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芝龍的“海上帝國”_風聞

鄭芝龍所建立的鄭氏集團，是中國第一個依靠商業貿易崛起的政權。

　　在大航海時代，西歐人無疑是主角。西班牙、葡萄牙率先開啓了地理大發現，緊接着，荷蘭、法國、英國也陸續參與到海外殖民擴張的隊伍中來。

　　同一時期，在中國東海到南海的這片海面上，也出現了一股強大的海上力量，其一度壟斷遠東的海上貿易，並在與歐洲人的競爭中佔據上風，這便是鄭芝龍海盜（商）集團。

　　航海星盤，約16 世紀製作，收藏在大加那利島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故居博物館

　　提起鄭芝龍，人們更多想到的是鄭成功的父親、著名的投降派。其實在當投降派之前，鄭芝龍還做過中國海盜的總頭子，是名副其實的 “海上大王”。

　　鄭芝龍年輕時，在澳門跟隨舅父學習經商。後來到日本闖蕩，先後投靠了海盜李旦集團和顏思齊集團，1624 年又受李旦委託，到台灣以通事的身份與荷蘭人合作。

　　早年的經歷，豐富了鄭芝龍的商務、航海和軍事知識。他逐漸熟悉海外貿易行情，掌握了粵語、葡萄牙語、日語、荷蘭語並瞭解東西兩洋的文化習慣，這些因素幫助了他在日後脱穎而出。

　　在李旦和顏思齊去世後，鄭芝龍繼承了他們的事業，以台灣為海上基地，正式自立門户，開啓了自己的海盜生涯。

　　1626 年 3 月，鄭芝龍趁福建大旱襲擊了漳浦，殺守將，接着佔領金門、廈門，在此豎旗招兵，很快就擴眾數千。隨後又連攻海澄、蘆坑、溪尾、九都等地，南下粵東，閩粵兩省震動。

　　福建巡撫朱一馮調驍將都司洪先春與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等會剿，結果被鄭芝龍擊敗。後金門遊擊盧毓英與洪先春再次合擊鄭芝龍，又大敗，盧毓英被擒。之後一年多的時間裏，鄭芝龍連續多次對陣名將俞大猷之子、福建總兵俞諮皋，俞諮皋每戰必敗，每敗必逃，最終被革職入獄。

　　在進攻沿海時，鄭芝龍所部紀律嚴明，他規定部下不得殺人放火、擄掠婦女、焚燒糧食，經過地方時只是徵收保護費（報水），遇到赤貧百姓，還資助錢糧。加上明朝“半海禁”政策不得人心，越來越多人加入鄭芝龍隊伍。到 1628 年，鄭芝龍已擁有部眾 3 萬、艦船千艘，成為沿海實力首屈一指的海盜集團。

　　起初，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利益結成同盟，鄭芝龍負責攻擊劫掠商船，與荷蘭人平分收益。但鄭芝龍對閩粵沿海的攻擊行動威脅到了荷蘭人正常貿易，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明朝逐漸合流，共同對抗鄭芝龍。

　　鄭芝龍漸漸感到，自身力量有限，在激烈的海上貿易競爭中難以勝出。鄭芝龍向來有遠志，那就是橫行大洋，成為掌控遠東海上貿易的霸主。但當時中國沿海海盜如雲，其互相競爭甚至敵對，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也早已在東亞建立穩固的海上貿易網絡。他認識到，必須依靠明帝國這個大樹，避免兩線作戰，才能獲得壯大自己的機會。

　　荷蘭船出港

　　於是鄭芝龍頻頻攻擊大陸沿海，以“求撫”策略引起明政府重視。在歷次擊潰明軍後，他下令不對官軍趕盡殺絕，不窮追敗將洪先春，俘獲盧毓英後立即釋放。鄭芝龍這種獨樹一幟的行為，很快引起新任福建巡撫熊文燦的注意。

　　1628 年，經過盧毓英等人協調，鄭芝龍正式歸順福建巡撫熊文燦，被授予了海防遊擊一職。自此鄭芝龍取得了東南沿海合法貿易權，從海盜搖身一變而成亦商亦盜的官員。但鄭芝龍仍掌控和擁有原部眾及船械，其日常開支也全靠本集團的貿易收入，不需明廷發放餉銀。所以明鄭之間與其説是招撫關係，不如説是合作關係。

　　鄭芝龍獲得了明朝的政治支持後，解決荷蘭人及敵對的海盜集團就被提上日程了。

　　威服荷蘭

　　明末，與中國接觸的歐洲三國中，以荷蘭最強盛，號稱“海上馬車伕”。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馬六甲海峽，壟斷香料貿易，又屢屢打敗西、葡這兩個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為了便於拓展與明朝和日本的貿易，獲取茶葉、瓷器、生絲等貨物，荷蘭佔領了台灣島。

　　但荷蘭人發現，並不是打敗西、葡就能如願與中國直接貿易了。

　　原因在於，隆慶開海雖然結束明代 200 年嚴厲的海禁政策，但僅開放了漳州月港一個口岸，且不準外國商船停靠。這種有限的開放政策無法滿足荷蘭人的貿易需求。

　　馬六甲海峽

　　荷蘭要求明廷開海通商，並不得與西班牙、葡萄牙貿易。為了迫使明廷就範，荷蘭屢次進犯沿海，並先後與各股中國海盜（也包括鄭芝龍）聯合，搶奪中國商船。明廷為了緩解東南海患，採取了“以夷制賊”策略，以開放貿易為幌子誘導荷蘭圍剿鄭芝龍。1628 年，鄭芝龍與荷軍在南澳島銅山一帶交戰，鄭芝龍出動火船攻擊荷蘭艦隊，燒燬荷蘭快艇“奧沃克號”、奪取“西卡佩號”及其他 4 艘船，迫使荷蘭人敗退回巴達維亞。

　　1628 年鄭芝龍被招安後，更是依靠合法權力壟斷了荷蘭人的中國貨源，並切斷了漳州港與大員（今台灣西南部一帶）之間的貿易航線，荷蘭人必須經過鄭芝龍才能拿到茶葉、瓷器、生絲等重要貨物。可以説，此時明荷關係本質上演變為鄭荷關係。

　　從 1628 年到 1633 年之間，鄭芝龍與荷蘭關係時戰時和。雙方達成過兩次貿易協定。荷蘭為了獲得貨源，曾幫助鄭芝龍奪回海盜李魁奇佔領的廈門。

　　但荷蘭人發現鄭芝龍並未履行協定，沒有按質按量提供絲綢、糖等貨物，而且繞過荷蘭，親自與日本、馬尼拉進行貿易，搶佔了荷蘭貿易份額。

　　荷蘭於是再次進攻中國沿海，企圖在大陸奪取貿易據點，以擠垮鄭芝龍。1630 年，荷軍進攻廈門。鄭芝龍招募擅長泅渡的民眾十餘人，讓他們在夜晚游到荷蘭艦船邊，趁機登船放火，並俘虜了五十多個荷蘭士兵，其餘荷艦倉促逃遁。

　　接下來的兩年裏，荷蘭東印度公司內部要求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的呼聲越來越高，巴達維亞總部終於在 1633 年派遣了一支以台灣長官普特曼斯為統帥的遠征軍征討明朝。

　　荷蘭殖民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 　揚·範·瑞恩 / 繪

　　1633 年 7 月 12 日，荷軍襲擊了廈門的鄭芝龍艦隊，擊沉大小戰艦數十艘（此時鄭芝龍率主力在廣東與海盜作戰）。7 月 18 日，荷軍封鎖金門沿海，劫掠過往商船。福建巡撫鄒維璉緊急調度各軍及鄭芝龍，準備開展反擊。10月 22 日，雙方在金門料羅灣會戰。荷蘭出動了 9 艘蓋倫帆船，加上海盜劉香、李國助 50 艘船，鄭芝龍和明軍則派出了大型戰艦 50 艘、火船 100 艘。鄭芝龍宣佈了賞格，以激勵部下奮戰。以鄭芝龍為首的明軍戰艦數量雖然多，但船小炮少，處於劣勢，因此極力避免與荷軍炮戰。

　　明軍一部正面攻擊荷蘭艦隊，另一部分則繞到荷軍的上風向，利用順風之勢出動火船衝向荷蘭艦隊，接舷後用鐵鈎鈎住荷船，隨後點火焚燒。隨着火勢蔓延，明軍也立刻登上荷艦，與荷軍展開白刃戰。鄭芝龍的士兵訓練有素，驍勇善戰，荷蘭人稱他們“像丟棄自己生命的人那樣瘋狂、激烈、荒誕、暴怒，對大炮、步槍與火焰都毫不畏懼” 。此戰，明軍共燒燬荷船 1 艘，俘獲 1 艘 ，斬首荷軍 20 人，俘虜 100 餘人，普特曼斯率領殘餘艦船逃回台灣。戰後巡撫鄒維璉奏表，稱：“閩粵自有紅夷以來，數十年間，此舉創聞。” 

　　料羅灣之戰後第二年，巴達維亞政府在給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報告中説：“我們去年發動的戰爭結果已表明，自由無限制的中國貿易憑武力和強暴是無法獲得的。” 料羅灣戰後，荷蘭人被迫承認了鄭芝龍在台灣海峽和中國沿海的支配地位 ，接受鄭芝龍安排，依賴其提供中國商品 ，並不得劫持駛往日本和馬尼拉的鄭氏集團及受鄭氏保護的商船。

　　統一海疆

　　料羅灣之戰後，鄭芝龍乘戰勝之威，倚仗明朝官軍身份追剿劉香海盜集團。而在此之前數年間，鄭芝龍已先後滅掉了李魁奇、楊祿、褚彩老、鍾斌等海盜集團，並將其部眾收歸麾下。

　　與鄭芝龍迥然不同，劉香率領部眾在橫行閩、粵、浙三省沿海時，所到之處，燒殺劫掠，鄉鎮為墟，雞犬不留，深為民眾所痛恨。

　　劉香雖然在料羅灣海戰中受創，但其武裝尚有萬餘人，實力仍然不可小覷。為了擊敗劉香船隊，鄭芝龍在廣州一帶建造鉅艦，艦船桅高10 餘丈，所配火炮重 1500 公斤，炮彈可射至六七里外。他又出資招募精壯漁民入伍，使得部眾戰鬥力大為增強。1635 年，鄭芝龍艦隊整裝待發，與福建水師一同南下進剿劉香，在田尾洋與劉香艦船遭遇。經過血戰，劉香集團全部覆滅，劉香本人自焚而死，鄭芝龍軍隊受重創，鄭芝龍的胞弟鄭芝虎、鄭芝鵠亦陣亡於此役。

　　田尾洋大勝，朝野上下對鄭芝龍一片讚譽聲，福建巡撫奏表朝廷：“芝龍果建奇功，俘其醜類，為海上十數年所未有。”

　　劉香集團被攻滅後，東南沿海海盜基本肅清。至此，中國民間海上勢力均統歸於鄭芝龍旗下，海上貿易航線梗阻亦被掃清。鄭氏海商集團開始進入繁榮時期。

　　貿易帝國

　　從 17 世紀 30 年代開始，隨着在中國東南沿海和台灣島以北東亞海域制海權的確立，鄭芝龍開始主導東亞地區的海上貿易，並基本掌控了絲綢、瓷器以及中南半島土產等貨源。

　　鄭芝龍依靠強大武裝，為海商自由貿易保駕護航，其武裝同時成為了合法的中國海軍。中國海商第一次擁有一支實力強大的軍事力量服務於開拓東亞海域。鄭芝龍以官軍身份成功地控制了絕大部分中國海商，其遠洋販運通常需領鄭氏牌照。在鄭芝龍的保護下，福建海商每年免去了數百萬商貨銀錢的損失。

　　由此，鄭芝龍集團成為以東亞海洋為馳騁平台，以商業利益為最終目標，集行政、軍事、商貿職能於一身的海商政權。

　　鄭芝龍掌控東亞制海權，向過往的外國貨船徵税，並提供安全的保證。徵税是鄭芝龍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史稱“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舶税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

　　然而，鄭芝龍的事業主要是貿易而非徵税。鄭芝龍在自己家鄉修築安平城，營建港口，作為軍事據點和貿易基地。安平城雲集了東西方貨物，繁盛一時。

　　鄭芝龍集團組織了嚴密的國內外貿易網絡，包括以金、木、水、火、土命名的“陸上五商”和以仁、義、禮、智、信命名的“海上五商”。陸上五商分佈於杭州及其附近地區，主要負責收購國內各地貨物，並將其交付海上五商。駐廈門及附近地區的海上五商接貨後，負責將其運往海外銷售。海外貿易的對象主要是日本、荷蘭東印度公司、馬尼拉及東南亞各國。

　　日本是鄭芝龍的主要貿易對象，幾乎佔到了他貿易活動的大部分。對鄭芝龍而言，一方面其領路人李旦、顏思齊的事業基礎在日本，另一方面自己的妻子是日本人，因而與日本長期保持着友好關係和貿易往來 （其子鄭成功亦如是）。

　　當時中日之間貿易主要來往於泉州、漳浦、長崎等港口，貿易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紡織品、砂糖、鹿皮、麝香、土茯等，這些貿易所帶來的利潤是驚人的。根據《長崎荷蘭館日記》，1643 年明朝商船到岸總值為 10625 貫，鄭芝龍的份額就有 8500 貫，佔到了80%。此外，鄭芝龍還負責將葡萄牙商人貨物從澳門運送到日本。鄭芝龍的貨船在日本完成貨物交易後，一般會運載日本貨銷往西班牙佔據的馬尼拉。

　　料羅灣海戰後，鄭芝龍雖然不經荷蘭可直接對日貿易，但仍無法與荷蘭對日貿易額相比。然而，自從鄭芝龍開闢了安平到長崎的新航線後，對日貿易額猛增。從 1641 年到 1646 年，鄭氏旗下貨船出入日本長崎港的數量高於同時期荷蘭船 7 到 11 倍，從這一對比中明顯可以看出，在當時中國東南海域的海上貿易活動中，鄭芝龍集團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

　　鄭芝龍的第二大貿易對象是荷蘭東印度公司。

　　從 1633 年到 1646 年，每年從中國大陸載運貨物駛往荷蘭人佔據的台灣的貨船，從數十艘到一二百艘，最頻繁每月可達 20 ～ 30 艘船。這些貨船大部分為鄭芝龍所有，從安平、廈門載貨運往台灣的貨物有生絲、綢緞、布、砂糖、鐵鍋、瓷器、金、水銀、礬、米、麥、食品、鹽、木材、石頭等，品種繁多。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鄭芝龍在 1628 年、 1630 年、1640 年 3 次達成協議。

　　不過鄭荷之間更多是競爭和矛盾的關係，荷蘭人尋求的與大陸自由通商，而鄭芝龍尋求的是壟斷大陸商品的對外貿易，因而雙方的協議十分不穩定，導致了前面所説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訴諸的戰爭。但鄭芝龍在貿易競爭中始終壓制着荷蘭人，使歐洲殖民者的貿易擴張在東亞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挫折。

　　父業子承

　　鄭芝龍以強大的海軍、雄厚的資金、多渠道的貿易，獲取了巨大的商業利潤。經濟上的強大實力，加上擁立弘光帝有功，使鄭氏家族得以進入南明政權的權力中心。鄭芝龍被弘光帝封為南安伯，隆武帝時又晉封平國公，加太師銜，掌握軍政大權。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尤其受到隆武帝讚賞，賜國姓“朱”。

　　鄭成功

　　1646 年，鄭芝龍在南明隆武帝朝廷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投降了清朝，隨即為自己的投機主義行為承擔了惡果，身死北京，為天下所不齒。但是，人亡政未息，他的貿易帝國被其長子鄭成功所繼承並發揚光大，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基地，堅持抗清 10 餘載，圍南京，復台灣，使鄭氏基業傳至第四世，一直延續到了 17 世紀 80 年代。

　　鄭芝龍所建立的鄭氏集團，是中國第一個依靠商業貿易崛起的政權，其與明、清龐大帝國相比力量微乎其微，但畢竟以民間自發力量捍衞了中國商人的海上貿易自由權，遏制了歐洲殖民者對中國沿海的侵略，是中國海商文化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