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美國的道德幻術_風聞

“沒有對美國清教思想的瞭解，就不可能理解美國社會。”表面上看，美國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提倡宗教自由，事實上，是清教徒和清教主義奠定了美國社會的基礎，並從各個方面影響着美國社會、美國政治乃至其對外政策。

起初，正是在淨化世界、建立“上帝之城”的狂熱宗教虔信之下，清教徒決意殖民北美，並逐步形成美利堅民族是“上帝選民”的民族意識。後來，這種“上帝選民”意識與對外擴張野心結合起來，清教徒宣稱自己遵從上帝的意志，要將基督福音和美式民主擴張到西半球乃至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清教主義衍生的“美國例外論”和擴張干涉傾向，深刻地寫進了美國曆史的基因。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美國清教徒以“天命”為修辭，將血腥暴力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視為維護宗教虔信的行動。美國建立全球霸權後，又進一步將清教“天命”打造為內政外交領域的意識形態，凡是與清教傳統和美式民主不同的民族、國家和文明，都是需要被教導、馴化乃至消滅的對象。清教傳統中的二元對立與極端主義，一直深刻影響着美國。

文丨孔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朵悦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發於2022年5月5日，原標題為《瞭望丨清教美國的道德幻術》，首刊於《瞭望》新聞週刊202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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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詡為“上帝的選民”

清教發端於16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與羅馬天主教廷對抗的改革派中的激進分子要求恢復公元1世紀基督本人創立的“純淨”教會，這批人被稱為清教徒。他們在歐洲宗教改革中難以推行自己的主張，於是其中一部分人出走北美，建立了殖民地。在他們看來，自己如同《出埃及記》中的以色列人，要在上帝的指引下建立“應許之地”“山巔之城”，讓北美成為引領歐洲宗教改革的新耶路撒冷。

相較於歐洲大陸的羅馬天主教和新教改革中的其他教派，早期北美清教徒主要有三個特點：

一是嚴格區分“可見的聖徒”與“不可見的大眾”。

在清教徒眼中，羅馬天主教會、英國長老制日益腐化，難以區分上帝的選民與棄民；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又使得上帝深不可測，難以在世俗世界讓真正的選民顯現身份。於是，清教的公理宗制定了嚴格的入教標準：只有經歷過“再生”“轉化”的教徒，才可以進入教會，成為“可見的聖徒”。聖徒擁有宗教和世俗生活的諸多特權，可以參與聖事、掌管世俗政治。考察新成員的權力，掌握在教會成員手中。與“可見的聖徒”相對應的，是廣大“不可見的大眾”，也就是加爾文主義的“棄民”，二者之間有嚴格的分野。

二是聲稱清教徒與上帝之間存在契約。

初代清教徒聲稱自己與上帝之間存在直接的盟約，不論是清教徒個人的事業還是殖民北美的清教徒羣體的事業，都是在直接履行上帝的指令。隨着第二、第三代清教徒的世俗化，逐個選出“上帝的聖徒”在操作上已變得不經濟，於是“直接契約論”逐漸演變為“民族契約論”，上帝選中的“可見的聖徒”由移民北美的新英格蘭清教徒轉變為整個民族，由此“天定美利堅”的民族意識生長起來，並長久存在於美國信念之中。

三是追求“千禧年主義”，具有極端化傾向。

北美清教徒對異端的壓制比起歐洲教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英國清教徒已經主張良心自由、寬容異端時，北美海灣殖民地的教會仍堅持不寬容。在深刻影響美國革命的“第一次大覺醒”運動期間，佈道者喬納森·愛德華茲倡導的“千禧年主義”展現出了清教徒創設神權政治的野心。**他們相信基督將在一千年後再次降臨人間，為了迎接基督的到來，聖徒必須承擔起淨化社會的責任，改造充滿罪惡的世界。**當代美國在全球以反恐為名發動的種種戰爭，正是這種“千禧年主義”的最新表現形式。

2021年5月31日，美國紐約，一名參加紀念塔爾薩種族屠殺一百週年活動的女子額頭貼有“塔爾薩”字樣的裝飾 郭克攝 /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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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理念與擴張邏輯

這些具有強烈宗教虔信的清教徒，原本聲稱要創建獨立於歐洲大陸的“山巔之城”。但是，建國以後，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的版圖擴張了10倍有餘；到19世紀，美國的版圖在聲勢浩大的“西進運動”中持續擴張了數百萬平方英里；隨着美國實力增強，其領土擴張的野心又從北美、西半球膨脹到整個世界，全球各地都有美國企圖染指的土地。

清教徒是如何走上世俗化的版圖和商業擴張之路的？

在19世紀以前，清教徒篤信擴張領土是他們的宗教使命。

這種使命感最初來自前往北美殖民的英國弗吉尼亞公司，它聲稱自己不僅是為了貿易目標，更是為了將聖潔的新教福音傳播給遙遠彼岸的野蠻人。美國革命以後，北美清教徒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英國光榮革命失敗以後，他們認為北美作為“應許之地”的典範性愈發凸顯。這些清教徒愈發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因此要遵從上帝的教導極力傳播基督福音和清教秩序，在他們看來，領土擴張就是將印第安人從歐洲舊殖民者那裏解放出來，用上等的清教思想改變他們的生活。

在19世紀以後，天命思想逐漸與美式自由綁定，領土擴張與制度擴張成為一體兩面。

**一方面，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第二次大覺醒”運動極大促進了美國清教神學的世俗化。**牧師們聲稱領土擴張是良善的行動，是清教虔誠的標誌，加速領土擴張便能加速千禧年的到來。**另一方面，在歐洲民主衰退的背景下，美利堅選民意識與對美式民主的自豪感正式結合起來，在許多政客和傳教士看來，領土擴張既是傳播基督福音，也是傳播“美國自由”和“美國生活方式”。**正如法國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説：“美國人在心裏將基督和自由這兩種信念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們不可能只想到其中一個而不想到另一個。”

在上述過程中，正是清教的天命理念為以下兩種殺氣騰騰的擴張邏輯提供了“道德支撐”：

一是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之間存在嚴格的界線，美國人順應天命改造野蠻的種族和落後的地區，即便血腥暴力、窮兵黷武也在所不辭。

起初是在北美，清教徒在菲利普王戰爭中屠殺了無數印第安人，聲稱殺死這些野蠻低劣的人口就如同殺死野獸與毒蟲一般，是天命所在。美國建國以後，這種區分意識在美國奴隸制度、美墨戰爭、美國對菲律賓的殖民侵略中屢見不鮮，白人清教徒大言不慚地賦予自己“文明化”野蠻人口的使命，聲稱要不惜一切代價用所謂上等的清教福音和上等的美國民主改造他們眼中落後野蠻的地區。

二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擴張是天命所在，美國應在天命召喚下攫取原料、強迫通商，乃至進行殖民侵略，最終獲得全球商業的統治地位。

**在清教徒眼中，資本主義是一種道義的力量，也是一種絕對正確的方向。**最大程度地開發自由貿易，可以為經濟落後的民族帶來資源開發的機會；最大限度地發展資本主義，是美國帶領民主世界走入千禧年的必由之路。然而歷史告訴人們，資本主義的“道義”為殖民地人民帶來的是永無止境的殺戮、剝削和壓迫，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資本主義分配體系，至今還在壓迫着很多國家、民族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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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政治的底層思維

清教主義在美國有着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塑造了美國人看待自我與他者的思維方式。

對內，清教哲學表面上支持個人主義，實則形塑了精英專制的統治模式。

最初，清教領袖自詡為上帝意旨的代理人，洞悉了上帝在塵世的智慧，可以決定塵世中什麼是正確、有益的事。清教教會要求社會中所有獲得了“再生”的人緊密團結在一起，但清教徒只能“自由”地去做正確、有益的事。這表明，個人自由是以服從精英權威的方式實現的。這種以個人主義之名行精英獨裁之實的治理模式，深刻影響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工作道德和消費主義，在資產階級精英的把控下成為唯一正確有益之事，個人只有在服膺工作和消費倫理的前提下，才能追求給定的“自由”。

對外，清教主義塑造了二元對立的極端化思維，使美國人習慣於劃分敵友，甚至要主動尋找和創造敵人。

從“選民/棄民”到“文明/野蠻”，二元對立的極端思維一直存在於清教哲學的傳統之中，美國的歷史，就是不斷定義和改造“野蠻”“落後”，不斷排查和消滅“敵人”的歷史。清教美國定義的“敵人”，先有美國革命開端時的英國，後有“舊大陸”的天主教專制國家西班牙，然後是二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冷戰期間的蘇聯共產主義、後冷戰時代的伊斯蘭世界……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學者亨廷頓曾這樣發問：“如果沒有了外敵，美國將如何存續下去？”

美國神學家卡爾·尼布爾指出，美國政治的巨大諷刺在於，為了實現上帝授予美國人的使命，為了給人類開闢新的天地，美國經常採取不道德的手段，濫用手中的權力。在美國國內，白人清教徒以外的其他種族和教徒，要麼被同化，要麼被排斥。在全球，美國習慣性地將每一塊土地都視為“準得克薩斯”，即便在領土擴張已成舊夢的當代世界，美國仍不放棄以“天選精英民族”的心態干涉其他地區、國家和民族的內部事務，他們要麼認同美式自由民主，成為美國的朋友，要麼被扣上“流氓國家”的帽子，成為美國的敵人。

在“千禧年主義”與擴張天命的思維模式下，白人清教美國要作為全球精英進行專制統治，對待“敵人/朋友”要用二元對立思維分而治之，這種底層思維模式在美國內外政治中是一致的。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班寧的聖博尼費斯印第安工業學校墓地（2021年7月6日攝） 曾慧攝 /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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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幻術

清教主義在當代的危險之處在於，通過復活、宣揚乃至捏造具有神學意涵的道德優越感，為美國的現實行徑尋找正當性依據，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幻術。它不僅拒絕與其他文明和平對話，還操縱着美國底層民眾看待世界的方式，以此來維護少數精英的“榮耀”和利益。

第一，清教美國擅長使用制度化的道德程序，來解決歷史和現實中不得不應對的道德危機。

早在18世紀，美國清教牧師就已經發現，通過引導清教徒坦白罪惡，可以讓他們宣泄內心的悲傷。在清教研究學者佩裏·米勒看來，制度化地疏解罪惡，從而建立強大的自尊，正是清教徒美國化的關鍵一步。在美國歷史上，最能“洗滌罪惡”的行動就是南北戰爭之後廢除奴隸制。奴隸制一直被美國人視為巨大的道德污點，制度性廢奴“治癒”了美國人的“道德創傷”。但是，廢奴之後黑人的實際生活狀況，在清教美國的眼中卻不值一提。廢除奴隸制後，清教美國堅信自己已經徹底成為“文明星辰”“自由燈塔”，在道德上不再有任何污點，卻從不正視時至今日國內少數族裔依舊面臨極端不公正的對待，也從不正視在歷史和現實中美國如何侵略、剝削了世界其他地區、國家和民族。

第二，清教美國在國內利用意識形態化的道德話術，掩蓋了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不公正不平等的社會結構。

耶魯大學政治學講席教授雅各布·哈克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講席教授保羅·皮爾森指出，美國財閥集團訴諸白人身份、宗教觀念，不斷製造美國白人的生存和文化焦慮，以掩蓋美國階級矛盾，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清教美國敏鋭洞察到美國白人在多元文化的衝擊下感受到身份焦慮，動輒誇大移民問題、塑造外部“敵人”，而罔顧過去一百年來多元文化對美國的貢獻。清教美國利用“上帝選民”的道德優越感哄騙、裹挾底層的白人清教民眾，用身份問題掩蓋了階級矛盾，用種族問題掩蓋了貧富差距。

第三，在全球秩序中，清教美國標榜自己“上帝選民”的身份，賦予自己虛妄的道德權威，事實上不講任何道德，在宗教極端化思維和政治現實主義的雙重影響下不擇手段地實施其對外戰略，鞏固其不平等的雙標統治。

在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羅伯特·卡根看來，美國對自己的偽善心知肚明，相比於它在國內外造成的壓迫，向外輸出其“優越的制度”“文明的世界觀”則更具道德意涵。於是，清教美國將不服從其全球資本主義金融霸權統治和全球政治軍事霸權統治的國家描述為“邪惡軸心”“流氓國家”，利用所謂“天選民族”的虛妄道德權威，壟斷了對“道德”的解釋權，並據此要求改造、教導、剝削和壓迫與清教文化和美式民主不同的所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