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萬美國人死於新冠之後：二十萬“新冠孤兒”誰來管？_風聞

近日，美國《大西洋月刊》刊載題為《被遺忘的美國“新冠孤兒”》的文章，引發美社會各界和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根據美國相關研究人員採用的標準，“新冠孤兒”特指父母至少一方或監護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或疫情相關原因而去世的兒童。綜合媒體近期報道，截至2022年5月2日，美國新冠死亡人數已超102萬，“新冠孤兒”數量已達20萬。美國疾控中心2021年10月數據顯示，平均每4名新冠患者死亡，就有1位孩子失去父親、母親或祖父母等可以為其衣食住行提供保障的監護人。因此，與媒體報道數字相比，美國淪為“新冠孤兒”的實際兒童數量或許更加龐大，如果將四分之一美國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或處於監護人撫養狀態等因素考慮進去，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去家庭關照以及面臨相關風險的美國兒童的數量將十分驚人。

與成年人不同的是，“新冠孤兒”處於人生成長的關鍵階段，生活上依賴家庭支撐，情感上需要父母關懷，人格正從懵懂走向成熟。在這一階段不幸失去父母的兒童，對痛苦的感知更加深刻，心理創傷更會延續終生，因此也更需要來自社會的關心與幫助。根據有關研究，相比父母健在的小孩，孤兒特別是“新冠孤兒”羣體未來的生活中在罹患疾病、遭受虐待、缺衣少食、輟學離家甚至沾染毒品等方面往往要遭受更大風險，其自殺率要比正常家庭兒童高出近1倍。因此，“新冠孤兒”羣體的出現及其所隱藏的社會風險，不僅將深刻影響該羣體成員的命運，也將給美國社會帶來長遠挑戰。

令人遺憾地是，如此龐大而敏感的“新冠孤兒”羣體，卻被美國政府“有意無意”忽略了。在疫情傳播早期，由於病毒致病性高、影響範圍大，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救治病人、醫療生產和社會防控等方面，還未能覺察和重視疫情引發的後續問題。但疫情暴發至今已近3年，美國“新冠孤兒”羣體已變得十分龐大，而針對該問題，目前美國僅有個別的聯邦和地方議員發出過象徵性呼籲，個別州縣採取了撥款等補救措施。早有防疫專家建言，解決全美“新冠孤兒”問題要及時趁早，且聯邦政府的規劃和努力是關鍵。儘管如此，但現實是美國政府的反應一直拖沓滯後。拜登僅表態稱，將在“幾個月內出台報告”；白宮應對疫情小組顧問瑪麗·沃爾則更直接表示，相關努力僅限於提升社會關注度，不會就此設立專門工作組或制定專門的撥款計劃。

“新冠孤兒”問題浮出水面，不僅使人們看到了美國普通民眾因政府防疫不力而遭受的苦難，也在更深層次上暴露了美國在關懷弱勢羣體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系統性和根源性“痼疾”。析其來龍去脈，“人權衞士”華麗謊言背後的殘酷與冷漠進一步暴露在世人眼前。

——**導致“新冠孤兒”悲劇的根源，是美國國內人權長期廣泛存在的系統性不公正。**美國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持續乏力，造成的感染和死亡人數都創下全球第一。美國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疏鬆和統治精英的黨爭內鬥，是造成這一悲劇的首要原因；而在社會認知撕裂加劇疫情對普通民眾階層危害的同時，種族不平等則使“新冠孤兒”問題更具長期社會挑戰性。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本土暴發後，美國政府未在第一時間採取全國性有效措施，忽視疫情警告，政策反應遲緩，核實公佈涉疫信息拖沓落後，無法在最短時間內引導民眾對新冠病毒的危害性給予足夠重視，在研判、制定、推動防疫工作上陷入前後不一、自相矛盾、執行不力的境地。政客隨意散佈鼓吹“新冠是大號流感”“注射消毒水殺死病毒”“疫情將很快消失”等奇談怪論。國會多年的極化黨爭困境不僅未因洶洶而來的疫情得以緩解，反而進一步加劇，與普通民眾基本利益相關的疫情紓困法案陷入兩黨“拉鋸”，進一步錯失抗疫良機。

美國政客以政治干預科學、以資本凌駕人命、以私利蠱惑民意的行為，從國家治理層面誤導和阻礙了美國人民防控疫情的努力，數百萬普通美國家庭承受喪親之痛的同時，也導致美國“新冠孤兒”羣體產生，數十萬兒童的生活軌跡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對此，美國統治精英負有直接責任。

同時，美國國內一些將“主義”掛在嘴邊、利益藏在心裏的小團體、小圈子抱着反智、反科學的態度，一批所謂的“意見領袖”持續散佈“要自由不要防控”“戴口罩會招上帝懲罰”等荒謬言論，極力誤導社會認知，將原本純粹的防疫問題炒作成自由和身份問題，遊説美國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出台不利於疫情防控的措施，污衊醫學防控專家，將其建議抹黑成“危言聳聽”，甚至扣上“反自由”和外國“陰謀論”的帽子，使專業疫情防控知識的社會傳播屢屢受到削弱干擾，嚴重誤導了普通大眾的疫情認知。

3月6日，在美國馬里蘭州的黑格斯敦，抗議美國應對新冠疫情政策措施的卡車隊伍集結出發。

所謂“一個社會、不同‘真相’”，當對科學規律的尊重與追求被陰謀論和迷信所替代，自説自話的美式民主只能在社會實踐中製造一個個“身份孤島”，社會的互信喪失，人們相信的只是自己“被接受”的觀點，而再難從事物本身出發做出判斷。“開放社會”淪為“閉塞孤島”，實際“閹割”了民眾獲取真相的能力，整個社會在類似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重大災難面前極為脆弱、零散，並最終引發社會最基本單元——家庭及其後代的悲劇。對此，導致社會認知撕裂的美國地方與團體主義是背後“元兇”。

疫情“導火索”引爆了美國社會長期積弊的“火藥桶”。美國社會種族、階層間存在的系統性和結構性不平等在此次疫情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少數族裔，特別是非裔、拉美裔和印第安原住民成年家庭成員較多從事產業鏈低端環節勞動，受收入和福利等因素所限，相比白人羣體，因疫情丟失工作和感染新冠肺炎而無力醫治致死的幾率更高，加之長期族羣社會問題的積累，黑人等少數族裔單親家庭的比例遠高於白人，使黑人家庭兒童淪為“新冠孤兒”的風險更高。有統計數據顯示，美國非白人兒童失去監護者的佔比最高，黑人兒童和西班牙裔兒童失去監護人的比例分別是白人兒童的2.4倍和2.5倍以上。而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太平洋島原住民兒童失去監護人的比例幾乎是白人兒童的4倍。換言之，階層、種族的既有不平等在新冠疫情肆虐下繼續加劇，弱勢羣體承受了更多“新冠孤兒”之痛。

新冠病毒不會天然地“選擇”攻擊誰，或是放過誰，但從疫情導致的社會結果看，由於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差異，特別是由於殖民、剝削、壓迫等人為造成的事實上不平等，一些長期遭受制度性壓迫、在社會生活領域不斷被邊緣化的羣體，更易成為疫情受害者，其個人命運也會因此鉅變。“新冠孤兒”在美國少數族裔中的高比例，既源於種族主義的“原罪”，也將給未來美國種族關係蒙上新的陰影。

物質支撐和親情關愛的喪失對兒童心理發育和成年後行為的消極影響是顯著的。與一般孤兒相比，“新冠孤兒”作為美國的一個特殊羣體，由於父母等監護人在感染新冠肺炎後迅速離世，其個體精神創傷更加深刻，加之疫情及各類相關事件的刺激，“新冠孤兒”羣體在未來成長中將遭遇更多挑戰。除缺衣少食、營養不良、貧困輟學等物質制約外，他們在面對吸毒、酗酒、鬥毆、賣淫、偷竊等不良行為時的“免疫力”更加脆弱，少數族裔特別是亞裔孤兒在成長中遭受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種族仇恨傷害的可能性將更高。如不及時予以長期有效的政府幹預和社會支持，“新冠孤兒”羣體將被更加邊緣化。當感到被周圍世界拋棄時，經歷巨大喪親之痛的他們，對社會會產生怎樣的怨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