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泰斗哈貝馬斯對烏克蘭局勢的罕見發聲 | 文化縱橫_風聞

✪ 于爾根·哈貝馬斯

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

✪ 周知語、梁文誦（譯）

【導讀】近日，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社會學家之一哈貝馬斯在《南德意志報》發表文章，就俄烏戰爭發表看法。哈貝馬斯指出，烏克蘭正就德國前幾任總理的對俄戰略“誤判”，對德國進行道德勒索，而西方在決定不參戰時，就已陷入兩難：西方不可能無限制地投入對烏克蘭的武裝援助。哈貝馬斯認為，德國方面對烏克蘭的“倉促認同”，意味着德國和平主義者正發生深刻轉折，這一轉折可能預示着以對話和維護和平為主旨的德國政治模式的終結。對此，哈貝馬斯謹慎地表達了憂慮。在哈貝馬斯看來，如今已不能再用傳統意義上的失敗或勝利來設想戰爭結局，不能指望任何一方落敗。正因如此，他支持向談判開放，並提出歐盟自主的緊迫命題：歐盟，如果既不想讓它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方式從外部遭到破壞，也不想讓它們在內部遭到侵蝕，那就只有在軍事自立的情況下，才能具有政治行動力。

**本文轉自“新華二代在德國”，原題為《關於烏克蘭：戰爭與憤怒》，**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關於烏克蘭：戰爭與憤怒

在距上一場戰爭77年之後，在和平僅靠均等的威懾才得以維持且仍舊危機四伏的時代結束33年之後，戰爭的震撼圖景又回來了——就在我們的家門口，俄羅斯專橫地挑起了戰端。為媒體所呈現的戰事前所未有地佔據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一位深諳圖像力量的烏克蘭總統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殘暴的破壞場景和觸動人心的苦難畫面日日更新，並在西方社交媒體中激起了不斷自我放大的迴響。比起習慣於媒體的年輕人來説，我們老一輩人或許對難以預期的戰事的展現方式和經過精心計算的公眾影響力的新穎之處更加印象深刻。

不過，儘管展示出來的圖景都是精心編排的產物，但牽動着我們的神經的，令意識到戰爭近在咫尺的我們愈加受到震撼的，都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因此對西方的觀眾來説，每一名死者都令他們更不安，每一位被害者都令他們更沮喪，每一個戰爭罪行都令他們更憤怒——隨之增長的，還有以行動來反對它的願望。

▍ 指責朔爾茨的人的自信和攻擊性令人困惑

儘管持有相同的立場，但西方國家聯盟的諸政府卻開始採取各不相同的做法；**德國爆發了一場出格的、由傳媒界的聲音煽動起來的觀念鬥爭，主題是如何對被侵略的烏克蘭進行軍事援助，援助規模該有多大。**無辜被侵略的烏克蘭提出來的要求，將前幾屆德國聯邦政府的政治誤判和錯誤的路徑選擇迅速轉化成了道德勒索，這些要求是如此地合情合理，正如它們在我們所有人心裏激起的情緒、同情和援助意願是如此地理所當然。

在德國，在行動方面顯得深思熟慮和謹慎保守的聯邦政府遭到了激於義憤的指責，可這些責難者所顯示出來的篤定的自信令我感到困惑。聯邦總理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説的一句話提到了其政策的要點：**“我們正在用一切手段對抗俄羅斯在烏克蘭造成的損害，前提是這不會帶來一場失控的事態升級，以至於給整個大陸、甚至是整個世界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害。”西方已然決定不以參戰方的身份介入這場衝突，在此之後就存在一個風險界限，它排除了對武裝烏克蘭的無限制投入。**我國政府最近同盟友在拉姆施泰因達成的共同陣線（注：指4月26日在德國拉姆施泰因美軍基地召開的針對烏克蘭自衞問題的會議，美國邀請了來自 40個國家的國防部長和代表參加），以及拉夫羅夫重新做出的使用核武器的威脅，都再次將這一界限擺到了刺眼的光線之下。罔顧該界限，想要以進攻性的自信高調不斷將聯邦總理推向這一方向的人，忽視或誤解了西方因為這場戰爭而陷入的兩難；因為西方已經因不參戰這一具有充分道德依據的決定而自縛雙手。

▍ 聯邦總理堅持做在政治上負責的權衡是正確的

當前的兩難局面要求西方在兩個極端之間進行充滿風險的權衡——一端是烏克蘭的敗北，另一端是一場有限的衝突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再明顯不過了。一方面，我們已從冷戰中得到了一條教訓，即針對一個有核國家的戰爭已不再可能在任何理性的意義上“獲勝”，至少不可能在一場熱戰的可以預期的時限之內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核武器的威脅潛力帶來的後果是，**受到威脅的一方，無論它自身是否擁有核武器，都無法用一場勝利來終結動用武力所造成的絕對無法承受的毀傷，最好的情況是用一種保全雙方臉面的妥協來收場。在此前提之下，不能指望任何一方落敗，從而被迫以“失敗者”的身份退場。**目前同戰事並行開展的停火談判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雙方都保留着將對方看作可能的談判對象的目光。儘管俄羅斯的威脅潛力取決於西方相信普京會使用核生化武器。但事實上，過去數週裏CIA已經警告説存在使用所謂“小型”核武器的現實危險（這類武器被研發出來的目的顯然是令有核國家之間的戰爭再次成為可能）。這賦予了俄羅斯方面一種相對於北約的非對稱優勢，後者鑑於世界大戰的毀滅性規模——多達四個有核國家會捲入其中——而不願意成為參戰方。

目前普京正在判斷西方於何時越過國際法所定義的界限，之後他就可以將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視為西方名義上的參戰。

**鑑於必須無條件地避免世界毀滅的風險，這一判斷的不確定性沒有給冒險的下注行為留下任何操作空間。**哪怕西方滿不在乎地將使用“小型”核武器的“警告”作為一種風險納入考量，即在最糟的情況下予以容忍，誰又能保證，到了這個地步還能制止事態升級？餘留下的活動空間就是必須帶着專業領域必不可少的知識和一切必要的、並不總是對公眾開放的信息來小心地斟酌各種論據，以便做出有理有據的決斷。西方從一開始就施加了嚴厲的制裁，他們事實上的參戰早已不容懷疑，因此在軍事援助方面每邁出新的一步都要小心斟酌，這樣做是否會跨過那條因為取決於普京的定義權而並不確定的界線，從而成為名義上的參戰國。

**另一方面，由於這種不對稱性，西方可以——正如俄方也知道的那樣——不讓自己被任意勒索。**假使西方對烏克蘭坐視不管，那麼這不僅在政治道德的視角下是一樁醜聞，而且也不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就必然預料到，接下來將不得不在格魯吉亞或摩爾多瓦再玩一遍和這回一樣的俄羅斯輪盤賭——然後又會輪到誰？毫無疑問，只有在西方有充分的理由畏懼承擔一場世界核大戰的風險時，這種長遠來看可能將西方逼至死衚衕的不對稱性才會持續存在。因此那種認為不能把普京逼至死角、否則他可能做出任何事的論據就遭到了駁斥，因為這種“畏懼的政策”會讓對手放開手腳一步一步地推動衝突升級（Ralf Fücks發表於《南德意志報》的評論）。當然這種論據也只是確證了局勢的難以預測。因為只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決定不作為新的參戰方加入戰爭以守衞烏克蘭，那麼就必須從這一角度對軍事援助的方式和規模加以評定。以理性可以接受的方式反對“畏懼的政策”的人，自身就已經在政治上負責且在事務上有着全面瞭解的權衡的論證空間裏活動，而聯邦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堅持這種權衡是正確的。

▍ 德國的主流媒體正在散佈對普京的猜想

這裏涉及到的是恪守對我們給自己劃出的那條由法律所定義的界線的解讀，在我們看來這種解讀對普京來説也是值得認同的。那些激動地反對政府路線的人，當他們拒絕承認他們並不質疑的原則性決定的潛在後果時，就是前後矛盾的。不參戰的決定並不意味着，西方只要還沒有直接介入就不得不坐視烏克蘭隊獨自對抗遠勝於己的對手。烏克蘭自己已決定不惜付出巨大犧牲也要繼續抗爭，而西方的武器供應顯然能夠對其進程產生積極影響。但在不親手拿起武器的情況下寄希望於烏克蘭打贏這場俄羅斯發起的殘酷戰爭，這豈不是一廂情願的自我欺騙？戰爭煽動者坐在觀眾席上大放厥詞，他們的言論和其所處的位置是不匹配的。因為這種言論無法否定一個有可能孤注一擲的對手的不可預測性。西方的兩難之處在於，西方只能通過自我限制的、始終不越過國際法所定義的參戰行為紅線的對烏軍事援助來彰顯其原則，即西方堅持歐洲各國邊界的完整。

對進行着自我限制的軍事援助加以冷靜的斟酌本就不易，加上還要揣測是什麼動機促使俄羅斯方面做出這一明顯失算的決定，這事就變得愈加複雜。對普京個人的關注導致出現了五花八門的猜想，我們的主流媒體如今正在散佈這些猜想，彷彿正處於臆想性的蘇維埃學的全盛時期。**現在佔據主導的普京形象是一個堅定的修正主義者，這一觀點至少需要我們理性地分析其利益訴求來加以平衡。**即使普京認為蘇聯解體是個大錯，把他看成一個異想天開的夢想家，認為他帶着俄羅斯東正教的賜福並受到權威主義意識形態專家亞歷山大·杜金的影響，把逐步重建大俄羅斯帝國當作自己畢生的政治使命，這種觀點也很難反映其個性的全部真相。但基於這種心理投射又發展出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設想，即普京的侵略意圖已超出烏克蘭而指向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接着又延伸至已加入北約的波羅的海三國，並最終深入巴爾幹半島。

▍ 那能夠在這場針對有核國家的戰爭中“獲勝”嗎？

普京是一位受妄想驅使着的歷史懷舊者。但與這樣的人物形象相悖的是：他有着社會地位不斷躍升的履歷，曾在克格勃受訓、任職併發跡，是一個精於理性計算的權力強人。而烏克蘭的西向以及白俄羅斯境內的政治反抗運動又增強了他對本國不斷發展壯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團體的政治抗議的顧慮。從這個角度來講，**一再上演的侵略行為或許更應看作是在沮喪地回應西方的拒絕態度——拒絕就普京的地緣政治議程展開磋商，特別是拒絕在國際上承認他違反國際法的佔領區，以及拒絕也應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前沿地帶”的中立化。**此類以及類似的各種猜想只會加深這一兩難困境的不確定性，而這一困境“要求最大程度的謹慎和剋制”（ 這是Peter Graf Kielmansegg2022年4月19日發表於《法蘭克福匯報》上的富有教益的分析文章的結語。）

但是，那如何解釋在內政方面所掀起的關於由聯邦總理朔爾茨不斷強化的政策——這一政策試圖在與歐盟夥伴和北約夥伴的協調一致中審慎地確保與烏克蘭的團結——的激烈討論呢？為了解開這些問題，我將撇開關於是否繼續對已變得不可預測的普京採取緩和政策這一問題的爭議，這一政策在蘇聯結束之前甚至之後都是成功的，而現在卻被證明是一個重大錯誤；同樣，我也將撇開德國政府所犯的、部分出於經濟壓力而使自己依賴進口自俄羅斯的廉價石油的錯誤。今天的這些爭論所形成的短暫記憶，有一天將由歷史學家的判斷來決定。

但在“新的德國認同危機”這個意味深長的名稱下所展開的爭論則是另一番狀況。這個爭論現在就已經在探討“時代轉折”的影響，而這個時代轉折最初僅涉及到德國的東方政策和國防預算。之所以説這個爭論是不一般的，乃是因為它首先與那些倡導和平運動的人物的驚人轉變有關，而且預告了德國人的那種不斷受到右翼譴責、且實際上來之不易的戰後心態的歷史性轉變，因此也預告了以對話和維護和平為主旨的德國政治模式的完全結束。

▍ 情緒激動的外交部長已經成了一個偶像

這種解讀體現在那些被培養得對規範性問題尤為敏感的追隨者的例子上，他們不掩飾自己的情緒，最大聲地要求更強有力的參與。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全新的戰爭現實已經把他們從和平主義的幻想中驚醒。這也讓人聯想到已經成為偶像的外交部長，她在戰爭開始後就緊接着以令人信賴的肢體語言和懺悔式的言辭真實地表達了這種震驚。這並不是説，她以此並未代表在我國民眾中普遍存在的同情心以及試圖援助的衝動；但除此之外，她也讓人信服地促成了對決心取勝的烏克蘭領導層的急躁的道德説教的自發認同。這樣，我們就觸及到了兩派人之間衝突的核心，**一派人更為感同身受，但倉促地認同着一個國家為他們的自由、權利和生命而戰的觀點；另一派的人則從冷戰的經歷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訓，**並且——就像那些在我們的街頭抗議的人那樣——形成了不同的心態。一派人只能在勝利或失敗的選項下來設想戰爭，而另一些人則知道，針對有核國家的戰爭已經無法在傳統意義上“獲勝”。

粗略來講，民眾偏民族性的心理和偏後民族性的心理構成了對戰爭的不同態度的背景。當我們把烏克蘭人民令人欽佩的英勇抵抗和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與在類似情況下對“我們”——讓我們寬泛地講——西歐人民的期望相比，那這種差異就變得很明顯。我們的欽佩中夾雜着某種驚訝，驚訝於士兵們以及為戰鬥而徵召來的新兵們的必勝的信心和不屈不撓的勇氣，他們冷峻地決心要保衞自己的祖國，對抗軍事上遠勝於他們的敵人。相比之下，我們西方國家則依靠職業軍隊，我們為之付費，以便在必要時，我們不必自己用手中的武器來保護自己，而可以由職業軍人來保護。

▍ 另外, 仍然要與普京進行談判

20世紀下半葉，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這種後英雄主義的心態在西歐——如果允許我這樣泛化地來講的話——得到了發展。鑑於核戰爭可能造成的大破壞，這樣一種觀點在政治精英和絕大多數民眾中蔓延開來，即：國際衝突原則上只能通過外交和制裁來得到解決；在爆發軍事衝突的情況下，戰爭必須儘快得到調停，因為鑑於難以估算的行將使用核生化武器的風險，戰爭基本上已經不能在傳統意義上以勝利或失敗而結束。“人們從戰爭中唯獨能學到的就是去創造和平”，亞歷山大·克魯格（Alexander Kluge）這樣説到。這種取向並不意味着全盤的和平主義，即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證和平。試圖儘快結束毀滅性活動、結束人類的犧牲和反文明活動的這種傾向，並不等同於要求為了單純保命而犧牲政治上的自由。看來，在面對專制窒息的生活所要求的代價時，對戰爭暴力手段的質疑就受到了限制——在那種生活中，甚至都還不會意識到強制的規範性與自我決定的生活之間的矛盾。

**時代轉折的右翼解釋者們歡迎着我們以前的和平主義者的轉變。這個轉變，在我看來，乃是出於對那兩種同時間互相沖突、但在歷史上並不同時出現的心態的混淆。**這個獨特的羣體與烏克蘭人一樣，對勝利充滿着信心，並以極大的信心呼籲回到已受蹂躪的國際法。在布恰事件之後，“送普京去海牙！”的口號就飛快傳開了。這在總體上表明瞭我們今天在國際關係方面所設的規範標準的自明性，亦即表明了民眾的相應期望以及在人道主義方面的敏感度的實際變化程度。

在我這個年紀，我並不掩飾某種驚訝：甚至那保守的媒體都呼籲國際刑事法庭指派一名檢察官，儘管該法庭既不被俄羅斯和中國也不被美國承認，可見我們的子孫今天生存於其上的、自然而然的文化土壤，已經被翻耕得多深了。可惜，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中，對德國剋制態度的日益尖鋭的道德譴責所激起的廣泛認同也仍舊暴露出空乏的基礎。**若要結束戰爭，或至少是停火，就仍需與普京進行談判。**我看不出有什麼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要求採取那種在事實上會使不參與這場戰爭的合理決定面臨危險的政策，哪怕在極為痛苦地、愈加無法忍受地目睹每天的悲慘受害者的情景下。

▍ 前和平主義者的轉變導致了錯誤和誤解

**從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中可以得到解釋的那些政治心理差異，不應被聯盟成員用於相互譴責；聯盟成員們應將這些差異作為事實加以認識，並在合作中明智地將其考慮在內。**但只要這些視角上的差異仍還處在背景中，那它們就只會造成情感上的混亂，即不成熟的贊同反應、對他人觀點的單純理解和被給予的自尊之間的雜混，就像是當烏克蘭總統在聯邦議院進行視頻演講並呼籲道德秩序的時候議員們做出反應時的狀況那樣。**回顧歷史，就可以解釋人們在對戰爭的認識和解釋上的差異。**而忽視這些差異，則不僅會導致在相互交往中出現的重大錯誤，比如粗暴地拒絕德國聯邦總統訪問的情況。更糟的是，這將會導致彼此對對方實際想法和願望的誤解。

這種認識也使我們能夠更清醒地理解前和平主義者的轉變。因為構成他們草率要求之動機背景的是憤慨、驚恐和同情，而這些並不能從他們對所謂的現實主義者一向嘲諷的規範性取向的放棄當中得到解釋,而恰是出自對這些原則的過於精簡的解讀。他們並未轉變成現實主義者，而是一頭栽進了現實主義：當然，沒有道德感受，就沒有道德判斷；但普遍性的判斷也反而糾正着在近處被激發起的感受的有限作用範圍。

討論“時代轉折”的人是那些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這畢竟不是一個偶然。他們在一個急劇變化的大國局勢面前，並且在跨大西洋關係的不確定性的陰影下，想要認真對待一個早該有的認識：**歐盟，如果既不想讓它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方式從外部遭到破壞，也不想讓它們在內部遭到侵蝕，那就只有在軍事上也能自立的情況下，才能具有政治上的行動力。馬克龍的連任標誌着一種緩和。**但首先我們必須從我們的困境中找到一個建設性的出口。這種希望反映在謹慎地提出烏克蘭不能輸掉這場戰爭的目標上。

**本文轉自“新華二代在德國”，原題為《關於烏克蘭：戰爭與憤怒》，**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