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李侃如點評美對華政策_風聞

美國《連線中國》雜誌日前刊登題為《李侃如談華盛頓在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的文章，主要內容為該網站記者張大為對美國知名“中國通”李侃如（肯尼思·利伯索爾）的採訪。在美國，李侃如是研究中國政治體系，包括精英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權威之一。他曾在克林頓政府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管。採訪摘錄如下，僅供閲讀參考。

李侃如

**記者問：**在美國與中國接觸的過程中——從尼克松政府到奧巴馬政府——人們越來越感覺到，這些政府對中國相對軟弱，或者對北京的領導層和中國共產黨的想法很天真。作為旁觀者、甚至是參與其中者，你對中美關係和兩國高層交往的看法是什麼？

**李侃如答：**從尼克松到奧巴馬，美國對中國既不“軟弱”，也絕非“天真”。連續幾屆政府都過分簡單化地認為接觸能導致中國走向（美國式）民主，這從來都不是有效的假設。隨着範圍和背景的變化，美中關係的具體目標和重點也在不斷演化，雙方關係經常受到各自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衝擊，談判通常艱難而漫長，“勝利”從未輕易實現。

**問：**我們是否正進行所謂的“轉向亞洲”？這一政策轉變背後的目標是什麼？

**答：**這一想法源自奧巴馬第一任期初期對美國軍事、經濟和外交資源配置的評估。評估的結論是，我們在中東的戰爭和反恐方面過度投入，並一直忽略亞洲。由於亞洲是未來所在，美國應重新平衡，增加對亞洲的關注。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托馬斯·多尼倫在這次評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併成為再平衡努力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將我們從亞洲轉移到中東的一些軍事資產重新移回亞洲，但這一努力更重要的是將重點放在達成重要的雙邊和多邊貿易協定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是其中一個關鍵支柱，並加強我們在那裏的外交博弈。這其中就包括決定參加東亞峯會，成為一個更嚴肅、更積極的存在，而不是被阿富汗、伊拉克和該地區恐怖主義的普遍威脅搞得焦頭爛額。這一設想不是為了百分之百關注一個地區而放棄另一個地區——多尼倫想要實現的是“再平衡”，而非“轉向”。

不過，**這種説法在美國國務院出現了扭曲，它説的是將戰略支點“轉向”亞洲，而不是“再平衡”。**事實證明，戰略支點的“轉向”對媒體而言更具吸引力，而“再平衡”明顯聽起來有點含混不清。“轉向”最初在軍事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因為美國迅速開始將已經從太平洋司令部責任區剝離出來的軍事資源調回亞洲。因此，“轉向亞洲”增加了我們的安全存在和義務，但經濟方面卻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當時我在（給奧巴馬總統的“讓北京迴歸”備忘錄中）寫道，亞洲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機會尤其重要，美國需要投入足夠的軍事資源來維持亞洲的穩定，以確保美國與其在經濟和外交方面的合作。畢竟，經濟合作是利潤核心，而軍事承諾是成本核心。但我們在軍事方面比在經濟方面的行動更迅速、更明顯，中國人認為這是一種威脅，某種程度上是在針對他們。

**問：**你如何總體評價特朗普總統的對華政策？

**答：**特朗普總統大幅改變了美國的對華政策，但他同時也改變了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的政策，甚至經常詆譭美國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則。他的做法是以自我為中心，蔑視美國過去的政策和承諾，而且隨着時間推移，這種做法極不穩定。雖然他對中國保留了特殊的憤怒，但我覺得他大大削弱了美國在整個地區的力量。破壞TPP、退出《巴黎協定》、將聯盟承諾視為有償保護協議等舉措使美國成為一個不可靠的夥伴。特朗普拒絕接受自己在2020年大選中的失敗，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拜登現在為恢復美國信譽所做的努力——甚至是特朗普在2024年獲勝並打破拜登政府承諾的可能性，也給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

中國對美國政策方向的轉變負有責任，但特朗普為此辯解、推動和實施的措施總的來説是適得其反的，這強化了中國對美國意圖最黑暗的假設，並削弱了未來任何一屆美國政府獲得亞洲盟友和夥伴信任的能力。

**問：**拜登政府初期在應對與中國的挑戰方面做得怎麼樣？

**答：**不太好。在特朗普執政的混亂年代之後，我曾希望會有一套更加專業、務實和基於利益的對華政策。**雖然拜登政府在改善與盟友和夥伴的關係方面作出了更為一致的努力，但在我看來，它未能制定針對中國自身的前瞻性戰略。**簡言之，拜登政府犯了以下五個錯誤：

首先，**在意識形態方面，拜登政府將我們的全球政策定義為民主對抗威權。**這一表述本身是一個自我設限的框架，因為許多“非自由民主國家”在重要的對華政策領域與美國觀點一致，但又不願意在幫助民主戰勝威權方面同我們站在一起。此外，這一框架從根本上削弱了與北京進行有意義對話的前景。諷刺的是，就在推進這一框架的同時，拜登政府每天都在竭力維持美國國內的民主。

其次，**拜登政府將“競爭”與美國對華政策掛鈎，卻沒有確定具體目標、優先事項、工具和基準來解釋和評估這種“競爭”。**只要這種實質性真空持續存在，美國就沒有應對中國所構成的挑戰的戰略。相反，美國只是採取了被動和防禦性的姿態。

第三，**與中國奉行的非常積極的雙邊和多邊貿易投資政策相比，拜登政府似乎害怕在亞洲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貿易舉措。**美國承諾為亞洲制定一個經濟框架，但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美國的做法卻越來越具保護主義色彩，這就意味着在我們尋求與中國競爭時，我們對朋友和盟友並沒有吸引力。

第四，**美國應該對避免與中國開戰所需要做的事情進行一些非常嚴格的分析。**就地區而言，美國有效加強了與整個亞洲地區的朋友和盟友的安全關係。美國最有可能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地方是台灣，但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對台政策似乎是在朝着增加而非減少兩岸發生軍事衝突可能性的方向發展。我們需要主動與中國展開高級別的戰略對話，以避免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此外，有關核擴散、核軍備控制、危機管控和相關建立信任措施的高層對話也應成為我們與中國的安全議程上的重點。

最後，**美國在應對中國構成的挑戰時，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許就是處理好自己國內的問題。**美國國內政治的兩極分化和機能失調正強化中國的如下觀點，即美國正處於不可逆轉的衰退之中，但仍有能力、或許可能會孤注一擲地予以反擊。北京因此認為，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僅僅是一個試圖干擾中國崛起、在中國內部煽動分裂和製造潛在政權更迭的國家，這使得中國幾乎沒有動力去尋求與我們的合作以應對兩國面臨的重大挑戰。

文章選自參考消息智庫，2022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