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採訪過閻教授幾個問題，其回答老馬視之為高_風聞

【本文來自《閻學通：為什麼中國應對俄烏戰爭需要平衡策略？》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有人採訪過閻教授幾個問題，其回答老馬視之為高。

問：國際關係是一門政策取向性很強的學科，你怎麼看待和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答：涉及政策的學術研究有時關係到政治問題，我不會因為與政府的官方立場不符就放棄自己的觀點。我不做論證政府決策英明偉大的偽研究。我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一直堅持冷戰後形成了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不認同冷戰後是向多極化過渡、沒有國際格局的判斷。我一直認為，人類現有的國際政治知識還預測不了未來20年的變化。

歷史最後可能證明有些問題我是錯的，但是我不接受任何沒有客觀的、科學的證據證明的論斷。

問：你對“學者”這個詞是如何理解的？給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答：首先，學者不同於文人。文人用文章來表達他的思想，學者用科學方法論證一個邏輯和觀念。文人敢於對所有的事情發表議論，而學者只敢對自己的專業談看法。另外，學者也不同於專家。專家是指在某一知識領域有相當的獨到見解的人，其專業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普通學者。

所以我認為，學者是人格上的標準，如認真、嚴謹、不隨意下結論；專家是知識水平標準。我覺得我就是個學者，只在極個別的問題上可稱為專家。

問：由於學科自身的特殊性，某一領域的有些學者會被稱為智囊，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智囊發揮專職的政策建議功能。我不認為自己對中國決策者有什麼直接的參謀作用，我認為自己的文章只是對職能部門的一些人產生了一些影響而已。（這些）可能間接地對決策有影響，但不是直接作用。學者的影響是通過公開發表的文章來實現的。

就中國的政治體制而言，中國沒有實際意義上的智囊制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智囊機構。中國不允許高級官員有個人的智囊人員或機構。學者可以説參加過一些會議，談過一些觀點，有一部分思想影響了別人的思考，但這稱不上是智囊。智囊功能是一定要有一個明確和固定的制度渠道的。非專職的顧問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智囊。政策建言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在我身上，學者和政策建言人這兩個身份兼而有之。

知識分子主要是指有社會責任感並對政府政策進行批評的人，拿了諾貝爾獎的人並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另外，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僅是批評政府，而且還要告訴政府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政策建議的好壞標準應是可行、有效與成本低。

問：觀點鮮明是你的一大特色，是性格使然嗎？

答：這是人格問題，我敢於承認學術上的錯誤。我在《世界知識》 上公開發表過承認預測錯誤的文章。我認為，學者沒有傾向性有兩個原因：一是客觀上對自己的知識本身就沒有把握，不足以對某一具體事物做出判斷；二是政治上的患得患失。我不怕錯，這和我的科學主義思想有關。所有的科學家都知道研究的過程就是不斷犯錯的過程。研究就是要找出錯在哪裏，分析為什麼錯。

只要是堅持科學主義的人，他的立場和觀點就一定是明確的；認為國際關係研究不是科學而是政治的人，其立場就不容易明確。

問：你如何評價近些年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答：如果以20年為界，中國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遺憾的是我們進步的速度較慢，基本還是美國50年前的發展速度。美國從傳統主義走向科學主義用了20年，我們就不應該再用20年。抽象地講是我們的學術環境不好，具體地講就是我們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批判。這是個體制上的問題，國際關係研究難免與政治問題相關，觀點與現行政治不一致就難發表；還有官本位的影響，權威人士多為各單位的領導，批評領導總是有些政治危險的。

另外，真正有意義的學術批判，一定是建立在批評者充分理解對方觀點和邏輯的基礎上的。批判他人學術觀點的前提應是批判者知道這個被批判的觀點是如何得出來的，否則是不會對學術研究有任何促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