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等到城市病了才想起鄉村_風聞

 劉子 | 文

城市病了嗎？

我想從曾經工作過的房地產説起。2015年，我在某新一線城市郊區做一個剛需住宅盤，為了首次開盤順利去化，價格定在7000元左右，還算合理。

這個階段，目標客户主要是外地人，他們或做點小生意，或開大貨車，或在附近工廠打工，多半在此地呆了多年。他們來到售樓處，拘謹地喝着水，問到價格，大多搖着頭表示有點貴，爽快下定的總是少數——我們心裏有底，這個定價合理，挑貨的才是買貨的。

首開果然火爆，之後，領導倒不着急了，我們都有點詫異。事實證明，還是領導知道的多，半年後，當地開始推行大規模棚改，每平米補償8000元左右，項目銷售迎來第二次爆發！我們和周邊競品心照不宣，同時提價到8500左右——什麼是好的銷售策略？永遠不是滿足客户（輕易滿足就是“賤賣”，要被老闆罵），而是讓主力客户踮踮腳（差太遠客户又會放棄）。

我們的主力客羣變成了拆遷户，他們急需房子住，都揣着錢來到售樓處。他們一面抱怨補償不夠還得貸款，一面看着身邊的房子在“暴漲”，只得無可奈何地付款。

第一批外地人客户知道了，憂心忡忡地趕來，這回他們得從開始的踮腳，到需要起跳了。但多數人寄望政府調控，掏錢的還是少數。

拆遷户消化後，又面臨一段客源短缺的時期。當然，我們有的是辦法，“小步快跑”，控制出貨量，一點一點小漲價，通過製造緊缺、還要繼續漲價的氛圍逼定猶豫客户。

終於，我們等到第三波高潮！果然，地方政府比我們急，棚改完成後，地方需要新的刺激點，“為進一步引進人才”，市政府宣佈大幅放寬落户條件，只要購房90㎡就可以。由於户籍與教育捆綁，以往許多被學歷、社保等條件卡住的外地人們“轟”地炸了，為了留在本地，為了給孩子一個平等的教育，什麼都不管了，不要説“六個錢包”，首付貸什麼的，能上的都上了。隨着全城樓盤一片漲，我們的項目迅速漲到一萬多。

還是第一批來看房的外地人，等了兩年，在前赴後繼的政府調控中，他們越來越失望，又越來越無奈。那幾年，製造業困難，電商衝擊下小生意難做，他們的收入估計還縮水了。凡是能貸款蹦躂上的，都嘆息着交了錢，實在付不起的，就一邊咒罵着，一邊準備退回老家。

好在購買的客户並沒有吃虧。2018年初，城市房價對標上海、杭州，瘋了一樣的繼續“補漲”，我們項目短短幾個月再次翻倍，被賣到2萬多！

三年翻了三倍，買了的慶幸，沒買的腸子都悔青了。眼見價格猛漲，想買的都殺紅了眼，那些為了留在城市想盡各種辦法籌到錢的人，那些以普通家庭為代表的瘋狂的小投機者，咬着牙入了最後的局，站在了最高處……

多少年後，人們寫經濟史，都應該重點分析一下2018年。清華大學鞠建東教授也指出，2018年是中國經濟從工業化時代到知識化時代的大轉折的一年，外部，美國發起貿易戰遏制中國經濟升級，內部，“世界工廠”的“規模紅利”，其長期累積的“產能過剩”“勞動力過剩”“核心技術依賴進口”等問題不斷暴露，製造業和許多傳統行業的巔峯都停留在了那一年。

那座以製造、外貿為基礎的城市，無疑大多數人都身處“傳統”，經濟狀況每況愈下，那些咬着牙、殺紅眼站到了最高處的家庭，欲哭無淚。近兩年再去問，據説不少人陸陸續續斷供了……

房子還是那些房子，人也還是那些人。變的是什麼？除了越來越“漂亮”的城市，還有人們從心底發出來的嘆息。

後來，這樣的嘆息越來越多，並逐漸從小老百姓擴展至中產，化作一個大多數人都不得不面對的字眼——“內卷”。

我時常想，如果就“停”在2015年（當然，不是主張倒退），從地方政府到開發商到人民，都不要那麼急功近利，房價7000多元/平，或者跟着GDP以每年6%-7%地合理增長（到今天11000元/平左右），那個城市郊區，以及那座城市的人們會不會好一些？

如果那些外地人，老家農村也有還馬馬虎虎的教育，他們就可以選擇帶着幾十萬、近百萬的錢回鄉，蓋個小別墅、買輛小車，再在老家打個工、做點小生意，順便拉動一點地方經濟發展，那或許就是共同富裕了。那樣，總要比辛辛苦苦白乾很多年、揹負很多債務、乃至最終落個一場空，要好得多吧。

沒有如果。那座光鮮亮麗的城市，這個從上往下看一片繁華的時代，虧欠人們太多。城市化、房地產、商業邏輯、市場經濟、經濟刺激，怎麼看都是對的，但“刺激”的成本，最終都要落到老百姓頭上，而“刺激”的成果，雖然看上去大眾共享，但實際上，隨圈子不同、階層不同而差距懸殊。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今天怕是要打上個問號了。

城市病了嗎？今天的答案更是顯然的。

內卷之下，三年疫情又席捲而來。一面是擴散的風險、對老年羣體潛在的巨大沖擊，一面是債務負擔加劇與實際收入停滯乃至倒退，人們的生活苦不堪言。

長期以來，房地產旗手、“大國大城”式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精英們，只講聚集、規模化、城市化、經濟刺激的好處，不講它們帶來的內卷、城市病和社會風險——畢竟，他們不用擠公交地鐵，內卷也不會捲到他們頭上。

但這場疫情，卻是公平的，縱你是資本巨鱷，也得早起搶菜，縱你是學者教授，也得隔離難受。

他們看不到，以城市化、工業化、大分工、自由競爭為導向的現代經濟和思想，有其根本弊病——就是把世間萬物，包括人，物化、標價、推向競爭，然後在競爭中推動發展，在優勝劣汰、資源聚集中加速分化、對立。

好的一面，確實發展了，壞的一面，確實分化和對立了。

譬如，城與鄉的對立。試問，城與鄉為何要競爭？需知千百年來，雖然城市要優越一些，但城鄉相互依存，談不上、也不需要競爭和對立。緣何今天，雙方非得就勞動力、土地、民間資本（儲蓄）乃至社會輿論展開競爭——這“競爭”還是單向的，因為鄉村根本毫無招架之力。

譬如，人與人的零和博弈。千百年來，我們的文化講求各得其所、心安理得。緣何今天非得只有“競爭”這一條道？而所謂競爭，無非是誰能以更低的成本搶佔更多資源誰就能勝利，誰先耗盡相應資源誰就敗下陣來。到最後，“優勝者”為守住成果憂心忡忡、疲於奔命，“劣汰者”則為失敗憤懣不已、躁動難平，最終人人不安，這“現代化”的意義又何在？

譬如，人與自然的對立。千百年來，人類雖然需要向自然獲取生存條件，但總體還是自然循環、有限度的。但現代工業化以來，卻成了生態災難。無需舉太多例子，且看人類被偷走的這兩年多時光，帶給了大自然多麼久違的喘息自由。

據統計，疫情期間，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超過6%，大西洋海岸海水清潔度評級直接從差晉升到良，印度恆河氧氣含量增加了80%，動物們開始以我們幾十年都沒有見過的規模繁衍生息，印度人民甚至驚訝地看到了，在霧霾後隱藏了30年的遙遠的喜馬拉雅山。人類的禁足反倒成全了世界的清澈與安靜，人類的疫情災難，卻成了自然界的太平盛世！

｜《地球改變之年》

眼中只見發展而不見“人”，終將困於發展！

眼中只見“大國大城”，而不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最終也將困於城市！譬如這兩年大量失業、高不成低不就的房地產人，譬如深陷內卷的億萬城市中產，譬如疫情下無可逃遁的城市人……

大家還能去向何處？

最近，身處上海的我，就成為老家親人、鄰里關心的對象。他們每天打來電話，擔心我們買不到菜，擔心我們會餓死，擔心我們憋出病來，又都説要給我們寄食品和物資。遙遠的老家鄉下，雖然附近縣也有無症狀，地方政府一片緊張，但人們並不需要發愁，米在缸裏，菜在地裏，蛋在雞窩，又沒有負債，該怎麼過還怎麼過。

今年來上海過年的父親，也半開玩笑地説，幸虧他過完年就回去了，不然，現在真的要一大家子人坐在大上海的小房子裏大眼瞪小眼了。

他們問起怎麼買菜，當得知我花180元團購了9斤水果，200元買了一些肉和菜，還有浦東一個朋友花200塊買了2斤肉，都驚訝得説不出話。200元錢，別説疫情期間，就連平時也買不了多少東西，但在鄉下，它依然稱得上“購買力”。

末了，父親沉默許久，説，我去查查車，要不我帶着東西來上海吧……

這些年，我始終對生活了15年的上海有一些隔閡，比如，多年來，我始終只有寥寥一兩個上海本地人朋友。疫情期間，我跟“外地人”朋友聊起來，大家紛紛苦笑，“要不，我們還是準備回老家吧”。

**田園將蕪胡不歸？實際上，綜合房貸（租）、教育、交通、養車、物價等綜合因素，上海中產月收入兩萬，跟內地省城一萬多，縣城五六千，農村三千，生活水平其實並無本質差別，但背後的質量、實際“獲得感”差別卻挺大……**便要問，這辛辛苦苦、謹小慎微、忍辱負重的生活，意義又在哪裏？

自古以來，大疫止於鄉野。大多數疫情，都在城市爆發，甚至引發動亂。而鄉村，由於其分散性和生態性，往往問題要小得多——即便有問題，也更容易阻隔、控制。譬如，2003年的SARS就止步於鄉村，今天的新冠，6億農民也少有感染者，所以温鐵軍教授説，“世界上最低成本的防疫，就是在鄉村”。

當然，城市之病，何止疫情。那麼，我們再擴大一點，更多的城市病，又何嘗不需要鄉村？

只是多年來，我們習慣站在城市化、規模化的視角，將鄉村視作“髒亂差”、落後的包袱。彷彿鄉村是個毒瘤，切掉它，或者讓它自生自滅就好，這樣我們就可以騰出手來全力搞“經濟建設”。

這個思想，主導了中國近四十年“建設”，從八九十年代政府甩包袱、退出鄉村公共服務，到分税制改革後地方政府公司化對鄉村的疏遠，從房地產、工業園對鄉村土地的大肆侵佔，到前些年大量的合村並居、撤併鄉村中小學……

的確，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但“切掉”鄉村後，我們的社會、你的生活，真的更好了嗎？

也許，我們是時候換一種眼光了，比如——鄉村，非但不是“包袱”，其實，她也可以是一種解放。

作者：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專欄作者，撰稿人，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