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望紅｜我們今天怎樣做母親：子女教育內卷化下的母職形象分化_風聞

編者按

“母親”在所有人的人生和家庭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近年來，新生代母親的育兒艱難和當媽不易，屢屢為人們所關注。應該看到，與傳統社會相比，當代中國的母職形象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文即指出，對於如何“做母親”，當前我國城鄉家庭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傾向。城市母親更加傾向於扮演“虎媽”角色，農村母親則更加傾向於扮演“貓媽”角色。城市家庭的教育資源動員能力和家庭教育競爭壓力，使得城市母親在投入與壓力中形塑了“虎媽”形象；農村家庭處於教育資源匱乏和家庭教育去競爭化的境地，農村母親在虧欠與無奈中形塑了“貓媽”形象。這種變化背後，是新生代面臨的教育資源競爭和作為父母在社會分化面前的焦慮。而由於家庭分工的權重，母親往往成為這種焦慮和負擔的主要承擔者。只有對於教育與社會關係進行思考和改善，才能真正解除母親們身上的重擔。我們特推出本文，以供讀者參考，並對天下母親致以節日的祝福。

城市“虎媽”崛起，農村“虎媽”式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農村中一度流行一個形象的畫面：有人叫，“某某某，你媽喊你回家吃飯了”，然後在外玩耍的孩子某某某趕緊灰溜溜跑回家吃飯，如果反應遲緩，拖延着不回家，母親就會拿着藤條或掃把之類的工具到處尋找孩子。這一畫面所展現的正是中國式的“虎媽”形象。而今天，中國農村嚴格的“虎媽”越來越少，農村母親更多以温柔甚至怯弱的形象出現。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城市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虎媽”，這些“虎媽”主要來自城市的中等收入階層，她們對孩子實行嚴格而精細化的管教，以“超級媽媽”“中年老母”“辣媽”等形象示人。城市“虎媽”崛起而農村“虎媽”式微，反映出中國母職形象的分化與逆轉。

國內對母職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城市中等收入階層母職形象的變遷研究及其原因闡釋。楊可發現城市母職出現“經紀人化”的特徵，母親成為子女學習時間的規劃者和教育資源的整合者。鍾曉慧、郭巍青注意到女性就業與兒童照顧的兩難困境，部分女性運用空間規劃、網絡建構和時間分配等策略，成功兼顧工作和育兒，成為“超級媽媽”。“辣媽”是對當前城市母職形象的時髦描述，挑戰了樸素的母親形象，意味着在“美麗與孕產”之間兩不誤，同時“兼顧事業和家庭”。“中年老母”是替代“辣媽”的又一高頻詞彙，所揭示的是新生代母親育兒艱難和當媽不易，表現出美麗優雅消逝、時間緊迫感強烈、情緒和心理失調、艱難與堅持並存等特徵。

無論是母職經紀人、超級媽媽，還是辣媽、中年老母，背後都暗示出城市母職形象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一致性的城市母親特徵。母職形象的變化主要與教育環境變化和家庭內部分工體系有關。隨着教育市場的發展和“影子教育”的升温，家庭高度重視子女教育投入，且不得不進行內部分工體系的調整，以適應教育環境的變化。由於“男外女內”性別分工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出現“教育拼媽”和“父親缺席”並存的問題，使得母職在教育上的權重增加，造成“母職密集化”和母職焦慮問題。

而學界對於農村母職形象的研究並不多，既有研究主要是關於陪讀母親的研究。陪讀母親有兩種類型的角色形象：一種是利己型形象，即年輕母親為了追求城市生活方式與享受閒暇，利用婚姻優勢條件在家庭權力與資源支配中獲得主導性和支配性地位；另一種是利他型形象，即母親陪讀是家庭理性行為的選擇，這一類型的女性在家庭經濟生產中處於比較劣勢位置，而在子女教育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在家庭勞動力分工中多安排年輕母親陪讀。然而，既有研究並未深入分析農村母職形象和母子關係，且未能深入呈現具體的教養狀態。

總體來看，國內對於城市母職形象的研究較多，對於農村母職形象的研究偏少，尚未有對城鄉母職形象的比較研究，也缺乏對母職形象塑造變化背後深層次原因的考察。筆者基於前兩年在浙江 S 區和湖北 X 縣的城鄉教育調研，發現城鄉家庭教育和母職形象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無論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區，還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業縣，儘管經濟發展程度有顯著差別，但是所呈現出的城鄉母職形象幾乎是一致的。本文還會藉助 2014—2015 年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的數據進行輔助論證，深入分析城鄉母職形象分化的結構性原因，繼而思考母職形象分化所帶來的家庭教養制度的變遷及其背後所暗藏的問題和風險。

城鄉母職形象的差異變遷：

一個社會分化的分析框架

馬賽厄斯和法布里奇奧在《愛、金錢與孩子 :育兒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虎媽越少，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虎媽則越多。 從社會的平等度這一研究視角來看“虎媽”的生產，其背後是社會競爭的邏輯：在一個平等程度較高的社會中，社會競爭弱，家庭教育壓力小，故而不會生產虎媽；在一個平等程度較低的社會中，社會競爭強，家庭教育壓力大，故而會不斷生產虎媽。但是，這一解釋框架放在中國遭遇瞭解釋困境，難以解釋當前中國的母職形象與教養方式的變化。如開篇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處於一窮二白的境地，城鄉之間的分化程度低，當時農村社會中到處充斥着“虎媽”形象，孩童被母親狂揍和教訓的場景屢見不鮮。進入 21 世紀之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化，社會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層。然而，農村中的“虎媽”形象卻日漸式微，農村孩子與城市孩子一樣成為家庭中的“小王子”或“小公主”，母親對子代的呵護日盛，尤其是農村寒門中已極少見到“虎媽”。

一個均質化的社會結構至少具有兩個特點：一是社會價值的一致性程度高，不同家庭都認同一套理念價值和規則秩序；二是不同家庭之間的同質性強，家庭的經濟差異和教養差異不明顯。在價值和規則既定的社會中，社會成員主要按照經驗主義的邏輯生活。在家庭教養方面，母親能夠依循一套經驗傳承的教養方式教育子女，從而獲得教養權威。而在一個日益分化的社會結構中，社會價值隨着階層結構的分化而分化，家庭之間的理念價值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發展目標而漸趨不同，既有的社會規則被打破。在家庭教養方面，缺乏統一的教育規則和教養方式，母親們不再完全依靠傳統的教養方式教育子女，而是根據自身的能力和需求實行家庭教養。

為此，本文提出社會分化的分析框架，將“虎媽”“貓媽”現象放置到具體的現實情境中予以理解，建立起社會結構、代際關係和教養方式三者之間的緊密關聯。在社會分化的分析框架之下，由於羣體特徵的差異，不同羣體所實踐的教養機制和實踐邏輯存在差異。社會羣體可分為兩個不同的結構：一個是經濟實力強、文化程度高、資源動員能力強的中上層家庭；一個是經濟條件差、文化程度低、資源動員能力弱的底層家庭。處於不同結構中的家庭，儘管都對子女的教育發展充滿期待，但是受到所處環境和介入能力的影響，所實踐的家庭教養方式會存在差異。在城鎮化的背景下，部分農村家庭得以進入到城市中，留在農村中的家庭多是缺乏進城能力的弱勢家庭，城市家庭和農村家庭之間的分化日趨明顯。本文將分化的社會結構分為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分化的家庭分為城市家庭和農村家庭。位於城市社會中的城市家庭和位於農村社會中的農村家庭，它們在家庭資源和教育環境上存在差別，從而形塑出不同的母職形象和教養模式。

簡單來講，城市家庭由於處於一個教育資源豐富、動員能力強的環境中，一方面自身具有介入教育的能力，另一方面受到結構中的外部力量影響，在結構內部形成資源互動和資源競爭，由此遵循的是競爭邏輯。在教育競爭邏輯之下，家庭內部形成權威型母子關係，母親教育子女依循的是精細化的教養方式，所展現出的是具有權威的“虎媽”形象。而農村家庭處於一個缺乏教育資源能力的環境中，雖然家庭成員對於子代教育充滿期待，但由於家庭內部缺乏可茲動員的教育資源，同一結構中的家庭之間缺乏競爭能力，逐漸形成去競爭化的教育結構，底層家庭在整個教育結構中逐漸被邊緣化。在教育邊緣邏輯之下，底層家庭中的母子關係形成的是一種虧欠型的母子關係，即母親認為家庭缺乏支撐子女教育發展的資源，使之無法在教育競爭中獲得優勢，進而因虧欠而形成相對縱容式的教養方式，展現出缺乏權威且放縱子女的“貓媽”形象。

虎貓之辨：城鄉母職形象的差異化特徵

“母職形象”是母親在教養子女過程中所呈現的角色形象。當前，我國城鄉的母職形象呈現出明顯差異，具體表現在時間管理、日常教育和經濟投入等方面，城市母親強勢嚴苛的“虎媽”形象與農村母親弱勢温和的“貓媽”形象形成鮮明對比。

（一）“虎媽”：城市母親的形象特徵

華裔學者蔡美兒的《虎媽戰歌》曾引發了關於中西教育的激烈論爭，一時間“虎媽”變成了中國教育的代名詞。“虎媽”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定義：一是指嚴格管教和傾心付出的教育方式；二是指擁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教育目標。在中國當下的教育情境中，城市母親與“虎媽”形象更加契合。我國城市母親在對子女的日常管理中，表現出精細化、嚴格化和計算化的傾向，這種傾向構築出城市“虎媽”的角色形象。

1. 精細化的時間管理

兒童的教育競爭本質上是對時間管理效率和管理質量的競爭。兒童的時間管理分為學校時間管理和校外時間管理，學校時間管理的主導者是學校和教師，家長所獲得的則是校外時間管理的權利。城市母親試圖通過對兒童校外時間的精細化管理獲得教育競爭的優勝權。城市母親對時間的精細化管理，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課外時間的效率轉化。城市母親通過陪伴子女學習、將子女送到培訓班，增加子女汲取知識和塑造才能的可能。2014—2015 年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的調查數據顯示，城市家庭中母親陪伴初中八年級子女學習的平均時間為 0.89 小時，城市中有51.9%的家庭將子女送到培訓機構中學習，其目的即在於充分利用課外時間獲得教育競爭的優勢資本。二是對子女的校外時間進行精細化的切分和管理。城市母親會對子女何時學習、何時休閒、何時休息等方面進行嚴格而細密的規定。以浙江 S 區某高中的葛同學為例，葛同學的日程計劃由其母親安排，她只需要每天按照母親的要求展開生活和學習即可，其父母的時間則是圍繞葛同學的作息時間而展開，比如20點30分左右，她的母親或父親一定會準時出現在校門口接她回家，21點之前母親會切好水果，22點30分會準時出現在房間門口提醒她洗澡睡覺，如果23點之前沒有睡覺，母親會進屋強行要求女兒停止寫作業，即刻睡覺。

圖1顯示了城市母親對子女時間的一般性規劃和控制，這種規劃與控制有利於子女養成自律的習慣，同時形成對時間的掌控感，使得時間本身變得有意義。葛同學在母親嚴格的時間規劃和管理下，如願考上了浙江大學。練宏指出，注意力分配貫穿於每個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注意力的稀缺讓人們更加重視時間管理。城市母親深諳此理，對子女的時間精細計算和精心安排。

2. 嚴格化的日常教育

日常教育包括行為教育和學業教育兩個方面，城市母親針對這兩方面的教育持嚴格態度。行為教育主要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各方面行為，包括對學習習慣、飲食習慣、着裝習慣、玩耍習慣、交友習慣等方面的教育和管理。學業教育是對子女學習能力、學習表現和學習結果的監控和管理。城市母親針對子女的行為習慣會進行細緻入微的管控，避免子女養成各種不良習慣，針對子女的學業教育實行全程監控，稍有異常或下滑就會緊張並介入調試。比如浙江S區一所城區小學的班主任陳老師強調，“現在家長們很關注子女成績，競爭激烈，壓力很大。我在考試後不在羣裏公佈成績，只會説100分幾個，90分以上幾個，80分以上幾個，但是家長們還是對分數感到很焦慮”。湖北X縣實驗中學一個班級學生的學習狀況及其家庭情況也顯示，該班前10名的學生中，僅有2名學生來自農村，8名城市學生的母親對孩子的家教和學習都十分嚴格，而兩名農村學生的母親雖然管他們，但是要求並不嚴格，主要靠學生個人悟性和聰明。城市母親對於子女行為習慣和學業成績的高度重視和嚴格管理，事實上是設想了一種理想的培養模式和培養對象，試圖將子女培養成為優秀的模樣，為了塑造優秀的孩子，城市家長們樂此不疲。

3. 算計化的經濟投入

我國已經全面實現城鄉免費義務教育，所有中小學生免除學雜費，學生家長在教育上的經濟壓力有所削減。然而，城區家庭的教育經濟負擔並未減輕，校外培訓的開銷成為城市家長的經濟壓力源。城市家長在購買市場教育上更加捨得投入，但是他們的投入不是非理性的無限投入，而是會對投入—回報比進行精確衡量，即考慮經濟投入是否會帶來划算的收益。

城市母親的經濟理性充分體現在市場培訓項目的選擇上。市場培訓可以簡單地分為文化培訓和特長培訓，文化培訓是與課程有關的培訓，特長培訓是課程之外的文藝愛好。在文化培訓項目的選擇上，家長更加傾向於選擇能夠通過培訓迅速提升成績的數學 / 奧數、英語、物理、化學等課程，而不願選擇需要深厚積累的語文、歷史、地理、政治等課程。在特長培訓中，儘管城市母親會按照子女的喜好進行選擇，但是在培訓過程中會促使培養愛好發生異化，即將培養愛好作為獲得附加文憑的一種方式，要求子女頻繁考級，甚至在子女還未達到考級能力時仍然要求考級。考級的目的主要有兩點：一是能夠增加在學校獲得表演的機會，二是在升學時獲得特長加分。等級證書成為顯示子女才能甚至家庭實力的一種表徵，特長培訓的目的不在於愛好本身而在於“愛好文憑”。課程培訓中的選擇和目標反映出城市母親在子女教育投入中的經濟理性，對於她們而言，為子女所投入的經濟資源必須進行有效轉化才具有意義，投入與收益成正比才是值得的。

（二）“貓媽”：農村母親的形象特徵

相比於城市中的“虎媽”，農村母親在管教子女上表現出謹小慎微、小心翼翼的特徵，這種母職形象可以稱之為“貓媽”。“貓媽”與“虎媽”在對子女的時間管理、日常教育和經濟投入上存在明顯的差異。貓媽所採取的是鬆散化的時間管理、放縱式的日常教育和非理性的經濟投入。

1. 鬆散化的時間管理

農村母親對子女的時間管理相對鬆散，大多數農村學生在放學之後的時間可自行支配，家長給予他們充分的自主權。2014— 2015 年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的數據顯示，農村母親陪伴初中八年級子女學習的平均時間為 0.55 小時，比城市母親少 0.34 小時，農村中僅有 21.5% 的家庭會將子女送到培訓機構學習。大多數農村母親由於家庭生計所需和教育能力限制，無法對子女的校外時間進行精細化管理，只能任由子女自主支配校外時間。湖北 X 縣 L 村的夏清麗早年與丈夫在外打工，兒子入學後專程回來照顧，但是她根本管不住兒子，兒子放學回家後就是玩手機、打遊戲。若要説兒子幾句，兒子就嫌她囉嗦，然後自己走掉。浙江 S 區一鄉鎮中學的金同學，喜歡玩手機遊戲，爸爸規定每天只能玩 3 個小時，到了時間就沒收他的手機；但手機沒收後他就向媽媽拿手機玩，媽媽也不説他。

由於農村母親缺乏對子女校外時間的管理條件和管理能力，農村孩子的校外時間基本上處於低效使用和高能消耗狀態。夏清麗的兒子及其同學放學回家之後時間主要用於打遊戲、看電視和玩手機，有些學生甚至根本不寫作業，參加教育培訓的農村學生也是寥寥無幾。農村母親鬆散化的時間管理看似給予了農村孩子自由的空間，卻是以犧牲農村孩子的未來發展作為代價。

2. 放縱式的日常教育

較之於城市學生，農村學生的行為引導和學業教育缺乏家長的嚴厲管束，更加自由和隨意。在集體經濟時期，農村社會中的教育觀念和規則基本統一，儘管學生同樣自由，但是在原則和底線問題上，父母絕不含糊，如若子女犯錯，家長尤其是母親會對其進行嚴厲批評。然而，當前農村母親較難引導子女塑造正確的行為規範，在子女犯錯後也不敢批評，往往只能聽之任之，更遑論指導學業了。浙江 S 區還在讀初一的金同學僅13歲，就已經談過兩次戀愛，班主任知道他談戀愛不管，父母也不管。他的堂姐金某在同一個鄉鎮初中讀書，與社會青年走得近，愛罵人、愛打架，她母親不管，對她仍然很寵愛。

農村母親面對子女玩手機、打遊戲、談戀愛、打架、罵人等問題往往無能為力，也無可奈何。農村母親教育子女的傳統方式通常是身體懲罰和精神懲罰以糾正子女的不當行為，即通過“打”製造的身體疼痛和通過“罵”製造的“羞恥感”引起子女對自身不當行為的反思和修正。問題在於，隨着“打罵”教育逐漸喪失了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合法性，我國農村母親已較少使用此種方式來教育子女，但她們又未習得更為有效的教育方式，因此在子女教育出現問題時只能聽之任之，家庭就容易淪為教育的真空地帶。

3. 非理性的經濟投入

在整個經濟分層系統中，農村家庭處於資源匱乏的底層位置，也因此，農村家庭具有更為強烈的發展動力與發展願望，更加希望子女依靠教育實現人生的逆襲，也更願意為子女的教育發展投入資源。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家庭在投入資源時存在明顯的非理性取向，即他們是依據子女訴求而非發展目標投入資源，所投入的資源常用於子女的生活消耗甚至攀比“揮霍”，形成“窮人家的富二代”現象。比如浙江S區H村的王某家庭條件一般，母親還有重病，他在工廠打工，妻子做服務員，收入一般。女兒讀五年級，為了讓女兒不被人笑話，妻子總是給女兒買名牌衣服，看到別的同學有車接送，兩夫妻咬牙貸款按揭買了一輛車，每天接送女兒上下學。湖北X縣W的劉某，有一次發現大女兒跟人進網吧打遊戲，她勸説女兒出來不聽，承諾給她買一部手機，結果女兒有了手機還是要進網吧。

農村家庭的經濟條件普遍比城市家庭差，王某為了滿足女兒坐車的願望貸款買車，其妻還經常為女兒買名牌服裝，劉某為了哄女兒不進網吧而買手機，這些都是超出家庭經濟能力之外的開銷。農村母親之所以會對子女傾其所有，主要在於她們認為家庭經濟條件限制帶給子女一定羞恥感，為了彌補或掩蓋羞恥感，故而採取滿足子女物質需求的方式以彌補缺憾。

中國城鄉母職形象分化的內在根源

中國城鄉母職形象的差異，取決於城鄉家庭資源和外部環境的綜合影響。城市家庭擁有一定的資源動員能力，但同時處於教育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城市母親在付出與壓力中獲得母職權威，從而塑造出“虎媽”形象。農村家庭缺乏資源動員能力，又相對處在教育排斥的環境中，農村母親“在無能和無力中”生髮母職虧欠，由此塑造出“貓媽”形象。

（一）資源動員與教育競爭：城市虎媽的母職權威

當前中國城市社會之所以更加容易生產出“虎媽”，與教育發展的內外部原因相關。從內部原因來看，城市家庭擁有教育資源及其動員能力，城市母親可用於支配的教育資源，不僅包括家庭內部的金錢、個人時間和家庭成員的文化素質，還包括城市中的市場資源和社會資源。她們在校外時間可以調動家庭資源、市場資源和社會資源為子女構築豐富的教育資源網絡，這些綜合教育資源成為城市母親介入子女教育的底氣來源。

激烈的教育競爭則是塑造城市家庭母親形象的外在因素。儘管城市社會中教育資源豐富，但是教育競爭卻尤為激烈，城市母親不僅要為“不輸在起跑線上”競爭一般性教育資源，還要為“贏得更好的教育”競爭教育稀缺資源和稀缺機會。比如城市學校因學生眾多，優生名額和表現機會少，城市母親會不遺餘力地支持子女發展而被捲入子女的教育競爭中，通過增加陪伴的時間和力度、增強家校之間的密度等方式，幫助子女獲得更好的學習成績和更多的表現機會。

城市家庭在子女教育競爭中擁有一定的參與能力，但教育發展的資源和機會是有限的，不同家庭充分動員各類教育資源以獲得子女教育發展的競爭資本。資源動員能力既是城市家庭進入教育競爭體系的“門票”，也加劇了教育競爭的烈度與家際競爭的壓力。因此，城市家庭主要面臨兩個問題：一是要處理資源福利和資源競爭之間的關係，即在享受城市優質教育資源的同時面臨着激烈的教育競爭；二是要處理教育資源和教育責任的關係，城市家庭擁有一定的教育資源，需要在被動和主動中承接一定的教育責任。

在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中，城市母親藉助所擁有的教育資源及其動員能力，成為子女參與教育競爭的支持者和協助者，這種支持和協助使得子女具有獲得優勢教育地位的可能性，母親不僅在教育競爭中成為“功臣”，而且是教育壓力最為深切的感知者，她們在教育參與中獲得教育子女的母職權威，同時要施展母職權威以引導子女的教育實踐。

（二）資源匱乏與教育排斥：農村貓媽的母職虧欠

農村家庭的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相對匱乏，家長在教育子女時缺乏相應的教育能力，只能採取粗放化的管理模式，對子女日常生活和學習教育放鬆管理。家庭的粗放化管理在學校教育具有權威地位和主導作用的情況下不存在問題，若學校具有足夠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權威，學生受制於學校的管理要求，即使不在學校場域中，仍然能夠受到學校管理要求的規範。而在當前學校教育權威地位被不斷削弱的情況下，農村家庭無法及時跟進以協助學校教育子女，學生在學校中雖然保證身體“在場”，但是心卻不“在場”，放學回家後就將學校教育拋諸腦後，不復習功課，也不完成家庭作業，家長在其中難以發揮積極作用。

錢民輝指出，教育是人們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途徑。對於農村家庭而言，教育更是他們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不二法門，“教育改變命運”對農村學生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農村學生要改變底層命運，唯有通過教育獲得文化資本，進而獲得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才可能最終改變自身的地位。然而，當前的教育格局是家庭、學校和市場一體化，家庭經濟能力往往決定了孩童與學校和市場的親密程度，也即家庭經濟實力越強，越能上好學校，獲得的市場教育資源越多。反之，家庭經濟實力越弱，越上不了好學校，獲得的市場教育資源越稀薄。

但農村家庭的子女因家庭經濟實力薄弱，在教育競爭體系中往往只能被排斥到邊緣位置，這意味着他們向上流動的難度增大。特別是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市場教育的三重弱勢之下，農村學生屈居整個教育體系的這一邊緣位置，意味着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獲得躍升的可能。也因此，有很多的農村學生和農村學校放棄了競爭，變得愈加消極和放縱，繼而進一步強化了他們所處的邊緣位置。

由於家庭又是三重弱勢的原始弱勢，農村母親無法為子女的教育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和平台，故而對於子女發展無望的局面產生嚴重的虧欠感。當子女在發展中遇到困難和問題時，農村母親往往選擇通過一定的物質補償和縱容子女等方式彌補家庭資源限制所帶來的缺憾，卻缺乏足夠的能力和權威進行引導和糾偏，甚至被子女數落和責怪，表現出弱勢的“貓媽”形象。

（三）社會的階層分化加劇城鄉母職形象的分化

社會的階層分化使得城鄉之間的教育烈度日益加劇，城市家庭和農村家庭在子女教育上出現了愈加明顯的差異。“虎媽”和“貓媽”兩種教育風格的形成，取決於城鄉家庭資源結構差異和城鄉學生教育環境差異，並共同構築了家庭教育氛圍。

城市家庭教育資源充沛，且具有一定的資源動員能力，在面對日益激烈的教育競爭時，能夠通過充分動員教育資源應對教育壓力。當然，由於優質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稀缺，城市家庭的資源動員能力使之深度捲入教育競爭中，城市母親在教育介入中承受了教育競爭的巨大壓力，一方面享有教育子女的主導權和權威性，另一方面則要應對日益激烈的教育競爭壓力，故而城市母親所展示的“虎媽”形象實際上是由權威與壓力共同構築而成。

農村家庭缺乏教育資源，一般不具有教育資源的動員能力，只能接受基礎的學校教育資源，而農村教育資源實際上又處於整個教育競爭體系的底層，農村學生所享有的學校資源和市場資源處於教育競爭體系的邊緣位置，面臨着去競爭化和對未來缺乏規劃的教育環境。農村母親不僅難以改變學校教育資源狀態，而且難以注入充沛的家庭教育資源，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子女教育競爭失敗的“原罪”，農村母親由此產生強烈的虧欠感，通過溺愛、退縮等方式面對子女，故而農村母親的“貓媽”形象是由無奈和無力共同構築而成。

走出教育家庭化與教育資源內卷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孩童教育主要是在學校中完成，學校是教育的主要場所。當前我國孩童教育卻逐漸出現家庭化的趨勢，家庭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甚至超越其可承載的能力。最終，家庭環境的差異和教育競爭的狀態，共同決定了城鄉家庭中的母職形象和母子關係——城市家庭偏向於嚴格的“虎媽”教育，母子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權威型關係；農村家庭偏向於鬆散的“貓媽”教育，母子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虧欠型關係。這也意味着，教育家庭化給城鄉家庭教養制度帶來了新的變化，家庭教養制度成為與學校教育制度同等重要的制度形式。

城市家庭教養制度的理想類型是民主型的家庭教養制度，家庭內部的成員關係是民主平等的關係，每個成員都能夠自由表達自身的意見和訴求，能夠按照自身的想法行事，未成年人同樣擁有自主表達的權利。然而，隨着教育競爭壓力從學校向家庭轉移，城市母親承接了更多的教育責任，要通過充分調動教育資源應對日益增長的教育壓力，母親具有絕對權威，子代則處於服從位置，母子之間形成的是權威型關係，民主型的教養制度被教育壓力所改變，形成城市家庭“壓力型教養制度”。

傳統農村家庭教養制度的理想類型是專制型家庭教養制度，家庭內部成員之間是不平等的關係，父代在家庭中享有絕對權威，子代幾乎是無條件服從於父代權威，後者缺乏自主表達意見的空間，扮演的是絕對服從者的角色。在教育競爭壓力從學校向家庭轉移的情況下，農村學生因處於教育競爭體系的邊緣位置，且難以獲得來自家庭資源的助力，農村母親無法承接教育責任，對子女產生強烈的虧欠感和負疚感，只能任由子女自由成長；而子女享受着母親因虧欠感所帶來的溺愛與投入，彼此之間無法建立引導與被引導、教育與被教育的關係，形成一種“鬆散型教養制度”。

“虎媽”和“貓媽”是家庭資源能力和教育競爭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壓力型教養制度”和“鬆散型教養制度”是城鄉家庭根據既有環境作出的家庭教育調試，家庭已然成為影響教育的關鍵性變量，甚至可以説，這或許意味着個體競爭時代的結束和家庭競爭時代的開始。換言之，當“寒門再難出‘虎媽’”，不僅寓意寒門家庭母職形象的變化，更吹響家庭競爭時代來臨的號角——寒門母親受制於家庭資源限制和教育結構中的邊緣地位，極可能徹底喪失指導子女教育的權威。在不斷強化家庭教育的今天，出生於城市家庭和農村家庭，意味着他們的人生之路可能完全不一樣。尤其對於寒門學子而言，“虎媽”的消逝使得他們可能喪失獲得教育發展的最後一根稻草，家庭不再成為可依賴和可指導的力量。

城鄉母職形象的變遷，同時敲響了教育異化的警鐘。從教育異化的角度來看，城鄉母職的分化實則是我國教育競爭異化的結果，城鄉母職的差異化表現是教育異化的一體兩面。城市母親和農村母親在三個層面表現出一致性：一是教育目標的一致，兩者均認同教育之於家庭發展的意義和階層流動的功能；二是教育焦慮的一致，城市母親在教育極化的環境中焦慮，農村母親在教育去競爭化的環境中焦慮，只是兩者焦慮的焦點和應對教育的能力不同；三是教育投入的一致，城鄉母親都盡己所能為子女的教育發展投入資源，但都存在着教育資源投入內卷化的問題。

由此可見，城鄉母職形象分化和家庭教養制度的差異背後，不僅反映出城鄉教育差距加劇的問題，還反映出國家教育體制異化所帶來的全民焦慮問題，潛伏着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要徹底解決教育家庭化所帶來的全民焦慮問題，一方面，國家必須尊重教育發展和社會化分工的基本規律，重構城鄉學生的教育發展環境，均衡城鄉學校的生源數量和生源結構，避免教育競爭趨於極化，以及教育去競爭化後趨於兩極分化。另一方面，要使得教育重新迴歸學校，使學生在學校中能夠接受專業系統的教育，將家長從子女教育不可承受之重中解放出來；與此同時，探索合理的家校合作模式，釐清家校權利邊界和責任界限，建立家校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和家校各自的生產發展空間。如此，方有可能使城鄉孩子儘快迴歸正常的教育社會化的環境，使城鄉家庭迴歸到有序的生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