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在鉅變的世界中，構造生活意義需要回歸“常識”_風聞

項飆｜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本文係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慶所作，原標題為《生活意義的構造須迴歸“常識社會學/人類學”》

本文將刊於《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5期，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未經註明，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1992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慶祝建系10週年，費孝通來校演講，其發言後來在《讀書》上以《孔林片思》為題發表。在講話中他提道：“我們這個時代，衝突倍出。海灣戰爭背後有宗教、民族的衝突；東歐和原蘇聯都在發生民族鬥爭，炮火不斷。這是當前的歷史事實，在我看來這不只是個生態失調，而已暴露出嚴重的心態矛盾。我在孔林裏反覆地思考，看來當前人類正需要一個新時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須是不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時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從高一層的心態關係去理解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他還講道：“現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全球性的戰國時代，是一個更大規模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在呼喚着新的孔子，一個比孔子心懷更開闊的大手筆。”

比起1992年，這些話似乎更契合2022年的世界格局。只是30年後的衝突更深更復雜，而“新時代的孔子”更難以期望。那次講話的核心思想是社會學研究要從 “社會生態”擴展到“社會心態”，不僅研究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還要進入人心內部。筆者當時有疑惑：如果研究社會心態，那不就是成了社會心理學和文學嗎？社會心態研究和思想宣傳之間又是什麼關係？換句話説，社會學怎麼可以作出自己獨有的貢獻？

社會學的邏輯起點與“常識社會學/人類學”的出場

“心態研究”的説法在長時間讓筆者感到困惑，是基於筆者自身對社會學的基本理解。在費孝通的講話之前，筆者寫了一篇關於“社會學的邏輯起點”的文章。那是因為在1991年大學一年級《社會學概論》課上，教材説社會學的起點是社會關係，但是任課老師提出社會學的起點應該是人。這一爭議當然是和1980年代初期中國思想界關於人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起點的爭論直接相關。如果社會學的起點是人而不是關係，那麼個體層面上的情緒心態就應該是社會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筆者當時的想法是：人可以是社會學的實證起點，但是社會學的邏輯起點應該是社會關係。所謂“實證起點”，是指從哪裏開始蒐集資料。社會學家當然可以從觀察個人行為和個人心理開始。但是如果只以個人為思考中心，那麼拿到材料之後下一步該怎麼走就成了問題。因為人是複雜、多面向的，我們無法判斷更應該關注哪一個側面，觀察到多個側面之後，怎麼去分析這些材料。所謂“邏輯起點”，是指引導我們組織材料、思考的基本線索。把關係視為邏輯起點，意味着把關係看作社會構成的基本要素，把我們觀察到的個人行為和心理都編織到關係這個維度上來，沿着關係這條線分析推演。

30年後，筆者依然認為社會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分析關係、結構、系統、歷史等個人無法直接把握的內容。社會思潮、意識形態還有所謂“文化”，當然是結構性事實的重要部分，但是它們不能被化約為個體層面上的心態。筆者現在也強烈意識到個體心態和情緒的重要性。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年羣體，提出社會學科應該幫助人“安身立命”。**這不僅發生在中國，也是全球的普遍現象，是大眾在新條件下對社會學研究研究真實、迫切的要求，研究者必須認真面對。如果要實現“安身立命”，那麼我們的分析必須要落實到個人命運的層面上。

一時的房價漲落、就業波動、各種突發事件，都可能確實是歷史的塵粒，但是社會研究的目的不是僅僅去説明事件在長時段的客觀分佈，也必須説明它們對具體人的影響。必須解釋“塵土如何成山”。一項社會研究對某個個體有意義，必然要觸動其對生活認知、對世界的理解。從而，這項研究也就對與之類似的其他人有意義，進而引起廣泛的反思。世界很複雜，關鍵是你怎麼看。如果社會研究不能影響到個體層面上的認知，那麼它就很可能失去了這個關鍵。筆者把這樣的研究暫時稱為“常識社會學”和“常識人類學”。

“常識社會學/人類學”把常識作為對話對象，力圖解答常識中的困惑，期望通過交流改變公眾常識。常識是人們根據生活經驗直接形成的認知。比如“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萬物皆內卷”等，都是21世紀初中國大小城市人們的常識。這些常識是真實經驗的反映，但也是不繫統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扭曲的。常識裏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帶着強烈的問題意識，藴含着對變化的期待（追問“為什麼會這樣？”）。但是這樣的期待又不斷被壓制和自我遏制（“想那麼多沒用，有了財務自由後再説”也是重要的常識）。“常識社會學/人類學”以這些常識提出的問題為問題，向公眾解釋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為其反思自己的生活提供思考工具，為他們改變自己的想法打開一扇窗口。

“常識社會學/人類學”的特徵

第一，“常識社會學/人類學”不是把常識當作研究對象，而是把常識作為對話對象。近年來，社會科學把心態、倫理、情感列入研究對象，擴大了研究範圍，為“常識社會學/人類學”提供了重要參考。但是“常識社會學/人類學”主要不探求焦慮、壓力的心理感知過程，而是去分析焦慮和壓力的社會成因，從常識問題出發去看社會的總體構成和矛盾所在，要知道的是為什麼、怎麼辦？

第二，在“常識社會學/人類學”看來，青年人意識上的波動，比如喪、躺平、民粹、憤青等，不是因為所謂道德水準下降，而是他們在質問、在反思。“精緻利己主義”不完全是自私自利。精緻利己主義者往往要強制自己只關注自己眼前的利益而不去考慮別的。自私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負擔，精緻利己主義者這麼做，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對別的意義形成方式保持距離。這是潛在的質疑。在世界很多地方，民粹甚至極端右派情緒的興起，體現了邊緣羣體對主流社會經濟模式的反叛。這些常識當然有問題，其根源是這些常識意識到了客觀問題，但是不能全面把握客觀情況。在此背景下，更全面的常識可能會化解很多問題。

第三，“常識社會學/人類學”重視糾結。糾結是指人們意識到的矛盾現象，糾結的矛盾性同時體現在客觀情況和主觀意識中。比如，“內卷”是一個例子。作為客觀現象的“內卷”是矛盾的，即在邏輯上解釋不通；反映在主觀意識上的它也是矛盾的——大家希望退出“內卷”，但又看不到出路，而且還自覺不自覺地強化“內卷”。糾結藴含着豐富的、需要解釋的問題。在這方面，福柯的研究有重大影響，他看到了1960年代以後西方社會中的糾結，比如彌散性的個人自由和彌散性的權力之間的緊張關係。他的分析對象是歷史變化的，但是他真正要處理的問題是當下的糾結和痛點。馬克思則抓住了更大的糾結：為什麼人造物（商品特別是貨幣）會反過來統治人？

第四，“常識社會學/人類學”要讓人們在理論中看到自己。比如“橄欖型社會具有穩定性”的理論，對於普通人來講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人們在此類抽象圖景裏面看不到自己。如果我們可以描畫出在“橄欖型社會”中，上層、中層、下層之間是什麼關係，這個關係是什麼“味道”（彼此見面怎麼打招呼，彼此間是否頻繁交友通婚，上下流動是怎麼發生的），那麼人們就可以看到現在的生活和這個理想圖景的區別在哪裏、具體問題在哪裏，從而可以一起思考和行動。帕森斯的行動結構理論、人類學裏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人格類型、文化模式理論等等，可以實現自圓其説，但不能激發新的思想，因為它們是從外往裏看畫出的圖像，是封閉的。而“差序格局”“社會資本”“經濟倫理”這樣的概念之所以被廣泛使用，是因為它們是從裏往外看，是開放的、發散的；人們可以進入這些概念圖景，從而調動自己的經驗來思考大問題。親屬制度、家庭社會學、代際關係、性別關係的研究對象重疊，但是它們的活力和社會影響有顯著不同。親屬制度和家庭社會學通常把親屬和家庭作為一個系統或者單位（考慮它們的形態、分類、功能、歷史演變等等），大眾進入不了這樣的理論概念。而代際關係、性別關係直接突出“關係”，包括各種緊張、矛盾、鬥爭的關係，具有代入感。理論成為公共思考甚至行動的工具。讓大眾在研究分析中看到自己，並不意味着研究一定要突出個人。以布迪厄的理論為例，並沒有把個體放在中心位置，但是可以馬上“認得”所分析的問題，如為什麼實際的社會不平等在平等主義的制度下不斷延續，他的理論提供了新的眼光、新的視角。

第五，“常識社會學/人類學”繼承了實證研究的傳統，強調材料的豐富和可靠。要説明特定常識背後的力量，我們必須仔細地分析勞動關係、家庭關係、財產關係、性別關係等，要説明“內卷”“躺平”等話語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史。常識的問題總是綜合的，因為生活本身是綜合、多面的。家庭、工作、教育、吃住、交友等是穿插在一起的。所以常識社會學/人類學要提供的是立體的生活“構型”，而不是侷限於單個範疇（像“教育”或者“婚姻”）的線性的推演。費孝通在1992年説孔夫子研究心態“落入了封建人倫關係而拔不出來，從實際出發而沒有能超越現實”。孔子沒有能超越現實，顯然不是因為他沒有批判現實，沒有提出價值標準。孔子缺的可能正是實證：他沒有看到實踐的內在矛盾，和人們不斷變化的慾望和能力。這樣意欲改善社會的禮教逐步變成了束縛甚至壓迫人的教條。同時，常識的問題必然帶有價值判斷。“常識社會學/人類學”需要把實證研究和價值關懷結合起來。不能只問是什麼、怎麼樣，也必須要問為什麼。如果我們把社會理解為沒有靈魂的巨大的機器，着力刻畫各個齒輪如何有效磨合在一起，而不考慮會產生什麼效果，那麼順利滑行的齒輪可能是噩夢似的磨盤。

第六，“常識社會學/人類學”不是“通俗社會學/人類學”。“常識社會學/人類學”希望和大眾形成深度溝通，但是不一定追求好讀易懂。試圖真正解答日常苦惱、進入人們心靈的分析，很可能是艱澀難讀的。歷史上改變了我們常識的文本，往往都不好讀。像馬克思對異化、商品拜物教、商品的分析，後來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大量研究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程度非常高。但是它們有實質性的思想，觸動人們的痛處。這些研究就有生命力。大眾會主動通過各種方式，如説簡本、解説本、文藝創作，來與這些思想進行對話。相反，一些所謂“大眾人類學”的文本（包括Sherry Ortner 所説的1980年代以來的“受苦民族誌”），帶有強烈的情緒和故事性，甚至用小説的寫法來撰寫研究報告，但在大眾看來，它們無非是對生活片段的刻意記錄，並沒有提供新的理解。如果迎合常識，就無法改變常識。“常識社會學/人類學”的分析和思想必須超越常識。

影響了常識的研究往往是反常識的。比如薩林斯論證原始社會生活的豐裕性，提出現代的“稀缺”的概念是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人為慾望的反映。David Graeber 顛覆了我們對貨幣的常識理解。貨幣的起源不是交換的方便，而是為了控制，和債務關係直接聯繫在一起。James Scott 和費孝通都指出，“民族”不是自古有之的羣體，而可能是同一個羣體在控制-逃離-互動-疏離過程中形成的分化。迎合、強化主流常識的，往往是值得警惕的理論。自由主義經濟學把自己表現為“常識”：人是自私的，人總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競爭是分配資源、調節社會關係的最有效方式。貪婪變成了美德。大家明明知道自己和別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活生生要剝離、壓制自己的情感、道德、心理，因為沒有別的常識語言和實惠論抗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女人善妒”等話語都是相當特殊的理論，但是它們進入併成為了“常識”，所以有巨大市場。“常識社會學/人類學”所以重要，因為爭取常識是當下重要的戰場。

第七，“常識社會學/人類學”必然是介入式的研究。研究的問題從公眾中來，研究的分析回到公眾中去。“以前的哲學家力圖解釋世界，而真正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首先要和世界交流，幫助人們形成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常識社會學/人類學”力圖激發和動員大眾對生活的批判性思考。要達到這一目的，研究者需要和藝術工作者、傳媒工作者、社會行動者密切合作。1992年費孝通在北大的演講中，着重提到他在山東拜謁了梁漱溟先生的墳。兩位先生的親密關係是基於他們要通過知識改造社會的共同志向。社會介入是他們學術生命的基礎。如果沒有介入的願望，費孝通可能不會有這一系列的思考，今天的討論也就可有可無。

費孝通

世界很複雜，瘟疫、戰爭、飢餓、天災等我們原以為已經被控制的力量，突然捲土重來。但是世界的複雜不一定導致心態的紊亂，世事多變不必然導致生活的紛亂和意義的缺失。在“冷戰”時期，核威脅無時不在、局部衝突不斷，但東、西方的心態都相對穩定。我們今天覺得世界讓人焦慮，關鍵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看。當然，我們不可能對戰爭天災形成自己獨立的判斷，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自己的社會位置在哪裏、知道自己瞭解什麼和不瞭解什麼，知道在具體的環境裏面應該怎麼想怎麼做。疾病、戰爭等會影響我們，但必然是要通過我們的個人計劃、工作環境、學習情況、家人鄰里等常識世界而產生影響。如果我們不去審視引導我們生活和意識的常識，而是被遙遠的巨大事件所驅遣，被社交媒體上的情緒化的抽象話語所裹挾，那麼心態必然混亂。我們不可期望調整全人類心態的孔子、樹立心態原則的經書，重要的是就常識本身展開對話。在我們構造生活意義的時候，讓我們把意義建立在一個自己能夠觀察、能夠直接反思、能夠改變的周邊和常識的基礎上。