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軍陣亡者屢屢“復活”，靠的是部隊裏的“死靈法師”？_風聞

西方的步步緊逼下，來自俄羅斯的神秘力量似乎“發功”了。

一個月前開始，當俄羅斯針對“不友好國家”的天然氣盧布支付令正式生效，從阿爾卑斯山西至伊比利亞半島，歐洲平原上的明媚春光陸續消失了。

巴黎、柏林天降暴雪，一夜之間，奼紫嫣紅無影無蹤。

7日凌晨，法國全國平均最低氣温低於冰點，接近1947年以來4月初最低水平；

與此同時，英國經歷了2013年以來最寒冷的夜晚；

7天之內，斯洛文尼亞的最高温度從25℃跌至-20℃，經歷了有記錄以來的4月最低氣温……

反常的春雪，很難不讓人令人浮想聯翩。

畢竟，這片廣袤的土地和它的人民曾依靠凜冬戰勝過百萬納粹德軍，驅趕過法蘭西帝國皇帝的鐵蹄。

（拿破崙遠征俄國失利）

可如今，俄羅斯仍然深陷烏克蘭戰場的泥潭，難得有空喘息。

甚至連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都承認，俄軍在這場戰爭中損失慘重。

而關於雙方的戰損情況：

一邊是烏克蘭方面宣佈，截至3月28日，已擊斃13500名俄軍，對自身傷亡閉口不提；一邊是俄羅斯表示，一個月以來的自身人員傷亡在5000左右，不到烏軍的六分之一。

（烏方公佈的俄方戰損）

某種意義上，俄羅斯比起烏克蘭更誠實：不管傷亡數字是哪一種，至少符合它所承認的“傷亡慘重”的説法。

而澤連斯基這邊兒打到現在，一直靠着西方的輿論優勢，在虛構現實中末路狂飆。

（台灣新聞，蚌埠住了）

先是守衞蛇島的十三烈士離奇生還、做了俄軍俘虜；

然後是空降奪取安東諾夫機場的俄羅斯空降兵31旅第6連被媒體報道全殲30多次，仍與俄軍主力部隊會合；

還有被烏方面列為顯著戰果的被擊斃俄軍區司令，十天之後又重返鏡頭。

面對這些魔幻新聞，久經輿論考驗的人們已經懶得正經批判，紛紛讚歎俄軍恐怕已經掌握了什麼超自然神法秘術。

要知道，神秘主義是東斯拉夫人（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人）老傳統了。

既然宗教觀念和民族自豪感能讓他們將逢凶化吉擊退侵略者的每次寒冬都視為上帝的神諭，那麼，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

上述的報道不是假新聞。只是因為有普愛的好心人把陣亡者復活了，告誡他們守口如瓶，才最終呈現出一幕幕情景喜劇。

這些能有資格被戲謔為“死靈法師”的人，正廣泛地分佈在東斯拉夫民族的軍隊中。

關於這個羣體，較正式的稱謂是**“隨軍牧師”。**

任人宰割、遠離戰爭，只是遊戲塑造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牧師們退可安放十字架為臨終者禱告，進能手持衝鋒槍烏拉一聲灑血沙場。

他們不是脆皮法師，而是能無縫切換的戰鬥神職。

在距離莫斯科不遠處的梁贊，隸屬於傘兵集團的牧師會從天際線傾瀉而下。

與他們一同落地的，還有移動式的隨軍方艙。

鍍金的覆層、洋葱形圓尖頂，説明它的用途並不一般：這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移動東正教堂。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迷你教堂內部，鈴鐺、聖餐杯、受難基督像、小禮堂一樣不少。

軍方為移動教堂配置的“維持生命模塊”，包括空調、柴油發電機、冰箱。

它的翅膀向外延展，高空鳥瞰，正好形成十字架形狀。

説牧師們能召喚亡靈、起死回生還是誇張了，但給21世紀的現代武器附個魔還是沒問題：

小到步槍艦炮、燃氣管道。

大到飛機坦克、洲際制導。

面對急速下跌的盧布匯率，官員們一籌莫展，大師們則對着中央銀行服務器使用絕招。

當然，不是一切美好的期待都會奏效。

2015年，俄羅斯的一架蘇27在經過神父祝福後駛向了天國。據報道，這架戰機升空後不久即墜落，根源是發動機出了問題。

此類事故並不會有損人們心中東正教的威名。

他們的信仰虔誠、專一，並不因為上帝不靈就不相信。相反，生死有命正取決於上帝意志，自有他老人家的道理。

隨軍牧師們洋溢着神棍與戰鬥法師的二象性，締造他們靈魂的是東正教信仰與民族主義。

東正教，自與西方天主教分道揚鑣，它的惡名，從直布羅陀到波羅的海，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1054年，東西教會大分裂，此時西羅馬帝國已滅亡近700年）

這個時期，基督教會勢力範圍一分為二。

日耳曼人星羅棋佈的王國，延續着西羅馬帝國的拉丁天主教香火；而拜占庭屹立東方千年，以第一羅馬的覆滅宣告君士坦丁堡的希臘語彌撒才是正途。

決裂之前，兩教派的風俗就不斷差異化。直到今天，二者雖共同信仰上帝，卻很容易分出你我。

（羅馬教皇與俄羅斯大牧首）

比如天主教教宗稱教皇、教會不斷革新，與世俗政權分庭抗禮；東正教教宗稱普世牧首，教會因以正教自居而趨於保守，且教權長期服從於世俗政權。

差別還能從洗禮上看出端倪。

天主教神父彬彬有禮，把聖水往你頭頂澆；東正教神父則顯得神經大條。

（戰鬥民族洗禮，腦漿給你搖勻）

公元十世紀，弗拉基米爾大公迎娶拜占庭帝國公主安娜、皈依東正教。基輔羅斯自此進入黃金時代，它將是日後東斯拉夫人的文化發源地。

在此之前，羅斯人擁有多神信仰，宗教觀念仍停留在原始階段。在與拜占庭帝國曠日持久的貿易、軍事接觸下， 羅斯人對東正教已不陌生。

與此同時，它們的周邊已經形成遼闊的一神教世界：大多數國家的信仰均被天主教、伊斯蘭教、東正教取代了。

（弗拉基米爾大公）

多神教信仰弊端百出：它所維護的部族生產關係已適應不了封建社會發展；愚昧落後的習俗更讓一神教的鄰居們嗤之以鼻；四處零落的神祇不利於統治者實現集權統一。

有趣的是，即便日耳曼統治者都沉浸在學羅馬、樹新風的熱潮下，弗拉基米爾一開始仍是不情願的。他對祖傳的多神教還抱有深厚感情與幻想。

（精羅不知道該落淚還是狂喜）

他效仿羅馬共和時期興建萬神殿的作法，想以此收攏散落的信仰，凝聚共識，但反而遭到多神教徒的強烈反對、成果寥寥。

內憂外患最終讓他做出了違背祖宗的決定：“服歸王化”，望向君士坦丁堡。

（羅斯受洗）

對於一個神教民族來説，牧師陪伴軍隊參戰幾乎是慣例。因此，隨軍牧師一開始只是村莊、教堂裏的神父兼職，在戰場上做做祈禱、臨終關懷。

沙俄時期，隨軍牧師制度初具雛形。通過行政命令，神職人員被借調到軍團，而軍隊中的愛國主義教育與精神疏導的重擔，便落在隨軍牧師的肩上。

作為封建社會中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牧師們既強化着士兵們的東正教信仰，又苦口婆心地做起心理諮詢師、教師。

（沙俄，以雙頭鷹做國徽，自稱第三羅馬）

彼得大帝治下，從1706年開始向教區徵收特別税，用於為軍隊牧師發放津貼。1716的《軍事條例》規定，陸軍團、海軍船在戰時應配備至少一名牧師，直接向軍團上校彙報工作。

十月革命以前，他們雖然沒有軍銜，但在實際的戰場上，神父等同於中校、牧師等同於上尉。不成文的等級劃分，直接決定了神職人員們的收入與特權。

29歲的斯特凡·瓦西裏耶維奇，是俄羅斯帝國陸軍第11東西伯利亞步兵團牧師。日俄戰爭期間，為表彰他的英勇無畏，沙俄政府授予他聖喬治十字勳章。

對某日的交戰場面，他如下寫道：

下午三點鐘，該團排成一排，隨着團長行軍的聲音，開始攻擊前進的日軍。我準備好墓誌銘，背上了十字架，祝福士兵，唱着“基督復活了”，衝向對面軍團的旗手。畫面震撼人心。沒有絲毫的猶豫，光榮的士兵們在爆裂的炮彈中走向了死亡與地獄之火。每個人在進入戰場前，都接受了洗禮。與敵軍短兵相接，鼓手的音樂立刻沉寂了下來。有人向前衝鋒、有人死、有人受傷。我感到胳膊和腿受到了猛烈的打擊，最後，失去了知覺。

（描繪斯特凡神父的油畫）

“我知道這場戰鬥將是絕望的，我決定履行我的牧師職責，直到最後，向士兵們展示一個無私和普愛的犧牲榜樣。”

按照教義，他們不被允許持有武器。一旦開戰，首要之事應是為自己和士兵祈禱。即使手無寸鐵，牧師們也可以想方設法為戰鬥提供幫助。

比如照顧隨時倒下的傷員、收集彈藥組織補給中心。

一般而言，他們屬於非戰鬥人員，要儘可能在不使用武器的情況下發光發熱。

（主流藝術品中，牧師絕不會拿持有武器）

然而，狠人在東斯拉夫民族裏向來不少見。

當憤怒的神父不惜違背教規、舉起刀槍殺敵，他們的理由也十分充分：

聖經上雖寫“不可殺人”。但更大的邪惡是不能阻止侵略者、強姦犯。

更何況，沒有人打仗是專為殺人。軍隊裏所有人的情感，都發自強烈的愛國主義：為了祖國、為了親人、為了阻止邪惡，慷慨赴死。

出於牧師職業的特殊性，明面上他們的英勇事蹟只伴隨着悲壯犧牲、而隱去奮勇殺敵。

其實美國人正式建立起隨軍牧師制度的時間比俄國人更早。

喬治·華盛頓很早注意到，尚未成體制的殖民地牧師在與印第安人戰爭中的景象。

由於歐洲教會無法長臂管轄美洲神職人員的一舉一動，有的隨軍牧師們想象力極為豐富：他們穿着中世紀的騎士鎧甲，手提燈籠與聖槍。

就算是穿得中規中矩，牧師們往往也按照習慣着黑袍。

醒目的裝束讓牧師與統一制服的士兵格格不入，他們被印第安人誤認為是指揮官，一時間死亡率激增。

1775年的大陸會議上，華盛頓正式將隨軍牧師設為軍職，自此規範化、制度化。

兩百多年間，美國的隨軍牧師制不斷發展，它完善出隨軍猶太拉比、穆斯林伊瑪目等神職人員以滿足不同宗教信仰的士兵羣體。

（蘇聯解體後的第一位隨軍拉比）

傳教、醫療、心理諮詢、作風督查、婚戀指導…..軍隊神職大舞台，充滿人文關懷，有宗教信仰你就來。

它最終與文官系統共同構成了掌管美軍思想的不二法門。

電影《血戰鋼鋸嶺》裏，拒絕攜帶槍支、將受傷戰友甚至日軍士兵一個個拉回戰地醫院的男主角就是個典型的隨軍牧師。

現代美軍的隨軍神職崗，最低學歷要求已上升至神學碩士。與此同時，職稱、職務也逐漸細分。俄羅斯這邊，則要求牧師們統一接受文化教育、戰鬥訓練。

可是，不知道親愛的達瓦里氏是否還能想起，這些功能，也曾是由政委擔任的……

1918年後，新生的蘇俄靠着完善的政工體制迅速實現軍隊思想教育，將隨軍牧師踢出革命隊伍。布爾什維克政權沒收教會土地、燒燬教堂、聖像，與東正教勢不兩立。

劇烈的無神論運動導致成千上萬名神父身陷囹圄。革命前，全俄共有40437座教堂，而在1939年，全蘇聯僅有一百多座東正教堂對外開放。

（被命令拆除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在衞國戰爭爆發前，蘇聯各宗教陷入低潮超過20年。行將滅絕之際，德軍入侵改變了它們的命運。

東正教殘存勢力再度以愛國主義振臂高呼，召喚廣大信徒保衞祖國俄羅斯。全蘇東正教徒向紅軍捐款3億盧布，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反法西斯力量。

由於迫切需要精神力量動員民族團結、抗擊侵略，蘇聯的宗教政策發生了歷史性轉折。

**（**莫斯科宗主教謝爾蓋

促成會面的東正教領袖之一**）**

1942年9月，斯大林於克里姆林宮會見三位東正教領袖，隨即成立俄羅斯東正教會事務委員會，以團結教徒、管理教會。

同年，新任莫斯科大牧首被選出，新的神學院開辦，宗教刊物的印刷禁令取消，政教緊張關係得以瓦解。

教會從此被賦予相當程度的自由，條件是接受蘇聯政府的領導。教會代表被選派入軍隊，雖不再是隨軍牧師的身份，但還是發揮專長，以保證給戰士最大限度的精神支持。

（蘇聯政府與東正教暫時和解的聲明）

整個衞國戰爭期間，蘇聯超歷史的民族主義熱浪，高過共產主義意識。

東正教就此起死回生，即使在赫魯曉夫時期再次出現波折，但大體未損。

而當克里姆林宮紅旗落下，伴着共產主義理想遠去，東正教加速了此消彼長的步伐。

出於整合社會精神、締造新意識形態的需要，俄羅斯政府與東正教展開了全方位的合作。

宗教精神重新進入俄羅斯社會方方面面。

2009年，梅德韋傑夫作出決議，在俄軍中設置負責軍人信徒工作的助理指揮職務。

該職位從名稱來看流於世俗，但實際上被委任者清一色來自東正教牧師。

短暫消失九十年後，東正教隨軍牧師重返俄羅斯軍隊。

與此同時，斯大林、列寧被魔改的形象讓人啼笑皆非。

（“聖徒”斯大林**）**

唯物的領袖們長眠地底，不知道後世人民已將真理踩在腳下、重迎宗教奉為圭臬。

回想1943年，提及梵蒂岡，斯大林曾自信地發問：“教皇他有幾個師？”

如今的結局只會引得上帝輕蔑一笑：

共產主義已然走遠，俄羅斯還在他的手上。

參考資料：

王忠威：東正教對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塑造

雷麗平：衞國戰爭時期蘇聯宗教政策的變化

劉旭光：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東正教信仰的復興

陳雪玲：十月革命後蘇聯的東正教

傅樹政：戰後斯大林時期蘇聯宗教政策剖析

胡巍葳：俄羅斯東正教會與軍隊合作——隨軍牧師傳統的重拾

RUSSIA BEYOND：軍事牧師：侍奉上帝和俄羅斯母親****弗拉基米爾·季霍米羅夫：牧師

阿波羅新聞：烏軍戰果減1？陣亡俄將軍“復活”畫面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