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再也不願意去工廠是對官本位守舊思想最有力的反擊_風聞

我們國家工業製造業整體的轉型或升級，註定是一場需要持續多年“痛並快樂”的經歷。

無論經濟結構調整，還是供給側改革，很大程度都是指我國的工業製造業向着進一步的機械化、電子自動化、數字智能化、人工智能化生產水平的躍進。

縱觀西方整個工業化發展的歷程，無不是智力（知識和技術）勞動一步步擴大並替代或者更新體力勞動方式的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體現。

勞動工資可以是成本也必要作為成本來核算，但是隻有勞動（包括體力和腦力勞動及其成果的變體：如企業家行為、新技術應用和知識產權等）才是經濟財富創造的源泉。

而現代工廠高度細緻化勞動分工的流水線作業，或大規模零配件同步組裝式作業的生產方式，一定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和約束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進而對勞動者的身心調適造成很大的制約甚至是傷害。尤其在計件工資體系考核的強大壓力下，企業主或管理者當局對於工人勞動生產過程的技術指導事實上非常地有限，他們更像是一批行政官僚在履行着命令、指揮、督促，甚至包含着某種恫嚇、要挾“高效勞動”的“工作職責”。

而這樣的情形，現如今早已絕不再僅僅侷限在那些大規模生產的工廠和製造業領域，官僚或官本位守舊思想的體現，也已經蔓延到了一些從事大規模應用軟件開發的所謂“高科技企業”，“碼農”之所以自諷為碼“農”，它真實而詼諧地表明，太多長期從事於知識性勞動的“現代化的工人”，其實就像封建時代的農民一樣，機械而又乏味地執行着土地封建主的價值邏輯和意志。

要知道，當代中國工業中的無產階級，他們的民主意識再一次覺醒和再一次覺悟的速度就像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樣，也是史無前例的。新一代青年人他們寧願接受風吹日曬烈日隆冬去送外賣、送快遞，甚至吃盒飯、打零工，也不願意再回到工廠裏去受“那份罪”，工資待遇只是他們生活需要的一部分。很多情況下他們並非懼怕工廠工作的辛勞和單調（諸如送外賣、送快遞，在一些連鎖商店做導購、做中介很多時候絲毫也不比那不輕鬆），他們需要的是得到一些必要的理解、尊重和時間上相對自主一些的自由。但是，官員們或一些老闆他不會這麼想，他們會擔心我們中國的實體經濟將來會不會“空心化”。

學而優則仕，是古老中國已經流傳了數千年的文化傳統，也是現代或當代中國之前的知識分子羣體基本上唯一可以“光宗耀祖”的出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星夜趕科場。在中國，曾經知識分子追求做官或當官，有相當一部分他不見得是為了將來作威作福欺負人，而是力求避免被當官做官的人所欺侮。

至於做官當官了之後，一個人他究竟會不會被一朝權力在手所誘惑、所污染、所腐化，那就另説了，很多人實在難以抵擋住“權力微妙”的引誘，做官當官事實上也就成為了其人生追求的目的。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江湖。只要有團體的場合，就必然包含着政治。

企業裏面有政治，無論公有或私有，這應該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已經教給了人們的最大的經驗。而企業政治機能發育的健康還是不健康，企業管理者當局究竟是保守的官僚主義者，還是引領時代發展潮流的富有企業家創新精神的政治開明人士，決定了一家企業能不能夠行穩而致遠。

企業家精神與官本位和各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存在天然地對立與衝突。

官僚主義和“官本位”的幽靈，仍然在大規模生產的工業製造業領域最突出，最典型。而且近些年，在最廣大的民營經濟領域，甚至有比公有制經濟領域還要突出、明顯的跡象。換句話説，不少民營企業內部的政治組織腐敗與墮落的程度，未必就比二、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國有企業更輕微。

新一代的青年人出生生長在一個與以往中國已經截然不同的年代，他們的所思所想與人生追求的可選擇的自由度，已經遠遠地超越了他們的父輩或祖輩。

而守舊的官本位傳統思想，不會是隨着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和提高就那麼容易被稀釋、被教育和被改變轉變到一個它最適宜的社會樣態之上的。當官好辦事，有位當官的親戚或朋友就好辦事，仍然是很多人在現實生活中形成的經驗性常識。

這些年公共教育領域有關於“普職教育過早地分離”是好還是不好的話題，一再引起公眾關注熱議，其實背後凸顯的是廣大的學生家長以及未成年的學生對於未來進入“傳統工廠式工作”堅決的抗議，抗議的本質是對社會組織管理中較普遍存在的官本位官僚主義的社會性反擊。

包括近些年一再升温的考公考編熱，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新一代青年人，力求迴避或擺脱官本位束縛與官僚主義侵犯的本能。

新一代的青年人總是非常地反感官本位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那一套，甚至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鄙視與不屑 —— 這讓很多中老年人充滿了困惑 —— 並且些許無奈地坦言：這些年輕人的確還很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