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蘇州，悲欣交集_風聞

過蟈 | 文  

半個多月前，網上説，蘇州人民在囤積物資中等待封控。

這句話沒錯，至少我囤了一家四口一個月的雞蛋、土豆、洋葱和胡蘿蔔。蘋果、橙子、梨也夠吃半個月的。結果是，沒有封城，菜場照開，超市營業，外賣暢通，其價格也和疫情前差不多。

本輪疫情，影響最大的自然是上海，但蘇州的承壓也十分巨大。蘇州的尷尬在於，上海不好，它就不會好。上海好了，它也可能有問題。

蘇州從2月14日開始就沒停歇過。“214停課”，整頓一個月好不容易要開學了，“314”又繼續停課，“414”火車站軌道交通停運。

説實話，此前我對蘇州的“抗疫”政策是有點小牴觸的。因為工作在杭州，週五到蘇州後，要從高鐵站被“閉環”交接到社區，然後居家隔離三天後才能再去杭州。可杭州當時明明沒有“星”，無奈之下，只能跟公司請假，在家裏等待疫情過去。

在家的這段時間，我看着蘇州打起這場抗“疫”的硬仗，我身邊的親戚、朋友、鄰居、同學，或多或少都參與到這場戰“疫”裏，心情就變得很不一樣。每個人都很難，但總有更難的人。不管大局還是個人，疫情面前沒有一個人是“局外人”，所有人都置身事內。

“百強崑山”

蘇州的抗“疫”裏，最嚴峻的戰場大概是在崑山。

我有一家崑山的親戚，平日我們之間的聯絡只靠微信。直到這次崑山連續多日的“靜默”，才知疫情的艱鉅。她和先生都是一線的醫護工作者。

崑山作為一個縣級市，卻有209萬常住人口，比浙江衢州、麗水等地級市僅少了十來萬。作為縣級市的崑山，醫療資源本來就不足，還抽調了一些醫護支援上海。雖然也有其他省內城市醫護來崑山支援，但現在各地都自顧不暇了，幫助也是杯水車薪。

我親戚家兩口子，從2月14日那天蘇州發現疫情開始，到現在幾乎沒有休息過一天，每天睡眠不足四五個小時。兩個人幾乎不回家，都在隔離點生活、工作。上幼兒園的孩子只能由老人帶着。

親戚所在的花橋隔離點，收容了很多流浪漢和經濟水平比較低的羣體。有些隔離點是要收費的，他們這個隔離點住宿三餐全部免費。有很多人是從上海“逃離”而來：游泳過來，徒步過來，騎自行車過來，鑽後備箱過來，他們拼足了力氣在“逃離”上海，情況五花八門，一開始大家談起只當是笑話，但看到越來越嚴峻的形勢後，也不敢説誰笑話誰了。

只是到了崑山又怎麼樣？也一樣是“疫區”啊！

4月上旬，PCB板廠台光電子、南電、欣興電子，面板廠友達，板卡廠微星等諸多崑山廠區都已暫時停工。

崑山是全球電子設計和製造業重鎮，上海和崑山之間有大量日常通勤的人員。上海集成電路產業收入超過全國四分之一，聚集了全國近40%的集成電路產業人才，從業人員達20多萬。崑山則聚集了大量面板、PCB（印刷電路板）企業，大量終端的廠商都在崑山採購零部件。

我有個同學是經營電子設備的小老闆，在蘇州木瀆有一家十幾人的小工廠，他的上游在崑山，下游在無錫。崑山“封”了，蘇州和無錫間的物流也斷了。政府雖然支持開工，但他根本無工可開，每天心急如焚，從沒想到這麼近的幾處地方竟有無法聯通的一天。好在崑山目前已打好了這場攻堅戰，物流逐漸恢復，復工在望，他也安心了不少。

“白髮姑蘇”

崑山是蘇州的“硬仗”，姑蘇區的“抗疫”充滿人文温情。

姑蘇區不久前有一片封控的小區，由政府統一發放三餐物資，媒體便有了話題“造勢”。有些小區的供應是不錯的，有麥當勞的早餐，有蘇州當地有名的“雅都大包”。惹來網上不少羨慕。但是比起媒體喧譁的“抗疫”畫風，更有一些悄無聲息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可能更加可貴。

比如社區做核酸，核酸的頻率幾乎一兩天一次。我們小區有1500多户，常住3000多人，在姑蘇區算大的小區。之前測核酸，是按樓棟測，每個樓棟1個小時。只要一棟樓慢了大家都會慢，很容易積壓排長隊。現在測核酸只給一個時間段，5-6個小時內，隨時下來隨時能做。

令人驚奇的是，沒有安排反而不排隊，隊伍很空。看到人多就晚點來；看見人少就直接測。跟市場經濟一樣，每個人都能做出合理、理性的選擇。

社區工作者也很納悶，以前要千叮嚀萬囑咐，居民還挺有怨氣；現在就給個時間，大家倒都很配合。

我問了身邊的社區工作人員，她説現在的社區工作還是很細膩的。每個社區有多少黨員、機關幹部，社區手上都有名單，這份名單能夠保證，如果哪天社區工作人員因疫情被封在家裏，這些人員能挺身而出，及時地進行小區自治管理。

她的話讓我想起了諜戰片裏的地下黨名單，不明覺厲。但能有這份名單，得是對居民有多麼深入的瞭解啊。也不能光知道黨員幹部，還得知道誰家是空巢獨居老人，誰家裏有大病重病，誰家裏有困難，不説家家户户，一個社區三四千號人，七七八八的情況都得知道。

再比如醫院通道，期間我去了姑蘇區兩家醫院，就醫的大部分是老年人。雖然形式不同，但兩家醫院都設置了電子化和人工化兩條通路，一條是針對普通人，一條是針對不會弄手機的老年人。兩條通道都有人查驗、病患排隊配合，一切井然有序。

就我的觀察，蘇州的基層工作做得挺好的，這大概和城市特性有關。我分析如下：

**首先，這和蘇州人口的均勻分佈有關。**蘇州並不是一座真正的“大城市”。它雖然總人口有1200多萬和杭州人口數量差不多，但分佈卻極為不同。

杭州是進入了“無縣”時代，縣級市被合併的很多。杭州縣級市如桐廬、建德等多在山區，人口稀少。1200萬人口多集中在幾大城區裏。

蘇州市和所轄的幾大縣市，人口各佔一半。崑山人口209萬、常熟167萬、張家港143萬、就太倉人少一點，也有83萬。吳江撤縣並區有154萬人口，但自成一個體系。所以很多外地人士所理解的“蘇州市”，大概也就500多萬人口，且各個區的人口都比較平均，更有利於治理。

**其次，蘇州並不是推崇金錢和效率至上的城市，生活成本低，且有大量和“體制”相關的崗位。**以姑蘇區為例，很多人在企業上班也就每個月四五千塊，工作壓力還不小。很多人更青睞於“體制”，安安穩穩。很多高素質的年輕人也樂意到社區工作，學歷幾乎都在大專以上，本科以上更佔一半！

比如我們社區的副主任就是85後211碩士畢業，樂於溝通、能力很強。這種現象在大城市就很少見了，大城市生活壓力大、高薪的崗位也多，年輕人更願意去企業上班，基層工作少有人願意幹。

**第三、蘇州“市民化”的程度比較高，尤其在姑蘇區，重視“熟人社會”的關係網絡，****有利於社區工作者對居民家庭情況有深度的瞭解。**這在上海、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是非常難的。

我在杭州的小區住了五六年，鄰里間幾乎不認識，只在業主羣裏偶爾聊聊，更不要説串門什麼了。但我在蘇州生活的小區，鄰里關係就很親近，會去對方家裏做客。逛超市多買了食物，也會和鄰里們一起分享。

大城市是“生人社會”，居民更有隱私意識，講私密性。但在重視“熟人社會”的蘇州，人們的信賴度更高一點，基層工作也更好展開。物業和社區的配合度非常重要，因為居民不一定認識社區工作人員，但一定認識物業，並且物業比社區更瞭解業主情況。我們社區的很多工作其實也是由物業共同承擔。

**第四、蘇州是“大政府”，行政干預一直比較強。**舉個例子，在姑蘇區找共享單車很難，車輛也少，根本達不到“共享”的目的，但管理上是沒有亂停亂放的現象。杭州是“小政府”，有些企業代管了一些城市行政管理的服務。杭州的數字化治理比蘇州好，不是傳統人盯人的方式，而是把外地行程帶星的人員，全部黃碼處理，然後根據不同情況實行不同隔離政策。

人類有史以來成為主要生活在城市中的物種——預計2050年，全球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化、高鐵、互聯網、工業化養殖等遍佈的今天，某種隱秘的威脅也正暗地潛伏。

這次的疫情暴露了諸多“大城市病”。任何管理都不會是沒有範圍、邊界的。到底有沒有一個合理的人口規模，既有利於經濟又有利於生活？

我生活的蘇州市姑蘇區GDP墊底，老齡人口密集，曾有數據統計，姑蘇區的老齡化程度已達31.1%，每3個人中就有1位老人，屬於深度老齡化。在這個區裏，隨處可見白髮蒼蒼、慢悠悠行走的老年人，公交車也開得慢慢悠悠，成為了“白髮蘇州”的另一番意境。很多“中產”抱怨房價不漲，甚至選擇主動“逃離”。

因為老年人眾多，各社區都開設有“老年食堂”，一直為轄區內的老人們提供午餐。現在食堂服務依舊，沒有被疫情打斷。由堂食改為了上門送餐和自提午餐。老年人多、社區工作繁瑣，但還是有很多熱心的市民保持着這座古城的温度。新聞報道有一個社區志願者，她看見防疫人員太累了，幾近暈倒在地，就主動讓出了自己家，新換了牀褥被單，從此讓家成為防疫人員的休息站。

蘇州近期還出台了政策，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針對居住在蘇州的上海人，可以在蘇州刷上海醫保卡就醫。

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承擔了蘇州的根本，保護了最年邁衰弱的人們，幫助鄰近的城市，它沒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也不是誰的後花園。它只是秉承兩千多年的文明，做該做的事，不聲不響。

“高三的蘇州”

疫情中有幾個羣體很難，一是孤寡的老年人，二是斷了生意的小老闆，三是因為疫情失業的人們，四是高三的學生。

B站上有一則視頻叫《目送》，是在我們蘇州人的教育“聖地”——蘇州中學拍的。我看得幾近淚目——這些高三的學生提着行李、被褥，和父母擁抱告別，一個個走進學校。

不止蘇州中學，全市高三的師生、教職員工都進入了全封閉住校的狀態，一起吃住生活在學校裏。這屆高三學生太不容易了，高一開始，高中就三年疫情佔三年，有多少被耽擱的青春和學業。但老師也很難，共同住校的有臨近退休的老教師、也有普通的教職員工，有些老師家中孩子無人照看也帶着孩子一起住進了學校。老師不僅教學，週末還得化身“髮型師”“廚師”。

高考也是一場戰役，和個人命運休慼相關。不知若干年後，這些學生會如何回憶這段歲月。看到那些教室燈火通明，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共同奔赴前程，我竟感到一絲蒼涼和悲壯。蘇州近年來的高考成績本來就難和無錫、蘇北相比，如此“疫”來，雪上加霜。

**蘇州中學可以追溯到北宋景祐二年范仲淹創建的蘇州府學，在全國都享有“千年府學”的美譽。**哪怕在抗日戰爭期間，蘇州中學也先後遷校到上海租界、常州、宜興等地進行異地辦學。在炮火聲中，也堅持辦學，給學子們帶來希望。

我在視頻下方讀到一段評論：“范仲淹創下的府學就在蘇中門前，範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抱負和胸襟膽魄，啓蒙了無數青年，一定影響着這一批背影。聽風聲雨聲讀書聲之外，如今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也需重點關心。”

明清時期蘇州一直盛產狀元，近年來的高考卻不如人意。但這座城市擁有綿延千年的人文之光。有這樣的光芒，城市就不會老去。

疫情三年，悲欣交集

弘一大師圓寂前曾提筆寫下四個字：“悲欣交集”。

當弘一法師還是李叔同的時候，早些年馳名上海灘，是一名翩翩公子。隨後留洋日本，學習西洋文明，繪畫、音樂、文學、戲劇全都悉心研究，回國後在杭州師範學校上課，隨後學習道家，最後剃度出家。他積極地入世，默默地潛懷，逝世前用“悲欣交集”概括自己的一生。

這四個字，我也用來形容疫情三年。以後，也不知還要多少年。一百多年前，弘一法師也同樣生活在“百年之大變局”的拐點上，人生如寄客，在激流中飄蕩，處處是被時代裹挾的無奈。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但他始終認認真真地做自己，認認真真地活着，是李叔同的時候做好李叔同，是弘一法師的時候做好弘一法師。據説，他給自己起過非常多的名字，每一個名字，都是他的一段際遇，認真對待。

大大方方地悲，熱熱烈烈地喜，用不同的經歷填補生命的空白。可能我們無法改變時代，但積極地參與過、存在過，悲欣交集、有血有肉地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