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與黨爭，美利堅的日常一天_風聞

最近幾天，對於美國民眾而言，最奪人眼球的事件既不是俄烏戰爭，也不是美聯儲加息。他們關心的是一份草案，一份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草案。在這份草案中，保守派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否定了1973年羅訴韋德（Roe vs Wade）案的基本邏輯。

雖然意見草案不等於最終判決，但是考慮到最高法院現有的保守派優勢，最終判決很有可能徹底改變當前親生命和親墮胎兩股勢力的政治計算和博弈方式。考慮到這一問題在美國長久的爭議性，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兩黨著名人士站台的迅速性。當民主黨批評最高法院開歷史倒車的時候，共和黨則批評這次意見草案的泄露是對政治信任史無前例的破壞。無論如何，美國早已激化的政治鬥爭變得更加殘酷，一切為了中期選舉，一切都是中期選舉。

考慮到羅訴韋德案已經成為一個日經問題，本文只對墮胎權問題的基本框架進行簡要介紹。美國法院現行的關於墮胎權問題的理解和判決是以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作為基礎。當年的布萊克門大法官採用了一種非常曲折的方式處理這一問題。他引入了在憲法中沒有明文存在的隱私權作為一項基本權利，再將墮胎權作為這種權利的衍生，從而變相賦予了墮胎權一種憲法權利的地位。

但與此同時，布萊克門大法官又否認這種權利的絕對性，認為需要與胎兒和母體的生命權相互平衡。這種妥協的結果就是所謂的孕期框架（Trimester Framework）。最高法院將孕期切分為三個三個月，分別成為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在孕早期，女性可以行使完整的墮胎權；在孕中期和孕晚期則需要施加越來越多的限制。

**從邏輯上看，這是洛克式自由主義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抽象化的個體一定會追求對於身體自我支配的權利。這是墮胎權的起點，也是它的極限。胎兒同樣也可以作為抽象化個體而存在。只要服從於這種邏輯，它不可避免地最終會走到受孕母體和胎兒的權利對決。

另一方面，基督教背景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衝突性。當洛克在《政府論》中用上帝為原子化個人背書的時候，生命也被視為上帝的產物。用他自己的話説，“上帝才是‘生命的作者和給予者’”。父母不對子女享有絕對的支配權力。於是，無論在世俗上還是神學上，洛克在瓦解父權制的同時，也塑造了墮胎權問題的死穴。

最高法的院妥協做法，是洛克式自由主義不得已的結果。左右兩邊也對此非常不滿意。不過在進步主義和當時流行的人口控制論氣候下，羅訴韋德案還是成為了重要的判例基礎，指導了之後最高法院對這類這類案件的判決。最高法院既駁回了左邊對於生殖正義的主張，也駁回了右邊對於生命始於受孕的主張。

畢竟絕大多數美國人可能並沒有那麼堅定，也沒有那麼意識形態。三個月的孕期框架肯定不能令所有人滿意，但絕對可以令大部分人所接受。

科學技術的發展則對孕期框架提出了意想不到的挑戰。20世紀後半葉醫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不斷提早胎兒獨立母體存活的時間。最高法院將孕期分為三個部分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胎兒的生命權。那麼，在無法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情況下，這是否意味着可以提高墮胎的時間門檻呢？在1992年的判決中，最高法院放棄了粗糙的孕期框架，承認胎兒獨立生存的時間已經從28周變成了23到24周。這一標準與之前的實際效果基本相同，只在實踐上略微收縮了墮胎的空間。

裱糊匠的做法不一定能阻止問題的激化。既然可以變成24周，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當然也可能提早這一時間。這一路徑的最新結果就是2021年德州的“心跳法案”。該法案認為除非在醫療緊急狀態下，只要可以檢測到胎兒心跳，就禁止墮胎。胎兒的心跳一般在懷孕六週之後就可以被探知。問題是，很多女性在這時候可能尚未得知自己已經懷孕，從而在事實上失去墮胎的空間。

當然，在這數十年中，保守派一直未曾放棄徹底推翻羅訴韋德案。通過不斷上訴，他們屢次從各個方面挑戰這一案件的合憲性。但是經常由於一票之差，無法滿足自己的目標。直到特朗普非常幸運地將三位保守派法官塞入最高法院後，他們終於看到了曙光。

在巴雷特填補了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後的空缺之後，最高院保守派對自由派的優勢達到了6-3。即便考慮到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的搖擺態度，最高法院也很有可能形成5-1-3的保守派多數意見。當然順帶一提的是，自由派內部對於墮胎權的法理基礎也存在爭議。

對於保守派而言，羅訴韋德案從一開始就是違憲的。它發明了一項不存在於憲法中的權利，試圖將本來應該由立法分支解決的問題被迫交由審判分支解決。塞繆爾·阿利托的草案沒有否認存在憲法沒有明確提及的權利。問題是這種未言明的權利必須根植於國家的歷史和傳統之中。從這一點看，1973年羅訴韋德案的歷史調查從實質上站不住腳。在20世紀後半葉之前，沒有美國法律支持獲得墮胎的憲法權利。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無法解決的爭議性不但損害了最高法院的聲譽，也導致最高法院陷入政治的泥潭。最高法院不得不反覆處理這些棘手的問題。無論判決如何，都會引發另一方對於法院公正性的質疑。所以有必要將墮胎權問題重新交由聯邦和州的立法機關自行立法決定。

至於先例問題，需要申明的是，先例並非不可推翻。比如種族隔離就是被推翻的先例。當然，將墮胎權與種族隔離類比是否恰當，就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了。不過法律上的問題已經不重要了，從草案泄露的那一刻起，這就已經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問題了。

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會傾向於讓自己與公眾保持距離，避免過於強烈的情緒或者輿論對法院判決的公正性產生影響。這使得它往往具有某種神秘性，或者説非公開性特徵。為了顯示自己的公正性，大法官也往往傾向於拒絕對政治事件和人物發表觀點。當然，這一條隨着美國政治的日益激化，正在被逐漸放棄。不過至少，曾經的金斯伯格大法官頻繁進行政治評論在很多人看來依舊是不合適的舉動。

本次草案的泄露極大打擊了最高法院內部的信賴。這是最高法院近代歷史以來，第一次出現意見初稿被泄露的情況。意見初稿的態度不代表大法官的最終態度。換而言之，本次泄露的直接結果就是給輿論提供了影響最終判決的重要機會。事實上，民主黨的激進支持者已經扛着牌子去保守派大法官家門口抗議了。撰寫草案意見的塞繆爾·阿利托大法官更是閉門不出，取消了與第五巡迴法院的會議。

雖然泄露草案的罪魁禍首依舊不得而知，**不過對於民主黨而言，這絕對是一個重大的利好消息。**第一，它為民主黨提供了更多場外施壓的可能性。由於最高院的保守派傾向，民主黨在墮胎權問題上處於較為不利的地位。更為糟糕的是，民主黨在短期內沒有在系統內扭轉這一局勢的現實方案。無論是擴充最高法院人數還是限制大法官的年齡，在本屆國會任期內，民主黨缺乏足夠的票數。

草案的泄露給予了他們場外公開施壓的機會。抗議者的堵門、政治上大聲地譴責、媒體高分貝的噪音，都是一些會給大法官造成潛在壓力的有效方式。那麼在進一步高壓環境之下，是否會有更多的保守派大法官出現動搖，就是一個自由心證的問題。

第二，它有助於提振民主黨人岌岌可危的中期選舉士氣。一旦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那麼墮胎權問題將由聯邦和州的立法機構自行立法處理。在聯邦層面，民主黨同樣沒有足夠的票數。在州一級方面，則更加沒有限制紅州的手段。更為關鍵的是，由於節節攀升的通貨膨脹，拜登極為糟糕的支持率讓民主黨幾乎喪失了贏得中期選舉的希望。墮胎權不咎為一根救命稻草，用以刺激民主黨選民的積極性。事實上，民主黨已經開始恐嚇自己的選民，強調這絕對不是第一步。這將導致隱私權的無限倒退。用拜登自己的話説，“這將意味着與隱私概念有關的所有其他決定都受到質疑”。

民主黨的策略是否會起作用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首先，民眾會在多大程度上將問題的焦點從通貨膨脹轉移到墮胎權上是令人懷疑的。畢竟，比起墮胎自由，汽油有沒有漲價，食品便不便宜可能才是大多數美國民眾更為關心的問題。

其次，那些將墮胎視為至關重要的人，本來就是民主黨的鐵桿支持者。他們的投票熱情本來就居於高位。況且這些支持者絕大部分都屬於深藍州民主黨的安全選區，對於戰場州或者焦灼選區的影響有限。並且，民主黨的策略可能討好了一部分激進左翼，但同樣會疏遠人數越來越龐大的拉丁裔保守派。

雖然拉丁裔傳統上較為支持民主黨，但隨着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拉丁裔保守派轉投了共和黨陣營。共和黨在佛州的勝利就與此密切相關。討好激進左翼，反而有可能進一步放大戰場州的差距。最後，過早操作墮胎權問題可能會導致選前的麻木。民眾可能會由於信息轟炸，反而產生更多的冷漠和倦怠感。

當然，對於山窮水盡的民主黨而言，無論是什麼樣的救命稻草，抱着試試總是沒錯。畢竟，情況也不可能比現在還糟糕。但這種極端化是以進一步透支美國的共識作為代價。不僅是兩黨間日益加深的不信任，作為美國三權分立相對最為中立的機構，最高法院也在本次事件中公開卷入政治鬥爭之中。

無論最終的判決結果如何，最高法院的中立性神話將會被進一步削弱。不改變草案，將被民主黨視為歷史的倒車；改變草案支持羅訴韋德案則會被共和黨視為輿論對判決的破壞。它也嚴重損害了法院內部的信任。在大法官之間，在大法官與書記員之間灑下了不信任的種子。諸位可以試想，如何你的同事或者同學，隨時有可能把你的爭議性想法掛到公開網絡上，你又會怎麼做。

面對這一惡劣的事態，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不得不公開站出來説，“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對法院機密的背叛旨在破壞我們業務的完整性，它不會成功。法院的工作不會受到任何影響”。當然，是否真的不會受任何影響，大家心裏都會有自己的判斷。

正如作者一貫強調的那樣，今日美國的分歧已經逐漸變成兩種生活方式的衝突。推翻羅訴韋德案將讓美國人更加明顯地感知到這種差異。在州界的這邊是越來越寬鬆的墮胎，在州界的那邊則是墮胎的重罪化。雖然在早期美國的歷史中，州與州之間法律差異巨大是一件極為正常的事情；但對於今日的美國而言，則是一種陌生的體驗；它只能進一步加大雙方對於日常生活差異的認知。所有的機構與個人都必須在這種越來越殘酷的差異中選擇自己的忠誠。而類似的割裂景象，已經是當下美利堅的日常一天。

美國的政治極化遠還沒有結束。最高法院判決草案史無前例的泄露只是這種極化的最新一幕。汽車已經加速，似乎越來越沒有人想去踩下剎車。在一個日益瘋狂且焦躁的世界裏，我們可能將見證舊秩序的毀滅和新秩序的誕生。只不過，我們可能並不知道，誰才是最後的勝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