較有興趣的人，我並不認同全面否定儒家體系的歷史價值，但對於拋棄儒家側重以道德來評價歷史人物的做法的行為，我倒是舉雙手支持的。“好人”、“壞人”之類的評價，小孩子説一説也就罷了，成人這樣搞就沒意思了。

這種藉着道德評價把商鞅批倒的行為，就如同前面所説的，因為殖民者濫殺無辜，是王八蛋，所以殖民者的槍炮都要扔到海里，誰也不準用一樣。

這除了讓自己口嗨一點之外，並沒有什麼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